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光遠: “大城小圈”與“小城大圈”：新質生產力與省域都市圈作用機制探析

摘要: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的提出離不開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等背景。為此，從新質生產力與現代化都市圈的作用機制出發，深入分析新質生產力與省域都市圈的關系具有現實意義。文章認為，新質生產力的高速擴散性、超強滲透性和超長持續性，要求都市圈從依賴要素增量擴張的“平面圈層結構”（中心—外圍）轉向依賴創新驅動、存量提質增效的“立體網絡結構”（核心—中心—外圍）。“大城小圈”與“小城大圈”是新質生產力下省域都市圈發展的兩種主要路徑：勇于改革是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良性互動的核心機制；多元共治、多元共投、多元協力是新質生產力和省域都市圈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的有力保障。

關鍵詞: 新質生產力；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省域都市圈；現代化都市圈

新質生產力的空間形態問題事關“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而新質生產力與省域都市圈的作用機制恰恰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一般而言，傳統生產力下省域都市圈建設呈現出“大城大圈”的態勢，并由此引發了“攤大餅”“城市病”等問題。《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推動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今后要“著眼于提高城市對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承載能力，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要“精心培育創新生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不斷取得突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城市內涵式發展，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這些政策指導和工作指引都要求我們必須研究新質生產力、省域都市圈、城市存量提質增效間的作用機制，使新質生產力與省域都市圈的良性互動成為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的重要助力。

一、問題的提出：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目標下的深層思考

新質生產力是指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從空間形態以及區域發展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性、滲透性和持續性三個屬性，使其具有擴展都市圈的輻射半徑、提高都市圈的創新能級以及增強都市圈的品牌效應等功能。而都市圈的制度約束、文化屬性以及路徑選擇等又影響著新質生產力三個屬性的發揮。也就是說，新質生產力主要從生產端、供給側影響都市圈空間結構，都市圈政策主要從消費端、需求側影響都市圈空間結構，但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從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指向看，新質生產力需要助力城市存量提質增效，都市圈區域也需要依靠存量提質增效來發展新質生產力，這與傳統生產力下依靠大規模增量擴張發展城市以及城市依靠大規模人口集聚發展生產力形成了顯著差別。這種差別本質上要求城市的發展模式從靠增量轉向靠存量、從靠數量轉向靠活力、從靠要素轉向靠創新。在這樣的轉向過程中，至少有三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

（一）空間范疇的新質生產力：集聚還是擴散？

從一般意義上看，生產力是傾向于集聚的。但新質生產力基于新形態的技術網絡和社會網絡具有高速擴散性的特征，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傾向于實現均衡協調發展的目的。因此，“是集聚還是擴散”成為研究空間范疇新質生產力的第一個問題，而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討論新質生產力的第一屬性是高速擴散性還是超強滲透性。如果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性強于滲透性，那么新質生產力對于“空間的生產”之作用首先是數量性的，要通過量變的積累才能產生質變，進而提升空間的質量，這就要求先擴散后集聚。如果新質生產力的滲透性強于擴散性，要驅動小規模“空間的生產”質變進而帶動大規模“空間的生產”以質變，即符合示范性帶動的邏輯，就要求先集聚后擴散。當前，我們很多城市和區域并沒有在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性和滲透性兩者之間進行選擇，結果使地方政策導向與本地新質生產力性質不一致，導致新質生產力不能有效地賦能相關區域發展。從實踐層面來看，部分城市在人才的高質量和根植性的基礎上本應該把新質生產力的滲透性（集聚）放在第一位，可是政策導向上偏偏以四面擴張、多點開花為主，結果反而是既降低了滲透性也降低了擴散性；部分城市在城市文化屬性或產業網絡屬性的基礎上本應該把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性（擴散）放在第一位，可卻偏偏青睞重大設施建設、人才扶持等滲透性政策，結果可能由于量變不到位致使經濟社會發展未能實現質的提升。

