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記憶中的筱蘇（史念海）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筱蘇(史念海)老師的名字，是在1978年初夏。我因年齡超過三十一足歲，在1977年恢復高考時無法報名。到1978年研究生公開招生時年齡放寬至四十足歲，又沒有學歷要求，就抓住這最后機會。當時只是為了圓此生“考大學”的夢想，并未寄多大希望。初試結(jié)果我獲得復試資格，按規(guī)定可以享受十天復習假，這才臨時抱佛腳，一本正經(jīng)地復習了。知道復試時要考專業(yè)了，但家中和供職的中學根本沒有歷史地理方面的書，只能去上海圖書館。到了參考閱覽室，才發(fā)現(xiàn)其他考生早已捷足先登，周圍坐的幾乎都在準備復試。那天我到得早，居然順利地借到了《中國歷史地理名著選讀》。正看著，一位讀者過來問：“你是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專業(yè)的吧?”因為此專業(yè)在上海只此一家，他一猜即中。原來他就是報考復旦歷史系的顧曉鳴，經(jīng)他介紹，認識了同時在復習的、以后成為同門的顧承甫等人。原來他們是因為借不到這本專業(yè)性很強的書，肯定室內(nèi)已有同專業(yè)的考生，才找到我的。在他們的桌上，我看到了史先生所著《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所著《步芳集》。

在以后幾天里，我第一次讀《河山集》,盡管我那時毫無歷史地理專業(yè)基礎，更不懂他所論述的具體內(nèi)容，但讀來覺得明白易懂，引人入勝。其中的《釋〈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zhàn)國時代的經(jīng)濟都會》一文的內(nèi)容我以前并不了解，但讀后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以后撰寫《西漢人口地理》時還在運用于論述關東的經(jīng)濟地理基礎。對三國和諸葛亮的歷史我是比較了解的，有關史料大多看過，史先生的《論諸葛亮的攻守策略》卻使我耳目一新，因為此前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還能這樣考慮問題。

成為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后，我開始在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的指導下，比較系統(tǒng)地學習已有的研究成果，史先生的《河山集》和其他論著自然在必讀之列。但直到1981年10月我作為譚先生的助手隨同他去陜西師大開會，才有機會瞻仰史先生的風采，接受他的教誨。10月17日清早，譚先生與我在上海登機，經(jīng)停南京、鄭州，下午1時半才到達西安機場。那時沒有手機，連打電話都不方便，史先生早早就在機場等候。在出口處，我第一次見到史先生。盡管已年近七旬，身材魁梧的他精神矍鑠，熱情地向譚先生問候，扶持上車。到了學校專家樓，史先生詳細詢問助手和接待人員，知道全部安排妥當了才放心。

這次會議安排了考察壺口瀑布。10月21日一早不到8點就出發(fā)了，一行四十余人坐一輛大客車，中午就以面包充饑，翻山越嶺經(jīng)過黃龍山脈，晚上7點半才到達宜川。第二天5點半就出發(fā)，在孟門山下的公路橋步行至對岸的山西吉縣，又返回北行，近距離觀賞瀑布。陳橋驛先生在現(xiàn)場講解，將《水經(jīng)注》中的記載與現(xiàn)場一一對照，說明自6世紀來地貌的變化。下午從宜川返回，途經(jīng)白水縣晚餐。由于路程長，路況差，直到午夜1時才回到專家樓。史先生全程同行，還要兼顧安排，比大家更勞累，但第二天早上又出現(xiàn)在專家樓。譚先生對他說：“你膽子真大，帶著我們這批老頭走那么一次。”史先生笑著說：“這條路我走了不止一次，沒有問題的。”原來在“文革”后期，陜西省軍區(qū)為了落實戰(zhàn)備，請史先生為他們研究歷史軍事地理，專門調(diào)撥一輛吉普車給他用，史先生如虎添翼，走遍了黃土高原各地，為《河山集》開了新篇。

1986年秋，譚先生應河南安陽市之邀參加七大古都的論證會。安陽應列這七大古都之一的觀點是譚先生提出來的，得到了由史先生發(fā)起成立并擔任會長的中國古都學會的響應和肯定。會議期間考察安陽、內(nèi)黃、湯陰等地，譚先生和史先生全程參加。當天一些考察點尚未通汽車，離公路有一段距離，有時還是走山路，史先生健步如飛，毫無倦容。去內(nèi)黃時一路黃沙滾滾，從停車處進寺廟時就像走在沙漠中，步履維艱。看史先生踩著穩(wěn)健的步伐，我仿佛看到了《河山集》中他考察過的路程在不斷延伸。

史先生(左三)與譚其驤先生(左四)等在安陽古都考察(左二為作者)

第一次見到史先生時，他就對我說：“我也是譚先生的學生。”關于這段歷史，在我為譚先生起草自傳稿時已經(jīng)聽譚先生說過了。其實史先生只比譚先生小一歲，出生于1912年。不過因為譚先生上學早，中間又跳了幾級，所以到1933年，譚先生已畢業(yè)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并在輔仁大學兼中國沿革史的課了，而史先生上學較晚，還是輔仁大學的學生，選修了這門課。此后，史先生就與譚先生成了禹貢學會的同人，并且是學會的駐會會員、顧頡剛先生的學生，與譚先生師出同門。中國地理學會設立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后，他與譚先生同為副主任。他還擔任過陜西師范大學副校長、省民主黨派負責人。但他對譚先生一直執(zhí)弟子禮，往復信函中都是如此，前輩的謙恭風范令人感動。

但在學術討論中，他們卻總是當仁不讓，毫不含糊。上世紀70年代末，譚先生研究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一條《山經(jīng)》中記載的下游河道，并對西漢前的黃河下游河道作出了多次改道的新說，撰寫了兩篇論文，其中涉及史先生以往論著中的觀點。譚先生將文稿寄給史先生提出商榷，史先生仍堅持己見，復長函辯論。譚先生進一步查找文獻，仍不同意史先生的觀點，又逐點討論，并最終寫入論文公開發(fā)表。有一次他們對陜西本地學者王重九的一篇論文產(chǎn)生分歧，譚先生認為王文不失為一家之言，可以在《歷史地理》上發(fā)表；史先生覺得王文學術水平差，觀點牽強，不值得發(fā)表。他們之間不僅書信往復，還當面發(fā)生爭執(zhí)。我見他們言辭頗激烈，又不便插話，只能避之室外。但等我返回時，他們已恢復平靜，繼續(xù)談其他學術問題。他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并未受到學術觀點不同的影響，當史先生的歷史軍事地理論文結(jié)集出版時，譚先生熱情地撰寫序言，給予高度評價。而當譚先生主編《國家歷史地圖集》時，史先生欣然出任編委，擔任農(nóng)業(yè)圖組主編。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來自：張世林主編《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