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成敗，在于能否培養利益集團

改革的成敗，在于能否培養起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團，而要培養改革的利益集團，又必須堅定的站在一個群體的一邊，絕不能既要又要還要。

秦國的商鞅變法做到了這一點，所以成功了，宋朝是王安石變法沒有做到，便失敗了。

以前聊過王安石變法的相關話題，這篇換個角度再聊一下。

公元1021年12月8日，王安石生于江西撫州臨川縣，因其父王益是宋朝的基層官員，數次出任知縣和知州，所以王安石的青少年時期，便跟隨王益四處輾轉。

和宋朝的大部分學子相比，王安石是幸運的。

他雖然沒有固定的居所，但他常年跟隨在王益身邊可以聆聽從政經驗，四處輾轉可以廣博見聞增長閱歷，在那個“終生無法得見縣官、出門十里都值得炫耀”的年代，王安石的客觀條件，無疑是遠超常人的。

此外，王安石的母親吳氏是一位“好學強記，老而不倦”的知識女性，在母親的熏陶下，王安石的詩詞文章也得以一日千里的進步，并得到南豐縣曾鞏的欣賞。

曾鞏是名滿天下的歐陽修的學生。

歐陽修又是宋朝名臣范仲淹、韓琦、富弼的朋黨。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進士以后，立即被曾鞏推薦給歐陽修，得以進入宋朝政壇的主流核心圈子，數年后，歐陽修又推薦王安石出任浙江寧波鄞縣的知縣。

那段時間，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建議，推動了“慶歷新政”。

盡管這次改革僅僅持續一年，但變法推動者的氣勢和意志，還是給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

于是到了鄞縣以后，王安石也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開始嘗試改革——

鄞縣境內水網遍布，原本是不缺水的，但因為河道地勢較高，兩岸堤壩又年久失修，導致每年大雨的時候，雨水都順著河道流入大海，鄞縣常年干旱。

根據這一情況，王安石便在秋冬農閑時節，組織鄞縣人民疏浚河道、加筑堤壩，將流向大海的河水留在鄞縣，為農業服務。

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鄞縣的貧困人民便沒有糧食，只能以高昂的利息向豪門大族借糧。為解決貧困人民的糧食危機，以及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王安石便以政府的名義，將公倉里的糧食借給他們，秋收以后歸還，再交少部分利息即可。

毫無疑問，“鄞縣經驗”是成功的，王安石政績斐然。

此后二十年，王安石歷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點開封諸縣鎮公事、常州知州、江東提刑、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等職。

表面來看，王安石的履歷豐富、歷練全面，但實際上，王安石出任過的這些職務，要么是垂直系統、要么是副職，僅僅“常州知州”是獨當一面的，卻也只做了不到十個月，沒來得及做出政績。

換句話說，王安石主政一方的履歷只有鄞縣知縣，鄞縣經驗幾乎是他全部的改革經驗。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年僅19歲的宋神宗繼位，隨后便在潛邸舊臣韓維以及一眾名臣將相的推薦下，召王安石進京。

宋神宗說：“朕需以政事煩卿。”

王安石答：“臣所以來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為。”

君臣就此一拍即合，決定聯手開創一番大事業，于是在公元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開啟了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運動。

早年間，王安石曾寫過一篇長達萬字的《言事書》，里面有句話說：

“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我不懂經濟、財政等專業知識，但從歷史典籍里總結出一些治國理財的經驗，那就是發動天下的人力物力來創造財富，然后用特殊手段收取財富，用到事關天下興亡的大事上。

宋朝之所以積貧積弱，關鍵不是沒有創造財富，而是沒有收取財富的手段。

實事求是的說，王安石的理念是超前的，尤其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的觀點，頗有現代社會以工業制造、科技創新、品牌溢價等方式創造財富的意味。

但問題是，王安石生活在以農業經濟為支柱的宋朝，而在化肥、良種、機械出現以前，農業經濟是很難增長的，根本不存在創造財富的社會基礎，更沒有成熟的技術供他創造財富。

王安石的這個觀點，能夠實現的，其實只有“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安石操持的改革，核心內容便是八個字，為國斂財、富國強兵。

關于這一點，王安石頒布的改革法令體現的淋漓盡致——

農田水利法，發動農民疏浚河道、修筑堤壩、灌溉農田，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法令頒布以后，共有10793處地方動工，36萬頃農田受益。

方田均稅法，丈量天下田畝，按畝收稅。

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地方政府給貧困人民發放貸款，秋收以后再向政府還款，另交兩分的利息。

當然，不是什么人都能申請貸款的，必須五戶結為一保，并以“有力者”做甲頭，才有資格向政府申請貸款。如果到時候還不上，則由甲頭包賠。

免役法，將宋朝的戶口分成九等，下五等戶免除徭役，上四等戶承擔全部徭役，如果不想服役便要交免役錢，由地方政府用這部分錢雇人服役。

如果有人不交免役錢，那么擔任里正的第一等戶，便要包賠代交。

均輸法，派專人做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兩浙路、荊湖南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的發運使，不僅負責這些富庶地區的稅收和鹽茶專賣，還以五百萬貫錢、三百萬石糧做資本，收購這些地方的商品，賣到其他地方去。