（二）新質生產力下的都市圈：平面還是立體？

傳統生產力下的都市圈更傾向于以圈層結構進行平面布局，其發展更依賴要素數量而非要素質量，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以外的力量來打造要素的網絡。而新質生產力下的都市圈則是以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因此更需要城市或都市圈以“數量+能力”的立體化格局進行發展，即在一個城市或都市圈中構建起以新質生產力為引領，以傳統生產力為基礎，以兩類生產力互動提升、和諧共生為特征的生產模式。甚至可以預判，在都市圈中的哪個區域出現或集聚了新質生產力，哪里就會成為都市圈的核心。也可以說，新質生產力下的都市圈將從平面架構（中心—外圍）升級為立體架構（核心—中心—外圍）（如圖1所示，圖略）。基于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都市圈核心區域將決定一個都市圈系統能力的高度，基于傳統生產力形成的都市圈中心區域將決定一個都市圈系統能力的密度，而兩者的協調程度決定了都市圈外圍區域以及輻射區域的寬度。

在前述基礎上，新質生產力下的都市圈邊界（包括地理邊界和能力邊界）擴展將呈現出兩種路徑（如圖2所示，圖略）：一是單純依靠新質生產力推進的都市圈邊界擴展，這一路徑會在擴張到一定程度后因為缺乏與傳統生產力的協調而遇到瓶頸；二是兩種生產力協同推進的都市圈邊界擴展，前期由于側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都市圈邊界擴展的幅度會大一些，到中后期由于新質生產力和傳統生產力的協調發展，將推動都市圈邊界在兩種生產力的協調作用下更有效地擴展。圖2中（圖略）AB、CD兩條虛線代表著都市圈邊界擴展的可能性，表明只有以新質生產力為引領力并促進其與傳統生產力協調發展，才能推動都市圈邊界在平面的地理邊界和立體的能力邊界上的最大化擴展。但是，在實踐中部分地區的政策導向極有可能導致都市圈邊界按AB虛線模式擴展，忽略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的協同互動，或者在實踐中異化兩種生產力的協同互動。如果忽視新質生產力下都市圈“核心—中心—外圍”的立體架構，那么都市圈也很難達到提質增效的目的。

（三）都市圈中的新質生產力：引領還是均衡？

都市圈一般都是生產力高地，也是新質生產力的先行地。在新質生產力涉及

“集聚還是擴散”這個問題的情況下，都市圈的新質生產力功能是強引領還是促均衡就成了一個亟須研究的問題。同時，我們必須考慮“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密切聯系的，研究新質生產力需要從社會主要矛盾切入”這一問題。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決定了都市圈的功能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目的：都市圈的功能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目的是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新質生產力將通過‘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來解決不平衡發展問題，通過‘產業深度轉型升級’來解決不充分發展問題”。在這一條件下，都市圈需要集聚更多人口并為更多人口提供美好生活，新質生產力則需要保障都市圈能夠容納足夠多的人口，并盡可能實現平衡和充分的發展。從長遠來看，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能夠拓展都市圈的邊界，還能夠通過其滲透性賦予更多人公平發展的機會。那么，都市圈是通過新質生產力來引領發展，還是強化引領發展來集聚新質生產力？如圖3所示（圖略），集聚質量導向即強化新質生產力引領發展，擴散協調導向即強化引領發展進而孵化以及集聚新質生產力，兩者最終都將實現均衡發展。這個問題的實質是：“通過新質生產力引領發展”更強調市場機制作用，“強化引領發展集聚新質生產力”則更強調非市場機制作用。在我國當前的實踐中，發達省區屬于前一種模式，中西部一些“一城獨大”的區域則屬于第二種模式。在第一種模式下，新質生產力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配合有望強化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性，從而實現均衡發展的目標；在第二種模式下，非市場機制的嵌入及其影響不利于新質生產力根植性和滲透性的發揮。如果非市場機制介入過多，極有可能造成地方政策失靈、韌性喪失等一系列后果。

二、一個理論分析框架：打造勇于改革的現代化都市圈

上述三個問題的核心可以歸納為“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的匹配問題”，既包括都市圈內的新質生產力循環，也包括新質生產力循環范圍內的都市圈路徑選擇。研究這個問題，需要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城市存量提質增效”這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并架構一個新的理論框架。

