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大精準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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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輝investor

胡適的面包論、張愛玲的旗袍論、徐志摩的血海論與錢穆的渡江論被稱為近代知識分子的四大精準預判。

在那個認知決定生死的時代，徐志摩透過蘇俄的境遇看清了未來走向。張愛玲通過一身旗袍嗅到了時代風向，而錢穆則從一紙渡江布告預判了局勢。

1949年8月，教員發表了《丟掉幻想 準備斗爭》一文，文中點名了胡適、傅斯年和錢穆等人。錢穆看到后深感遺憾，那頂“走”的帽子終究還是出現在了報紙上，而此時的他已悄然踏上離鄉之路。臨走時錢鐘書的伯父錢基成前來挽留，錢穆則輕聲問他：“您精通古今文辭，你看渡江的那篇報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成聽后沉默不語。

作為史學家的錢穆敏銳預感自己難有容身之地，所以決定離開僅憑文風就做出決定。雖被質疑草率，但歷史卻證明了他精準的判斷力。錢穆南下時逐一拜訪了陳寅恪、熊十力、梁漱溟，勸說他們一起離開均被婉拒。當時全國81位院士中有60位都留了下來，21位選擇了離開。錢穆懂他們的堅守，卻也清楚自己的使命。

失落的錢穆只能獨自一人帶著幾箱書來到了香港。彼時的香港街頭擠滿了迷茫的流亡青年，錢穆看著他們陷入彷徨、愁悶和悲苦，心就像被針扎的一般疼。他感嘆道：“中國的青年從此必須從思想上有正確的認知，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以免誤入歧途。”他決定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就此新亞書院在香港成立，意圖在殖民地的香港傳播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起初只有三間漏雨的教室，辦學條件極其艱苦，沒有圖書館。他便把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都搬來，學生交不起學費。他白天去三所中學代課換來米糧，晚上在教室課桌上鋪上報紙當床睡。有人見他提著布包在街頭奔波，衣服沾著粉筆灰，生活宛如乞丐和托缽僧人。

然而就是這樣簡陋的課堂，卻成了香港的文化燈塔。錢穆講中國通史時，能容納百人的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窗臺上坐著銀行職員，墻角站著報社記者，連英國傳教士都抱著《論語》來聽他講漢唐盛世宋元更替。

1963年，港府決定將新亞書院升級為一所新大學，錢穆將之取名為香港中文大學。這是香港第一所用中文授課的大學，中華文化在殖民地終于有了名正言順的棲息地。

1966年，大陸的風暴刮到湘江岸邊，錢穆再次意識到香港也不是久居之地，于是下定決心移居臺島。后來大陸呼吁海外學者歸國，錢穆收到恩師呂思勉與侄子錢偉長的勸返信，他在呂思勉的回信中寫道：“回來雖無刀斧之怒，卻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不能為。”

他忘不了在香港時看到馮友蘭、朱光潛在思想改造中低頭檢討的報道，他更清楚留在大陸那些大師們的遭遇。錢基博畢生積累的500余冊筆記被付之一炬，陳寅恪的《卻如是別傳》寫完后，只能偷偷送幾本給友人。錢鐘書、費孝通在改造中備受煎熬，連德高望重的呂思勉最終也未能逃過被批的命運。

晚年的錢穆在臺島度過了二十多年的著書和授課時光。1986年，九十一歲高齡的錢穆為博士班的學生上完最后一堂課，臨別贈言時，他這般說道：“你們不要忘了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中國，不要抹殺自己的文化。”

1990年，錢穆在臺北逝世，1992年歸葬太湖西山，他也是現代史學四大家中唯一善終的一位。

在作家岳南所著的《南渡北歸》中，用了很長的篇幅講述了錢穆的故事。時代風暴是近代百年難掩的傷痕，無數大學者飽嘗難以言喻的磨難。書中還細述了胡適、梅貽琦、陳寅恪、梁激溟等近百位民國學術大師們的命運沉浮。大師遠去，風骨猶存。他們精神值得后世學習與傳承。希望有更多的讀者朋友能去翻開看看這套具有歷史意義的書籍，銘記那段崢嶸的歲月。

真心感謝每位打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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