美媒：印度人恨透了特朗普，要不是他壞事，印度就是下一個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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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印度民間，對特朗普的不滿情緒愈演愈烈，許多人堅信，若非他執政期間的一系列出人意料之舉，印度本有機會接過中國制造業轉移的歷史機遇，真正邁向“世界工廠”的地位。

在國際地緣格局的認知中，印度長期被視為美國戰略布局中的關鍵伙伴，尤其是在“印太戰略”框架下，被賦予牽制區域力量平衡的重要角色。

從邏輯上講，美國理應全力推動“印度制造”崛起，將其打造為替代“中國制造”的新樞紐，構建更加多元化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這一設想看似順理成章。

但現實是，當時執掌白宮的是一位習慣打破常規的政治人物，他的決策方式并不遵循傳統外交與經濟合作的路徑，這讓印度的期待落了空。

不少印度企業家和政策觀察者談及特朗普時仍難掩憤懣，他們認為，正是這位前總統反復無常的貿易政策打亂了原本清晰的發展節奏。倘若沒有那些突如其來的關稅威脅，印度完全有可能承接更大規模的產業轉移。

這種觀點并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在中美關系緊張加劇之際，印度確實在美國的地緣棋局中占據著顯著位置。理論上，美國應當通過市場準入、技術合作與政策支持，幫助印度強化其制造業基礎，從而實現對華供應鏈的替代。然而，特朗普政府的選擇卻截然相反。

隨著中美貿易戰全面展開，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高額關稅，部分品類如玩具的稅率一度飆升至145%。面對成本壓力，美國進口商迫切尋找新的供應來源。而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且享有政府激勵政策的印度，迅速成為備選熱點之一。

那段時間里，印度多個行業迎來了短暫繁榮：玩具廠訂單激增，紡織企業加班加點，電子組裝線也紛紛擴產。就連沃爾瑪等跨國零售巨頭也開始將部分采購轉向印度，試圖建立更安全的供應渠道。一時間，“印度制造”似乎正站在歷史風口之上。

當地廠商信心高漲，投入巨資引進先進設備，升級生產線，并努力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質量控制與物流體系，只為抓住這千載難逢的窗口期。

他們普遍相信，只要能穩住當前勢頭，再輔以美國的戰略扶持，取代中國在全球制造版圖中的地位只是時間問題。

但他們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美國的支持從來都不是無償的，尤其在“美國優先”的治國理念主導下，任何國家的合作都必須服務于本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印度也不例外。

轉機出現在特朗普突然宣布擬對金磚國家實施高達100%的懲罰性關稅，理由是打擊繞開美元結算體系的嘗試。這項未事先溝通的政策震動了整個南亞經濟體。

印度制造業瞬間陷入恐慌。彼時許多工廠已大規模擴張產能，資金鏈高度依賴出口回款。一旦高關稅落地，不僅利潤歸零，連本金都可能血本無歸。

為規避風險，各大企業爭分奪秒趕工出貨，甚至不惜動用昂貴的航空運輸搶運成品，只為在政策生效前完成交付。盡管如此，市場的信心已被嚴重動搖。

這種不安情緒不僅影響印度本土企業，更波及到美國采購方的心理預期。

對于商業決策者而言，可預測的成本上升尚可通過調整定價或優化流程應對，但政策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才是真正的致命傷。

原本已有眾多美國公司啟動“去中國化”計劃，準備將生產基地遷移至印度，但特朗普的關稅威脅讓他們重新評估風險。

誰愿意在一個今天可能享受優惠、明天就被征收百倍關稅的地方投資建廠？相比之下，越南展現出更強的吸引力——雖然人力成本略高，但政治穩定、通關高效、產業鏈日趨完善，更重要的是，沒有頻繁突襲式的政策震蕩。

其實，特朗普對印度采取強硬貿易立場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其整體對外經濟策略的一部分。

早在2018年，他就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歐盟、加拿大等親密盟友加征鋼鋁關稅，引發多國反制，顯示出其“無差別施壓”的風格。