（一）都市圈“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更要強調符合新發展理念要求

“將國家的都市圈戰略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結合起來，使都市圈成為新質生產力最為重要的空間載體，使新質生產力成為都市圈最為堅固的經濟‘底座’”，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但是，當前不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對新質生產力的理解普遍偏重在“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上，而在對“符合新發展理念”這一約束性要求的理解上相對薄弱。在都市圈這樣一個更容易產生和集聚新質生產力的區域，是否“符合新發展理念”實際上已經成為判斷新質生產力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標準。在都市圈這樣的特定區域里討論新質生產力，關鍵看這個生產力是否符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否統籌兼顧了“創新是第一動力、發揮主導作用”“生產要素優化組合、結構協調平衡”“綠色低碳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球范圍開放融合、互聯互通”“實現以人為本、共享包容”等內容。在大多數都市圈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都市圈區域的實踐中，實際存在的問題是過度關注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和綠色兩個理念，而在協調、開放、共享這三個理念的呈現上不到位。這里的協調既包括區域、產業等層面的協調發展，也包括新質生產力與新型生產關系的協調，還包括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協調、新型生產關系與傳統生產關系的協調等；這里的開放既包括產品、服務、資本領域的開放，也包括思維、思想、能力等層面的開放，還包括責任、權利等角度的開放等；這里的共享既包括共享平臺、共享制度等方面的推進，也包括自身去共享什么、共享給誰、怎么共享的深層次謀劃，還包括接受共享的渠道、源頭、機制等方面的設計。如果都市圈“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沒有上述方面的考量，那發展的只能是新型生產力或者科技生產力，而不是新質生產力。

（二）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的關鍵是“傳統生產力”的提質增效

如何理解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提到的城市存量提質增效？有學者提出的

“五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集約高效、更加注重特色發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更加注重統籌協調）精準回應了城市進入存量提質增效階段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七個著力”（著力優化現代化城市體系、著力建設富有活力的創新城市、著力建設舒適便利的宜居城市、著力建設綠色低碳的美麗城市、著力建設安全可靠的韌性城市、著力建設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著力建設高效便捷的智慧城市）全面建構了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的方向。筆者認為，基于生產力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如圖1（圖略）中新質生產力下的都市圈生產力網絡所示，城市存量提質增效包括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改造與賦能、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稀疏區域（如生活區、生態區等）的生活方式改造和生態文明提升等方面，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新質生產力如何與傳統生產力互動，并在傳統生產力密集區域建構起適宜的、過渡性的生產關系。很多城市（包括一些都市圈核心城市）存在的問題是要著力打造科學城等載體構建新質生產力高地，但是選擇的方向、路徑和原有的傳統生產力屬性、特征沒有聯系，原有的傳統生產力密集區域只能自己去找出路、去找新質生產力來賦能發展。這在經濟上升周期不會產生問題，但在經濟下行態勢下就容易造成都市圈中的傳統生產力密集區域發展受阻乃至停滯。此時，再回到“城市存量提質增效”這個主題，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傳統生產力”的提質增效是都市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也是都市圈政策、城市更新政策需要考慮的核心，只有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形成了良性向上發展的循環，都市圈才會更具活力與韌性。如果地方政策導向未能強化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關聯，那么這樣的都市圈前景則不容樂觀。

（三）推動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有效互動的理論框架

現代化都市圈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并符合新發展理念的要求，但是新質生產力發展又需要構建其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良性循環，只有這樣才能推動都市圈高質量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構建一個新的區域性生產力發展框架，以便解決都市圈中的新質生產力源頭、路徑、實現、反饋以及新質生產力對都市圈建設的模式改造等問題。

1.全面理解現代化都市圈和新質生產力

首先，要確定五個前提條件。其一，新質生產力是人民之力，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源頭是人民群眾，而不是人民群眾中的某一部分群體，這是由新質生產力符合新發展理念這一特征所決定的；其二，新質生產力的作用路徑是新發展理念的五個方面，即通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能力提升來帶動傳統生產力的升級發展和城市存量提質增效；其三，新質生產力的最終實現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五個方面整體躍升，并最終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這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運行規律決定的；其四，新質生產力一定要建立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互動反饋機制，滿足傳統生產力升級需要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內容；其五，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互動與有效循環，決定著現代化都市圈的空間形態，這是生產力的運動屬性以及生產力決定性共同作用的結果。

