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收復臺灣后，為何不立明朝王爺當皇帝？康熙一句話道破真相

提及鄭成功，很多人腦海里就會浮現“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以及“南明抗清支柱”的形象。然而，許多網友對鄭成功的歷史評價通常一種誤解，那就是他在臺灣建立抗清基地之后，并沒有擁護南明宗室——寧靖王朱術桂為帝，直到兒子鄭經繼承位置，始終不立任何南明宗室在臺灣稱帝。

有些人認為，這是鄭成功的私心，如果立南明宗室為帝，這樣才能更好聚集民眾力量，才是真正的反清復明。但實際上，鄭成功的選擇，不是忽略，絕對不是他的私心在作祟，卻是在絕境之中為“反清復明”部署的絕妙暗棋。本文筆者基于史料，講述這一切事情的緣由。

一 南明血教訓：立帝=捅內斗的馬蜂窩

1 鄭氏家族堅持不歷帝

永歷十六年（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后，的確有一批明朝宗室隨之渡海來臺灣。地位最高的，最令人尊崇，當屬于寧靖王朱術桂。

朱術桂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孫，輩分高，正宗朱明王朝后代，血統純正，乃是“反清復明”運動最理想的旗幟。

鄭成功及其繼承人鄭經，對朱術桂這一位王爺乃至其他南明宗室，都采取了“奉養尊崇，卻束之高閣”的策略。

為此，在臺灣的朱術桂擁有王府、田產，受到極高的受人尊崇禮遇，被尊為“監國”（即代理國政者），但始終未被正式擁立為帝。

在臺灣的明鄭政權的統治下，發布文告、鑄造錢幣（如“永歷通寶”），使用的仍然是在云南，后流亡于緬甸的永歷帝朱由榔的年號。

鄭成功和子孫一邊遵奉著已故的南明皇帝，一邊雪藏活著的明朝王爺卻不立帝——這正是鄭成功政治智慧的高超之處。

2 南明立帝引起的內訌

我們要理解鄭成功的決策，先要了解南明政權最致命的頑疾——宗室爭立皇帝引起的無休止內斗，加速了南明反清集團的內耗。

我們知道，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為了確保江山是屬于朱家的，把家族的子孫廣立為藩王。當崇禎帝自縊之后，明朝散落在南方的宗室，都是手握兵權，為了爭奪“正統”皇帝的名號，紛紛稱帝或者監國，形成“諸王并立”的混亂局面。

如明朝大臣馬士英擁立弘光帝在南京稱帝，黃道周擁立隆武帝在福建福州稱帝，張國維在浙江紹興擁立魯王朱以海為監國，后來又有紹武帝、永歷帝相繼登基為帝。由于領導太多，這些林立的南明政權非但不合力抗清，反而視彼此為“偽政權”，刀兵相向，加劇了南明集團的內耗。

隆武帝與魯王監國的帝位相爭，就是典型的例子。1645年，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為監國，隆武帝已在福州稱帝，雙方為爭奪浙江一帶的控制權，兵戎相見。

俗話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在隆武帝與魯王監國爭奪帝位的時候，清軍趁機南下，短短一年就攻破了浙江和福建兩地。

當時，鄭成功作為隆武帝親賜的國姓爺，擔任御營中軍都督，親眼目睹了這一場權力斗爭的殘酷！隆武帝兵敗逃亡的時候，曾經向同是南明宗室的魯王求援，卻最終遭拒絕，最終被清軍俘獲遇害。

3 鄭成功立帝，引起臺灣根基不穩

因此，這一段經歷令鄭成功認識到，南明的敵人不僅是清軍，卻是內部皇位的“正統之爭”。當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臺灣之后，一切處在百廢俱興，軍隊急需休整，民心尚未完全歸附。

朱術桂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孫，屬于遠支宗室，無繼承皇位的法統資格。朱術桂本人也無政治號召力：他一生未參與南明核心政務，既無兵權也無民心基礎，僅以“寧靖王”的藩王身份依附于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缺乏稱帝的實力與威望。

因此，如果鄭成功擁立朱術桂這一位正統王爺為帝，鄭氏集團將立即從“明朝最后的捍衛者”轉變為“割據一方的僭越政權”。不僅會招致清廷更猛烈的打擊，更會引發抗清陣營內部的法統之爭。

如當時大陸的南明政權永歷帝已自縊，但依然有零散的抗清勢力，這些抗清勢力可能會尊奉不同的宗室。如果鄭成若在臺灣自立一南明帝，無異于宣布與其他抗清力量爭正統，自毀抗清統一戰線的根基，加劇了內斗。因此，保持南明“永歷”年號，在名義上維持了南明的統一，為聯合潛在反清勢力和抗清戰線留下余地。

同時，如果立明朝的宗室為帝，在臺灣的明鄭集團可能會形成“宗室集團”與“軍事集團”的權力斗爭，重蹈內地內斗和兩敗俱傷的覆轍。

基于對南明內訌深刻認識，鄭成功在收復臺灣后，做出了不立南明宗室為帝這一關鍵決策。他“不立帝之策”，目的是斬斷抗清戰線內斗的根源，減少了內訌，為抗清保留了沒有權力紛爭的凈土。同時，也能確保他能夠集中資源、統一指揮和組織抗清斗爭。

二 合法性密碼：奉永歷正朔才是 “金字招牌”

