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幾乎無法理解，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團結，都認可自己是中國人？

隨著“中國行”繼續在歐洲熱火，有個問題卻是困擾了老外很久，老外至今都沒想明白，為啥中國人這么團結，甚至對自己的民族認同感極高？

甚至換個說法，他們震驚于中國明明有五十六個民族，但對外總能團結一致，沆瀣一氣？

而有這樣的疑問，實際便是中西對“族群”的參悟并不相同。

而老外對于中國明明有五十六個民族但五十六個民族卻團結不解便是因為在歐洲，語言或文化的細微差異就足以催生分離主義，而在北美，身份政治與族群對立正在撕裂社會的共識。

但在中國，從先秦“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到今日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超大規模現代國家，一種跨越漫長歷史與遼闊地理的凝聚力，始終堅韌而清晰。

而想要理解為何西方對中國式團結感到費解，首先需審視其認知“前見”。西方社會看待群體關系的思維方式，本質上是“分析式”的。這種思維傾向于將復雜的社會關系進行切割、分類與標簽化，首先確立“自我”與“他者”的清晰邊界。

從古希臘的城邦對立到近代的民族國家建構，再到現代的身份政治，其潛在邏輯是一種“基于本質論的隔絕沖突觀”。

而在這種觀念下，族群、宗教、文化乃至政治立場的差異，常被視為固化的、不可通約的本質屬性，群體間的關系易被預設為競爭、對立甚至零和博弈。

但中國式的團結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由歷史鍛造、經制度鞏固、被文化浸潤的復雜系統工程。

這首先得說國人的認同感，來自于血脈相融。

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一部波瀾壯闊的遷徙與融合史詩。從秦代徙民戍邊、漢代屯田拓疆，到魏晉南北朝“戎狄居半”、唐代“夷夏混居”，再到近代“走西口”“闖關東”，中原與邊疆、農耕與游牧之間持續了數千年的、規模宏大的人口雙向流動。

而這種流動不是簡單的毗鄰而居，而是深度的“交錯混居”。

另外便是“信念相同”的精神內核，自秦統一六國，“大一統”便從一種地理與政治的現實，上升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與文明理想。

它意味著“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是一種超越具體王朝更迭的、對文明整體統一與秩序的不懈追求。無論哪個民族建立政權，都以統一天下為最高合法性來源，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自居。

也是因為這樣的信念，使得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斷絕、且長期保持大規模統一政治體的文明。

此外這血脈相融，信念相同，這文化也得相同，畢竟同種同源同文化，才能夠更好交流與相處。

中華文化并非單一民族的創造，而是“各民族優秀文化百川匯流而成”。早在新石器時代，各區域文化便如“滿天星斗”般交相輝映。秦代“書同文”的偉大改革，更是用統一的文字系統，為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鑒鋪設了關鍵道路。

最后便是經濟相依，自秦統一貨幣、度量衡，車同軌，歷代王朝都致力于打通經濟壁壘。

絲綢之路、南北運河、茶馬古道、邊境互市，這些宏大的經濟動脈將邊疆與中原、南方與北方緊密聯結。進入現代，這種相互依存更為深刻。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東數西算等國家戰略性工程，以及持續深入的西部大開發、東西部協作。

正是古代“經濟相依”邏輯在新時代的升華。它確保了各地區、各民族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優勢互補、分工協作，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

更不用說這些因素聚集下，各民族的情感鏈接實在濃厚。

而除去這些中國本就擁有的“條件”，能讓西方人這么震驚的原因終究離不開西方媒體的“添油加醋”。

西方主流媒體憑借話語權優勢，常常以本質化、沖突化的框架報道中國，制造并放大“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敘事，固化了一種片面、扭曲的認知。

然而隨著網絡的發達，以及“中國故事”的敘述，打破了西方人以往看待中國的濾鏡，如今越來越多西方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自然這對“中國人的團結和情感”也便更加深刻理解。

正如基辛格在《論中國》中指出：近200年的衰落只是歷史“短暫敗筆”，中國的真實狀態是“強大而統一”。

而如今老外的驚嘆，也不過只是西方國家才開始重新認識中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