其次，要把握現代化都市圈的五個重要特征。其一，現代化都市圈不是現代化都市區，而是以現代化都市區為中心的、致力于城鄉融合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其二，現代化都市圈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同時也是統籌生產生活生態

“三生”空間的現代化；其三，現代化都市圈是“五個更加注重”“七個著力”全面發揮作用的地區，是依靠城市的現代化全方位帶動區域現代化的重點區域，是依靠新質生產力全方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躍升的示范區域；其四，現代化都市圈將打破有關行政性壁壘以及機制性阻礙，致力于形成特色的整體優勢以參與全球競爭；其五，現代化都市圈將突出人民性、多樣性、包容性等特質，強調安全感、幸福感、體驗感的整體提升，進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內在活力提升。

2.正確把握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的互動關系

要實現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的有效互動，應具備如下四個條件：其一，現代化都市圈要聚集到能夠形成新質生產力并使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良性互動的人力資源（也可以說是人口規模），確保新質生產力從策源到應用到再升級能夠形成良性循環；其二，現代化都市圈需要建立適應不同生產要素高速流動、高效組合的軟硬件環境，其中包括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等，確保新質生產力能夠具有根植性特征并強化其對都市圈的滲透性；其三，現代化都市圈需要具有自覺改革、內生改革的鼓勵性機制，確保其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新型生產關系，以保障新質生產力作用的持續性；其四，現代化都市圈需要強化開放共享的文化特質，確保都市圈能夠不斷融合外部新質生產力因素，防止都市圈陷入

“內卷”困境。如圖4所示（圖略），現代化都市圈實際上是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規律下，建構一套符合新發展理念、具有區域文化特質的社會生產關系與空間生產關系，依靠勇于改革形成并不斷壯大自身的整體競爭力。

圖4表明（圖略），新質生產力支撐現代化都市圈建設，同時也通過對傳統生產力的賦能升級、對區域發展環境的重塑支撐現代化都市圈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則需要以勇于改革為重點，統籌打造新理念、有特色、破壁壘、聚人口的都市圈，并通過跨區域、跨業態整合資源以及強化供需關系、強化品牌市場驅動進而為新質生產力注入新的能量。在圖4（圖略）中，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作用和發展環境的重塑是城市存量提質增效的內容；都市圈強調人口聚集和勇于改革則是形成新質生產力源頭的重要支撐；突出破除壁壘及四個融合、打造新理念的都市圈等則是著力形成新型生產關系。

3.精準預判新質生產力下現代化都市圈建設的模式

新質生產力下現代化都市圈建設將呈現出三種模式：一是發展成熟的現代化都市圈，進一步突出全面深化改革，促進都市圈整體躍升和全面發展；二是經濟實力和市場機制相對較強的現代化都市圈，進一步突出特色發展和人口集聚，以強化環境帶動作用為主導（圖4的左側，圖略）提升現代化都市圈的能級，產業發展方面主要依靠市場選擇和人的活力；三是經濟實力和市場機制相對較弱的現代化都市圈，發展重點在于以改革促進跨區域、跨產業的資源整合，以硬實力支撐現代化都市圈的能級提升（圖4的右側，圖略），特色發展和人口集聚方面都依賴于產業能級的提升。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特征，當前第一種模式的都市圈數量較少，大多數都市圈都屬于后面兩種模式。從總體上看，在新質生產力和現代化都市圈的作用機制中，最關鍵的就是能否將現代化都市圈打造為勇于改革、善于改革、全面改革的都市圈，其他方面則都可以視為勇于改革的方向以及內容。

三、省域都市圈的選擇：因“人”而異的兩種發展路徑

基于以直轄市為中心的都市圈發展相對比較成熟且已經成為新質生產力中心的現實，本文將重點考察省域都市圈在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互動機制中的選擇問題。同時，考慮到大多數省域都市圈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且國家批復的都市圈面積大多為2萬平方公里左右，本文以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大小）和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地均GDP（表明生產力發展水平）指標的分布為基礎，對13個以省會為中心的國家級都市圈進行分析。

