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

作者|李佳倩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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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將“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置于“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戰略布局中，對“加強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辦好特殊教育、專門教育”等作出系統部署，為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指明了方向。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指引，對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推進未成年人法治工作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推動未成年人法治實踐創新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與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是影響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源頭性、基礎性問題，也是人民群眾最關心的重要民生問題之一。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將其立場、觀點、方法運用于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全過程各方面，對推動未成年人法治實踐創新、有效回應新時代挑戰、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根基，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建議》通篇貫穿“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強調“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主要可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在價值立場上聚焦權益保護，從單純的懲罰主義轉向對社會成因的系統性治理，將重心置于修復性司法與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二是在治理過程中強調人民參與，通過動員廣泛的社會力量，構建社會支持體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三是在治理成效上落腳于人民評價，將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作為核心評判標準，這也是對《建議》強調的“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直接回應，與《建議》中“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完善空巢老人、困境兒童、殘疾人等群體服務保障體系”等具體部署一脈相承，回應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安全環境的深切關切。

堅持系統觀念，完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治體系。系統觀念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思維方法，為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提供科學方法論。《建議》明確提出“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強調“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這正是系統觀念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具體運用。未成年人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多層次的整體性謀劃。第一，系統構建法治體系。未成年人法治體系的構建，要從法律規范、法治實施、法治監督、法治保障等多個維度發力，推動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核心，涵蓋實體法、程序法的綜合性法律規范群。第二，整體推進法治工作。統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個環節，以發揮未成年人法治工作的整體效能。第三，協同聯動法治主體。“六大保護”體系覆蓋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各方面，亟須打破部門壁壘，推動各主體從“各司其職”向“協同治理”轉變，形成信息共享、責任聯動、功能互補的保護合力。

堅持問題導向，推動未成年人法治實踐創新。在未成年人法治工作中，必須直面痛點難點重點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并加以落實。首先，要正視當前法治體系的短板。例如，現有法治體系對低齡未成年人嚴重犯罪行為的矯治干預手段不足，分級干預體系尚不完善，專門教育與司法程序的銜接不暢有待加強。《建議》明確提出要“辦好特殊教育、專門教育”，這為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矯治干預提供了政策支撐，也為破解分級干預體系不完善、專門教育與司法程序銜接不暢等問題指明了方向。其次，聚焦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風險。當下，網絡空間已成為未成年人保護的關鍵領域，網絡欺凌、隔空猥褻、網絡黑灰產等新型犯罪形態對傳統治理模式構成挑戰。為貫徹落實《建議》關于“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要求，亟須針對網絡直播、網絡游戲等新興業態的監管盲區，開展專項治理，壓實平臺責任。最后，強調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司法辦案不應止步于個案處理，更應“既治已病，也治未病”，通過大數據分析、類案研究等方式，深入挖掘案件背后的社會治理漏洞，推動相關領域制度完善。

以“六大保護”協同共治為抓手，構建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新范式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開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分別為54954人、73998人、78467人、97380人、101526人。這表明貫徹落實《建議》提出的“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任務依然任重道遠。應對這一時代命題，亟須構建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系統治理為核心，以社會協同為保障，不斷完善我國未成年人法治保護體系。

貫徹落實“人民至上”理念，構建中國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要突破部門法的思維局限，推動未成年人司法從“附屬性”向“體系性”轉變。在立法層面，應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為統領，推動完善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銜接的法律法規體系，系統整合散見于部門法中的特殊規定，明確其獨特的價值追求、基本原則與程序規則。在司法層面，要進一步推進司法機構的專門化建設，建立一支精通法律、教育學、心理學的專業化司法隊伍，確保特殊程序規則得到有效執行。

踐行“系統治理”理念，發揮司法保護在綜合治理中的樞紐功能。在“六大保護”體系中，司法保護是最后一道防線。《建議》明確要求“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強化檢察監督”。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檢察機關因其在訴訟程序中的獨特地位及法律監督職能，天然扮演著承上啟下的樞紐角色。當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正經歷從“刑事主導”向“四大檢察”職能聚合的深刻轉型：縱向上，其職能貫穿事前預防（如法治教育、公益訴訟）、事中干預（如分級處遇、訴訟監督）和事后矯治（如幫教回訪、刑罰執行監督）的全過程；橫向上，通過“四大檢察”的綜合履職，可系統應對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復雜法律問題。這種“縱向貫通全程、橫向覆蓋全域”的履職模式，可構建起集懲罰、保護、矯治、治理和預防為一體的法律監督體系，充分彰顯“系統治理”理念在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中的實踐價值。

堅持問題導向，以“六大保護”協同推動源頭治理。未成年人保護的實效有賴于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建議》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引導各方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六大保護”體系為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綜合治理奠定制度框架，而框架落地的關鍵在于構建權責清晰、運轉高效的聯動機制。檢察機關在其中應發揮杠桿作用：一方面，通過法律監督，督促家庭、學校、網絡平臺、政府職能部門等主體切實履行法定職責，解決“履責不力”或“履責缺位”的問題；另一方面，主動加強與民政、教育、共青團、婦聯等部門的協作，建立常態化的信息共享、個案會商、危機干預機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貫徹落實《建議》提出的“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更好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作用”“加強青少年發展、婦女兒童事業發展政策保障”等要求，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形成家庭盡責、學校守責、社會協同、司法保障的未成年人保護新格局，真正實現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

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提供了行動指南。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運用“系統觀念”的思維方法、秉持“問題導向”的實踐要求，構建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制度，發揮司法保護在系統治理中的樞紐作用，健全“六大保護”協同聯動的社會綜合治理機制，推進新時代未成年人法治工作高質量發展。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