鄭成功抗清的核心底氣，來自于南明永歷政權的官方授權，這是他不敢，也不能另立宗室的關鍵性原因。

要知道，在1646年隆武帝遇害后，桂王朱由榔又在肇慶稱帝，建立永歷政權。當時遠在東南的鄭成功最初因消息阻隔，曾擁立淮王朱常清為監國，但當永歷帝的使者抵達廈門時后，宣讀封其為“威遠侯”的旨意后，鄭成功立即取消監國建制，改奉永歷為正朔。

鄭成功奉永歷為正朔，并非簡單的“識時務”，卻是對時局的正確判斷。在封建時代，“奉正朔”是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鄭成功的爵位、兵權乃至“國姓爺”的稱號，均來自南明正統政權的冊封。

因此，當鄭成功奉永歷帝為南明正朔時后，也是承認自己爵位和兵權的合法性。鑒于鄭成功對反清事業的忠誠，1655年，永歷帝進一步封鄭成功為延平王，給了他東南半壁的軍政大權。

因此，南明永歷政權對鄭成功的器重，也令鄭成功看到，如果在臺灣另立明朝宗室為帝，相當于自毀政權合法性的根基。不僅反清勢力和清朝把臺灣政權定為“僭越叛亂”，失去所有官方授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更會讓當時中國大陸的明朝遺民認為他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借抗清之名行篡位之實”，從而徹底喪失民心。

反過來說，鄭成功堅持奉永歷正朔，始終能以“永歷朝廷海外孤臣”的身份號召天下，不僅保留了抗清的“金字招牌”，也能以“延平王”的身份全權處理臺灣事務，實現對臺灣“名正言順”的集權統治。因此，奉永歷正朔的政治手段，乃是“尊其名而掌其實”的政治智慧，遠比擁立一個傀儡皇帝高明得多。

三 臺灣布局：不立帝 = 不做 “偏安之夢”

需要說明，臺灣鄭氏集團本質，乃是以鄭成功個人威望和家族網絡為核心的海上軍事-商業復合體，凝聚力來自于鄭成功的領袖魅力和實際利益的分配，并不是對某個朱姓皇帝的效忠。如果擁立一個具有神圣血統的皇帝，必然是建立一個駕馭政治集團的權威，從而導致政治集團的分裂。

如果不立新君，能保證鄭氏集團對軍隊、貿易和行政的絕對控制，使盤踞在海外的鄭氏集團基地能始終保持高效、統一的戰時體制。

當時，鄭成功經營臺灣目標，目標不是偏安于臺灣，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復明”，目標是打回大陸。如果另立新帝，就意味政治中心永久定位在臺灣，這與反清復明和“中興大明”的抱負是相違背的。

簡單來說，鄭成功和子孫在臺灣不立皇帝，臺灣就只是一個“暫居的復興基地”，并非“終極的帝國都城”，必然激勵反清將士反攻大陸。如當1683年澎湖海戰明鄭軍隊失利，寧靖王朱術桂自縊殉國前，留下的絕命詩仍是“流離來海外，止剩數莖發……今事畢矣！”是詩句中情緒的悲愴，正源于“復興明朝”理想，被清軍占領臺灣徹底幻滅。

需要注意，鄭成功和子孫雖然在臺灣是獨立的集團，但對明朝“禮法”的堅守始終如一。鄭成功和子孫每一次在臺灣任命官員，都會請明朝宗室——寧王朱術桂等在一邊觀禮，以示對明朝體制的尊重。

當永歷帝被縊殺的消息傳來后，鄭成功臨終前仍高呼“我無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可以看到奉永歷為正統的立場至死未變。就是鄭成功對明朝統治合法性的堅守，讓鄭氏政權在臺灣的統治獲得了明朝遺民的廣泛認同，也為后來鄭經延續抗清事業奠定了基礎。

四 個人心結：父叛子忠，怎敢有立帝之念？

很多人知道，鄭成功堅持不立南明宗室為帝，淵源于一份沉重的心結。他的父親鄭芝龍，曾經是隆武帝的重臣，卻在清軍南下時叛變投敵，直接導致隆武帝被俘遇害。

因此，鄭成功有一種“父債子還”的愧疚感，就是由于良心的愧疚，使他始終以“戴罪立功”的心態堅持抗清到底。他對外不以隆武帝賜予的“朱成功”自稱，只因覺得父親當了叛臣，自己作為兒子，不配姓國姓，于是始終以“國姓成功”自居。這樣，不僅與叛父劃清界限，又表達對南明的忠誠。

所以，鄭成功認為自己是“戴罪之人”，自然不敢有擁立皇帝的念頭。在鄭成功的認知理念，自己的使命是“復明”而非“創造明朝”，自己作為臣子是不能隨便擁立宗室。

因此，就是鄭成功的目標把臺灣打造為抗清的總后方和基地，并非“偏安小朝廷”，他在收復臺灣后，立即就推行光復明朝的“東都明京”建設，設承天府下轄天興、萬年二縣，建立起完整的行政體系；同時組織軍隊屯田，招募大陸流民開墾荒地，解決了軍糧問題，不僅使臺灣與中華文明文化融合，也使抗清火種延續22年。

結語：

鄭成功在臺灣不立南明宗室為帝，絕非消極或者私心，乃是影響深遠的遠見。因為這一決策，不僅使鄭氏政權在臺灣得以延續三代，成為清初最持久、最難纏的對手，以最務實的方式保存了抗清的有生力量。

在康熙平定臺灣之后，評價鄭成功“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乃是高度評價鄭成功不是追求割據的軍閥，卻是以戰略隱忍堅守抗清初心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