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軍統女特務將被處決，丈夫憑一封舊信救其性命

1951年秋，在四川廣元的刑場上，一位曾經的軍統女特務即將被槍決。

就在行刑前幾分鐘，她的丈夫找出一封舊信送往刑場，救下她一命。

這位曾經的女特務是誰？那封舊信為何能救她一命？

1914年秋，四川成都一戶富商人家誕下了一個女嬰，父親王連山給她取名“化琴”，寓意才情兼備、琴心劍膽。

王家在四川一帶可謂財勢顯赫，商號遍布南充、綿陽與重慶，在上海還有絲廠與錢莊。

王連山本人既是商賈，又通權貴，曾任軍閥劉湘的軍需官，往來皆達官。

王化琴自幼便衣著考究，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尤喜讀書識字，7歲時，她已能作詩填詞，隨父應酬之際，對答如流。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王化琴在暨南大學攻讀教育，后又入法國教會學校鉆研外語，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讓外籍教官都刮目相看。

彼時國門動蕩，列強侵華，街頭巷尾總有激進青年振臂疾呼。

王化琴在校園里漸漸接觸到了民族主義與革命思潮，她開始思考：若只是安于課本與洋裝，又與行尸走肉何異？

她在課余研究法語和俄語，同時旁聽政治哲學課程，她目睹日本如何借“明治維新”脫胎換骨，又痛心中國仍沉淪在半殖民地的深淵。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戰全面開啟，日本政府迅速驅逐在日中國留學生，王化琴因此回國。

歸國后，王化琴應聘至成都一所中學任教，當時的成都表面上歲月靜好，實則暗流涌動，各路勢力盤踞，街頭經常貼出抓“漢奸”與“特務”的通緝令。

那日，她正在教室批改作業，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窗前，男人穿著中山裝，神情沉穩，眉宇間卻帶著往昔少年的意氣風發。

他是康乃爾，昔日父輩好友的兒子、也是她年少時在南充念書時的玩伴。

兩人在成都再度相逢，康乃爾為王化琴講述當下局勢，分享延安來信，談起陜北貧苦農民如何為保家衛國獻出一切。

他說得動情，眼神熾熱，如火燎原，令王化琴心潮澎湃，不久后，王化琴加入了解放先鋒隊，走上街頭組織募捐、宣傳抗日、幫助流民。

幾個月后，一封來自延安的密信送至康乃爾之手，內容是：需召集一批有志青年前往革命圣地瓦窯堡，進一步學習黨的方針政策。

康乃爾將信交給王化琴，隨即，她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途，八月中旬，她抵達延安，進入抗大瓦窯堡分校學習。

1938年初春，王化琴奉命前往國民黨二十七師擔任政治教官。

抵達部隊駐地，她利用在抗大所學，迅速組建了一支宣傳隊，每日奔走于連隊之間，用一出出話劇、一場場演講，激發士兵的抗戰熱情。

就在她逐漸建立起和部隊之間的信任時，突如其來的戰局變化徹底打亂了一切。

日軍開始圍攻徐州，戰火延燒至臺兒莊，她所在的部隊倉促轉移，王化琴與好友陳云潔也隨軍北撤。

途中遭遇轟炸，亂軍分散，人馬四散奔逃，王化琴和陳云潔被迫脫離了主力部隊。

她們換上平民服裝，混跡于逃難的百姓中，一路輾轉，靠著乞討和碎銀，走過一個又一個滿目瘡痍的村鎮。

一個多月后，風塵仆仆的她們終于抵達西安，她們四處打聽八路軍辦事處的消息，卻遲遲找不到聯系線索。

饑寒交迫中，王化琴在一張報紙的角落，看到了“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招生的啟事。

那一夜，她和陳云潔在破廟角落點起火堆，思來想去，只能選擇報名。

她對陳云潔說：“哪怕只是權宜之計，只要還能為抗戰出力，我們就不能倒下?！?/p>

她們壓根不曾想，這一次的“權宜”，竟將她們的人生推向了完全不同的軌道。

戰干團是國民政府直屬的軍事政治訓練機構，招收的多為熱血青年與失散的軍人。

報名之后不到一周，王化琴便被錄取，她的學歷和語言能力遠超其他學員，成為眾人注目的“高材生”。

訓練生活極其嚴苛，每天五點起床、操練、射擊、政治理論一項不落。

她將從延安學來的抗戰理念略作修飾，講給身邊的學員聽，引得不少人心生敬佩，稱她“有膽識、有擔當”。

但也正是她的出眾，引起了另一些人的注意，一個月后，軍統局的一位少將專員來戰干團視察，翻到名冊時發現竟有兩個女大學生，覺得頗為罕見，便下令召見她們。

少將言辭殷切：“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你們兩個是難得的人才，留在戰干團太可惜了。”說罷，他寫了介紹信，安排她們前往重慶，表示“那邊更需要你們這樣的高知識人才”。

她們猶豫過，也掙扎過，但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若不能依靠家庭、也沒有組織的保護，能抓住的選擇實在有限。