對于印度，美方更是呈現出明顯的言行不一：一邊高調宣稱其為“印太核心伙伴”，一邊在經貿領域步步緊逼。2019年單方面取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GSP），直接導致約190億美元商品失去免稅資格。

這種表面拉攏、實則壓制的做法，揭示了美國的真實意圖：僅愿將印度作為地緣博弈的棋子，而非真正扶持其成長為獨立強大的制造業中心。

當然，印度未能把握住中美摩擦帶來的窗口期，也不能全然歸咎于外部因素。其內部結構性缺陷早已埋下隱患。

盡管擁有龐大的年輕勞動力資源，但僵化的勞工法律嚴重制約企業發展彈性。企業若想裁員，需經復雜審批程序，導致雇主不敢輕易擴大用工規模，生怕訂單波動時陷入被動。

基礎設施短板同樣突出。港口作業效率低下，貨物清關常耗時數周；相較之下，越南同類流程速度快出三成以上。

電力供應也不穩定，許多工廠不得不自備柴油發電機，額外增加運營開支，削弱了價格競爭力。

更為致命的是產業鏈的脆弱性。

多數所謂“印度制造”實為“印度組裝”——原材料如布料、芯片、塑料件等仍高度依賴中國進口，僅在本地完成最后裝配環節。這種模式在貿易平穩時期尚可運轉，一旦遭遇外部沖擊便極易斷裂。

反觀中國，經過數十年積累，已形成覆蓋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物流的完整工業生態，即便面臨關稅壓力，綜合成本優勢依然顯著。

越南雖尚未達到同等水平，但近年來持續投入建設電子、紡織等產業上下游配套，并憑借與歐盟、日本等多個經濟體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獲得更穩定的關稅減免通道，競爭優勢逐步顯現。

莫迪政府提出的“自力更生印度”倡議，初衷正是要彌補這些短板，通過財政補貼與政策傾斜培育本土供應鏈。但執行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

補貼申請流程繁瑣冗長，中小企業往往因材料復雜或審批拖延而無法受益；所謂的“國產替代”產品又因技術水平不足，難以滿足國際客戶對品質的要求，最終仍需進口解決。

此外，官僚系統效率低下也是外資望而卻步的關鍵原因。開辦一家工廠需要跑十幾個部門，蓋上百個章，整個過程動輒耗時半年以上。這種營商環境顯然不適合追求效率與確定性的長期投資者。

中美貿易戰初期，印度確實迎來一波短期出口增長：2019至2020年，紡織品出口同比增長12%，電子產品組裝出口增長8%。但這股熱潮并未持續。

隨著特朗普關稅威脅浮現以及自身弱點逐一暴露，訂單迅速流向更具韌性的替代市場。到2020年后，印度紡織業出口增速驟降至3%，而同期越南電子產品組裝出口增幅高達20%。

這一鮮明對比清楚表明：即便沒有特朗普的干擾，印度距離成為“下一個中國”仍有巨大鴻溝。

將制造業夢想破滅的責任全部推給特朗普，其實是回避了問題的核心。

美國無論由誰主政，都不可能真心扶植一個未來可能挑戰其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競爭對手。即使換一位總統，也不會允許印度取代中國成為全球制造中樞。

而印度自身的制度障礙——包括僵化的勞動法規、落后的基礎設施、斷裂的供應鏈體系以及低效的行政服務——才是真正阻礙其產業升級的根本癥結。

特朗普的關稅威脅不過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印度制造業虛胖的本質，也加速暴露了那些長期被忽視的深層矛盾。

對印度而言，真正的啟示不是怨恨某位外國領導人的情緒化政策，而是必須直面自身的治理短板與發展瓶頸。

要想真正成長為世界級制造業強國，不能只依賴外部危機帶來的臨時訂單轉移，也不能寄望于他國口頭承諾的戰略支持。

唯有腳踏實地改善交通、能源、港口等基礎設施，簡化行政審批，改革勞動法規，推動本土技術研發與產業鏈整合，才能贏得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否則，哪怕沒有特朗普，也會有其他變量打斷其發展進程?！笆澜绻S”的愿景，終究只能停留在口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