（一）城市人口密度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如圖5所示（圖略），從13個城市的人口密度平均值和人均GDP平均值的散點圖分布看，樣本城市基本呈現出人口密度越大、人均GDP越高的趨勢，這也可以初步證明前面提到的人民群眾或者說人口規模是新質生產力源頭這一觀點，按照線性趨勢線估計，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00人，地均GDP可以提升0.13萬元。以13個城市人口密度平均值和人均GDP平均值為標準可以將13個城市劃分為4種類型：南京、武漢、廣州屬于人口密度和人均GDP“雙高”型，對外的輻射帶動能力較強；杭州、福州、長沙、濟南、合肥屬于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人均GDP相對較高型，對外輻射帶動能力主要依靠生產力水平；西安、成都、鄭州屬于人口密度相對較高、人均GDP相對較低型，對外輻射帶動能力主要依靠人口規模；沈陽、石家莊屬于人口密度和人均GDP“雙低”型，中心城市對都市圈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較為有限。從當前大多數都市圈面積都在2萬平方公里左右看，南京、廣州、武漢、鄭州、成都等人口密度大城的都市圈面積相對于其可輻射面積較小，而沈陽、石家莊、福州等人口密度小城的都市圈面積相對于其可輻射面積則較大，呈現出“大城小圈”與“小城大圈”并存的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前面提到的“新質生產力下現代化都市圈建設將呈現出三種模式”的后兩種模式是契合的，即“大城小圈”靠人口、靠市場，以軟實力和強引領為目標，“小城大圈”靠融合、靠改革，以硬實力和強支撐為目標。

（二）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生產力集聚及新質生產力發展

如圖6所示（圖略），隨著人口密度的提升，13個省域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地均GDP呈現出顯著的上升態勢。按照線性趨勢線估計，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00人，地均GDP可以提升0.16億元。地均GDP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反映生產力集聚發展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在一個區域內融合發展、協同發展的效果。以13個城市人口密度平均值和地均GDP平均值為標準，可將13個城市劃分為3種類型：一是廣州、南京、武漢、鄭州、成都五個城市呈現人口密度和地均GDP“雙高”型特征；二是西安呈現出人口密度較高但地均GDP相對較低的特征；三是其他七個城市呈現出人口密度和地均GDP“雙低”型特征。當然，此處數據未考慮到杭州、福州等城市生態區域較多的因素。如剔除掉相關因素的影響，杭州、福州等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地均GDP會顯著高于13個城市的平均水平，并與廣州、南京等處于同一區域。從具體實踐看，廣州、南京、武漢、鄭州、成都、杭州、福州七個城市經濟活躍，集聚了眾多高校院所以及人力資源，天眼查數據顯示這些城市匯聚了全國省域經濟體中19.3%的高新技術企業、17.5%的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7.9%的中國獨角獸企業，是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壯大的關鍵區域。同時，這些城市也都有發達的傳統產業支撐，如汽車、石化、農產品加工、食品制造等。即便是2025年以來因“六小龍”而火爆的杭州，目前仍有數千億元產值規模的紡織、服裝等傳統產業。從這一點看，中心城區發展新質生產力，并與其他區域的傳統生產力形成融合發展，是有利于在新質生產力之下打造現代化都市圈的。