更何況，在她們的理解中，為國效力、破譯電報、偵查敵情，也仍是“抗戰”一部分。

于是，王化琴點頭接受了調派，獨自乘機前往重慶，陳云潔則因故留在原地，從此二人天各一方。

抵達重慶后，她被秘密安排進入軍統第一處，因精通日語，被分配至電訊密碼分析組。

她在軍統的日子里，并未參與刑訊和偵緝，也從未背叛過自己內心的底線。

直到某一天，她被調往成都，任郵電檢查所副所長，專責查閱民間書信與報刊。

成都的春天，中共地下黨活動頻繁，而國民黨高層也不斷下達密令，要在西南腹地肅清“赤色勢力”。

王化琴每日的工作，便是在千百封書信、報刊、信件中，尋找那些“可疑”的蛛絲馬跡。

但她從未向上交出一封真正的“紅色密信”，她裝作認真嚴苛，卻總能在無聲無息間略過某些關鍵信息。

在她的抽屜中，藏著一只小小的煙盒，里面夾著十多封未上交的信件，她告訴自己：“救一個是一個。”

那天，她穿著灰藍色旗袍，坐在靠窗的位置，目光一掃之下，便看見了人群中的康乃爾。

兩人四目相對，不約而同地沒有主動寒暄，仿佛只是普通人群中的兩個陌生人。

王化琴后來才知道，康乃爾此番回成都，是為了整頓地方的地下組織。

他如今的身份，是成都市某中學的代課老師，而真正的任務，是聯系“失聯”的黨員、重建交通線。

這一次，他的任務比以往更危險，而軍統的圍剿行動也更猛烈。

她知道他的身份，但并未揭穿；他也明白她的處境，卻從未質疑。

但這種平衡并未維持太久，1940年春，成都民間因糧荒而爆發“搶米事件”，街頭局勢一度失控。

表面上是民亂，背后卻是國民黨內部排除異己、打擊地下黨的借口。

軍統秘密制定了“清剿計劃”，決定對成都地下黨組織進行一次“大搜捕”，康乃爾作為被“通緝”重點對象，首當其沖。

王化琴通過一封由上級發來的密令得知消息，信中內容簡明扼要：已掌握康乃爾及其同伙將在某日傍晚六點，于市區某茶館秘密會面，軍統將設下埋伏，當場擒獲，務必不留后患。

她無法坐視不管，可軍統局內部戒備森嚴，圍捕行動啟動前，所有人員需在辦公區“待命”，任何人不得擅自離崗，更遑論外出通知目標。

絕望之中，她從抽屜里取出一面銅鏡，狠狠一咬，鏡角劃破了舌根，鮮血頃刻從口中溢出。

她踉蹌著沖出辦公室，一頭倒在地板上，血染嘴角，臉色蒼白，同僚們驚慌失措，以為她突發疾病，連忙將她送往醫院。

因她身份特殊，兩名女特務陪同押送，在醫院門口，她佯裝要如廁，借機脫身，從后門溜出，一路狂奔。

當她終于趕到茶館時，離約定時間只剩五分鐘，她推門而入，二樓雅間中，康乃爾正與幾人低語交談。

她沒有開口，只是走到他身邊，輕輕拍了拍他的肩，又遞了一個眼神，那是他們少年時約定的“危險信號”。

康乃爾愣了一秒，立刻明白，他站起身，裝作去后廚叫點心，迅速從茶館后門消失，幾分鐘后，軍統特務沖入包間，卻只抓到幾張茶票與殘湯冷茶，這場圍捕，宣告失敗。

當天深夜，康乃爾已乘夜車離開成都，直奔延安匯報情況，第二天，王化琴也被軍統約談調查。

調查持續了數日，但她做足了偽裝，聲稱“病重脫崗”，并巧妙地利用了之前結識的那位少將專員為自己辯護，最終，她被以“紀律松懈”之名關押禁閉六個月。

那場禁閉過后，王化琴繼續在軍統任職，直到1947年被調職后，她不愿再參與政治，于是辭職去了瀘州，在瀘州中學認識了丈夫陸長明。

她在婚后不久就生下女兒，卻在嬰兒滿月前痛失愛女，后來，她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陸勇。

新中國成立后，王化琴進入中學任教，但1951年開始的“鎮反”運動，讓她被逮捕。

1951年4月的一個上午，昭化縣郊外的刑場上，王化琴被押上刑臺，即將被處決。

就在此刻，人群忽然爆出一陣騷動，只聽得一聲高喊劃破天地：“槍下留人！”

人群讓出一條通道，王化琴的丈夫拿著一封從家中翻出的舊信跑進刑場，幾名武裝干部緊隨其后。

執刑官當場叫停，那封信，由四川省副省長康乃爾親筆撰寫，此前經由昭化縣副縣長陳守榮交給王化琴，她一直鄭重保管在家中。

字里行間，訴說著王化琴曾在軍統任職期間，冒死保護共產黨地下黨員、親自掩護中共組織成員逃脫軍統圍捕的經歷。

一紙舊信，一段過往，換回了她的性命，她沒有被立即釋放，而是被改判為管制三年。

但不久后，陸長明在上級勸說下與她離了婚，她帶著孩子們搬去鄉下，靠幫人縫衣、做家教度日。

多年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至四川，王化琴被平反，被聘為中學外語教師。

直到去世那年，有人來看望她，她微笑著說：“那封信啊，救了我一命，也救了兩個孩子，人的一生，不靠運氣，靠良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