市易法，政府出資在都城開封等大城市成立交易市場，壟斷經營一切商品，從中獲得利潤和商業稅。

以上就是王安石變法的基本法令，而這些法令的要求和執行方式，幾乎就是明明白白的寫著兩個字：

交錢。

其實說到底，王安石變法的核心邏輯就是，宋朝政府利用公權力打擊地主豪商，然后壟斷商品來源、銷售市場、發放貸款渠道，把全國范圍內的利益都集中到政府手里，最終實現挽救財政危機、富國強兵的目的。

這么做當然是有好處的。

變法十年以后，即公元1077年，受益于農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稅法，宋朝的夏秋兩稅共計558.58萬貫，市易法又帶來152.8萬貫收入。

即便不算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的收入，僅僅是這兩項，宋朝的財政收入也遠超往常。

但這么做也是有代價的。

當宋朝政府把全國的利益都集中起來、公權力又不受監督沒有制衡的時候，法令推行到基層，官員為了完成創收任務必然層層加碼，那么變法就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加稅，“為國斂財”也演變成政府對人民的全方位剝削。

例如免役法，法令明文規定，四川利州的免役錢征收額度是9.6萬貫，結果利州政府直接收了33萬貫，實際征收是計劃征收的3.5倍。河北鎮定州，人們不得不拆了房子賣木頭來交免役錢。

均輸法，官員采購商品的時候極力壓價，用最低的成本買到最多的商品，銷售的時候又極力抬價，用最少的商品換取最大的利潤。在這個過程中，銷售方和購買方都付出了嚴重的代價。

市易法，頒布不久就把水果、芝麻、梳子等日用品也納入經營范圍，基本剝奪了小商人、個體戶、手工業者的經營空間。

這種情況，能說是國民兩利嗎？

恐怕是不行的。

可以說，宋朝的財政收入增長，是以損害相當一部分人民利益為代價的。

宋神宗都說：

“天下之民，所納二稅，至有十七八種，使吾民安得泰然也。”

如果損害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能讓改革形成正向循環，可持續發展，倒也罷了，然而，王安石頒布的法令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

青苗法明文規定，“五戶結保、有力者做甲頭”，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要想發放貸款收取利息，就必須把貧困戶和富戶組織起來，以“保”為單位進行發放。

這么做的原因是貧困戶的信用度不夠，政府必須讓富戶給貧困戶做擔保，但問題在于，很多貧困戶沒有長期發展的意識，拿到貸款以后，根本沒有用到農業經營上，而是去喝酒、賭博或改善生活了。

前些年參加過扶貧工作的朋友，肯定見識過類似的事情。

如此一來，秋收以后，貧困戶就不能及時還款，政府為了收回貸款和利息，只能強迫富戶把貧困戶欠下的貸款和利息一并還清。

結果就是，大量富戶因此破產，貧困戶也將青苗法視為薅政府羊毛的途徑，不會對政府感恩戴德。

司馬光就在給宋神宗的奏折里說：

“今縣官乃自出息錢，各隨戶等抑配給之，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富者則獨償數家所負。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千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

任何一個長期穩定的政權都是有基本盤的，西漢有軍功貴族、東漢有地方豪強、隋唐有關隴門閥，宋朝則是地主豪商。

這種政權的基本盤，其實就是這個政權的利益集團。

當一個政權的利益集團過于膨脹、影響到政權正常運轉的時候，肯定要進行改革，打擊這個利益集團。

但，打擊舊利益集團只是改革的起點，能否成功培養出新利益集團，成為政權的新基本盤，才是整個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

現在來看王安石變法，他打擊舊利益集團了嗎？

打擊了，但王安石沒有觸碰地主豪商的土地所有權，沒有改變宋朝的貧富人口比例，更沒有改造宋朝的社會結構。一句話，他只是剝奪了一部分地主豪商的財產，沒有觸及地主豪商的根本利益。

他培養出新利益集團了嗎？

沒有。

整個王安石變法，除了宋朝政府以外，你看不到哪個階層是真正受益的，既然沒有受益的階層，又怎么可能培養出新利益集團呢？

而沒有因變法受益的利益集團，改革就是不可持續的。

公元1085年，宋神宗駕崩，年僅9歲的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并召回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等人，完成宋朝的人事更替。

隨后，王安石頒布的法令被一一廢除，宋朝重回舊軌，閑居九年的王安石受此打擊，次年5月，也在南京去世了。

綿延17年的王安石變法，就此失敗。

回顧王安石的一生，他其實是以王猛的地位，做了桑弘羊的工作，盡管轟轟烈烈青史留名，但終究是難以為繼的。

曾經的師友范仲淹、歐陽修、曾鞏、司馬光等人，或許正是看明白了這一點，才和王安石分道揚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