（三）省域都市圈發展路徑必然因“人”而異圖

5、圖6（圖略）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人口規模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關系，而這些中心城市作為都市圈的引擎和核心，其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選擇必然會因“人”而異、因人口規模而異，這是由人口規模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關系決定的。特別是在新質生產力下，一個城市的發展并不是有科技創新、高端人才等新質生產力的源頭因素就可以實現的，更需要工程轉化、技術工人、消費場景等配套的人口以及勞動要素才能共同發揮作用，這也證明了前面所提到的“新質生產力是人民之力，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源頭是人民群眾，而不是人民群眾中的某一部分群體”，同時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協同發展也需要相應的勞動人口和消費場景等進行支撐。統籌這些因素，再具體到現實的都市圈中，人口規模就成了決定新質生產力下現代化都市圈建設的首要因素。筆者結合13個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國家級都市圈估算，當前都市圈中心城市憑借傳統生產力可以達到400~500萬城區人口規模，但對于新質生產力與現代化都市圈互動下的都市圈中心城市來說，城區人口規模要達到600萬人以上才能容納新質生產力，達到800萬人以上才能促進現代化都市圈中傳統生產力和新質生產力的融合發展。如果中心城市城區人口達不到這一規模，就需要尋找鄰近城市的城區人口一起達到這一規模，以支撐起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在都市圈區域內的融合共生。這也和前面提到的當下都市圈建設呈現出“大城小圈”與“小城大圈”并存的特征相契合。如圖7所示（圖略），傳統生產力下都市圈人口與范圍成正比例提升，進而形成了“攤大餅”“城市病”等問題；新質生產力下都市圈人口與范圍在一定標準基礎上成反比例關系，中心城市人口規模越大的都市圈越追求集約發展，越追求集聚和留住新質生產力，而中心城市人口規模越小的都市圈越追求“朋友圈”，以追求新質生產力在“朋友圈”內充分發揮作用并促進都市圈區域的高質量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新質生產力下現代化都市圈建設要點

（一）研究結論

以上研究基于“城市存量提質增效”這一戰略任務，深入探討了新質生產力與省域都市圈的互動機制，揭示了傳統生產力擴張模式（“大城大圈”）向新質生產力驅動模式（“大城小圈”與“小城大圈”）轉型的必然性與路徑選擇。概括起來，本文的結論主要包括五個內容。

一是討論了新質生產力重塑都市圈空間形態與都市圈發展邏輯。新質生產力的高速擴散性、超強滲透性和超長持續性，要求都市圈從依賴要素增量擴張的

“平面圈層結構”（中心—外圍），轉向依賴創新驅動、存量提質增效的“立體網絡結構”（核心—中心—外圍）。新質生產力集聚形成的“核心”區域決定都市圈系統能力高度，與傳統生產力融合的“中心”區域決定其密度，兩者協調程度決定輻射“寬度”。

二是“大城小圈”與“小城大圈”成為新質生產力下省域都市圈發展的兩種主要路徑。“大城小圈”路徑適用于成熟型都市圈或者以人口密度高、生產力水平較高或潛力大的中心城市引領的都市圈，重在強化新質生產力的深度滲透、賦能升級和空間重構，重在追求創新能級躍升和都市圈“核心”功能的強化，重在提升“能力邊界”和內部協同效率。“小城大圈”路徑則適用于培育型的都市圈或者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中心城市規模或能級尚不足以獨立支撐強大新質生產力策源功能的都市圈，其核心在于通過擴大都市圈地理范圍（“朋友圈”），整合區域內（甚至跨區域）的創新資源、產業基礎和消費市場，借助新質生產力的高速擴散性，在更大空間尺度上構建“核心—中心—外圍”的立體網絡，彌補單個中心城市體量不足，實現新質生產力的外部引入、協同培育和在更大范圍賦能傳統產業、帶動均衡發展。

三是勇于改革成為現代化都市圈與新質生產力良性互動的核心機制。無論選擇哪種路徑，都市圈成功的關鍵都在于能否通過系統性改革，破除行政壁壘與機制障礙，構建符合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治理體系，確保都市圈的持續動力和長期活力。

四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與都市圈特質相匹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精準識別本地新質生產力是更側重“滲透性”（要求先集聚后擴散）還是“擴散性”（要求先擴散后集聚），避免政策導向與生產力屬性錯配導致發展失效。同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還必須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與都市圈特質相匹配，補足協調、開放、共享方面的短板。

五是都市圈中傳統生產力提質增效與新質生產力發展密切關聯。新質生產力并非憑空產生或孤立存在，其發展壯大以及對都市圈的賦能，高度依賴新質生產力和傳統生產力的良性互動與融合共生。如果忽視對傳統產業密集區域的改造升級，片面追求打造

“科學孤島”，將導致都市圈內部割裂、韌性下降，最終阻礙新質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

（二）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就新質生產力與省域都市圈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堅持因“人”而異，實施差異化的都市圈發展戰略。要切實把握人既是都市圈的基礎，也是新質生產力的基礎。要根據包括人口、人才等要素在內的人的規模，來認識區域性新質生產力的特征并確定城市圈的發展戰略；要認識到傳統生產力與新質生產力下的不同路徑，把“大城小圈”和“小城大圈”作為新質生產力時代都市圈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大城小圈”類都市圈要大力推動中心城市內部存量空間更新、產業轉型升級和功能優化，強化創新策源和高端服務功能。重點支持新質生產力對本地傳統優勢產業滲透賦能，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嚴格控制“攤大餅”式擴張，優化都市圈內部通勤效率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核心區域的創新濃度和生活品質，吸引并留住頂尖人才。著力破除制約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內部行政壁壘。“小城大圈”類都市圈要積極拓展和做實都市圈范圍，建立強有力的跨行政區協調機制，重點布局連接節點城市、促進要素便捷流通的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鼓勵圈內不同城市根據稟賦分工協作，利用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性賦能區域內傳統產業。積極爭取外部高端資源導入，并促進其與本地產業基礎的融合。

二是堅持因“地”制宜，強化勇于改革的制度供給。在國家層面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確保制度供給有效性的同時，都市圈區域則要與國家戰略需要相向而行，通過率先落實國家層面的改革舉措強化制度供給，進而確保勇于改革目標的實現。在省域和都市圈層面推動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在圈內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建立統一的要素交易市場或平臺，探索更靈活的用地政策以適應新業態需求。建立權責清晰、激勵相容的跨行政區協調機構，賦予其在規劃統籌、政策協同、重大項目推進、環境共治等方面的實質性權力。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鼓勵開放式創新平臺建設，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營造鼓勵冒險、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氛圍。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細化為可量化、可考核的指標體系，并納入都市圈發展規劃、政策制定和績效評估全過程以及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評估中，以確保“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偏離“符合新發展理念要求”的正確方向。

三是堅持以“融”促變，突出新質生產力賦能傳統產業。要深刻認識到“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也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在都市圈規劃和發展中，既要將傳統產業密集區域的更新改造和轉型升級置于與新質生產力培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又要意識到傳統產業中也可以培育孵化新質生產力。既要支持運用互聯網、人工智能、綠色技術等新質生產力工具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又要強化在傳統產業中提升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孵化培育有特色的新質生產力。建立常態化的新質生產力供給方與傳統產業需求方的對接機制。鼓勵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解決行業共性技術難題。加強既懂前沿科技又熟悉產業實踐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和引進。要統籌“兩力”融合（傳統生產力與新質生產力深度融合）、“兩創”融合（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新深度融合）、“兩主體”融合（新生市場主體與原有市場主體深度融合）等，全方位促進新質生產力在城市存量提質增效中發揮作用。

四是堅持以“共”引領，促進都市圈與生產力向新同行。筆者曾指出“新質生產力賦能‘三生’空間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依托新質生產力共筑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問題”，都市圈作為“三生”空間的集合體，更需要以共同體理念來加快發展，以破解社會主要矛盾作為共同目標，從不同方面協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相關問題。為此，要解放思想，充分體現新質生產力是人民之力，現代化都市圈是群眾之圈，要把人民群眾作為發展的根本力量和發展的根本目的，讓新質生產力、省域都市圈聯手打造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共同體；要實事求是，堅持問題導向，把最關鍵最核心的經濟發展或者社會民生問題作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和省域都市圈建設共同破解的痛點堵點，在解決發展問題中強化群眾路線，強化共同理念。要加強政策引導和支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社會資本積極參與新質生產力發展和省域都市圈建設，通過多元共治、多元共投、多元協力等形成多元化、可持續的新機制，為新質生產力和省域都市圈的良性互動、共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簡介:趙光遠，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農村發展學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吉林省人參產業創新發展戰略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長白山“兩山”理念研究院副院長等。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創新與城鄉發展。在各類報刊發表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10余部，多次獲得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鄉村發現轉自：《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