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與風波下的“雙殺”：在日華人小企業主生存實錄

整理自網友的文章

近期，日本新任首相就涉臺問題發表的不當言論，如同在外交軌道上急踩了一腳剎車，導致中日關系急速降溫。作為回應，我方迅即出臺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其范圍涵蓋旅游提示、留學建議及航班調度等多個領域，可謂一套精準的“外交組合拳”。時隔三周，這套拳法的“力道”已清晰可見。以大阪地標性商業區心齋橋為例，當地免稅店的業務數據曲線，正以一種近乎陡峭的姿勢向下俯沖——大陸赴日游客流量急劇下滑約六七成，且下行趨勢未見緩和。

當公眾視線多數聚焦于“游客”這一群體時，本報道試圖將鏡頭轉向另一批隱于幕后的承受者——在日華人小企業主。他們在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波中，承受著近乎毀滅性的沖擊。這個群體的困境在于，他們的訴苦通道在現實與網絡世界均嚴重受限，動輒便可能招致排山倒海般的網絡評議，其中不乏尖銳的指責。這群創業者，或單槍匹馬，或攜家帶口東渡，本意在異鄉開創一片天地，卻不料被夾在中日關系的縫隙之間，正在經歷一場由政策與外交聯手鑄成的“雙殺”局。

筆者長期居住于大阪，因常協助旅日華人處理如子女入學、簽證更新等事務，得以近距離觀察這一群體的真實生態。這種基于一線接觸的認知，相較于網絡上的泛泛之談，無疑更為細膩與真切。

一、彼岸的淘金路：華人企業主的東渡簡史

在公眾的普遍認知里，赴日途徑不外乎旅游、留學與工作。但您是否知道，還有一條被稱為“經營管理簽證”的快捷通道？自2015年日本推出此政策，創業的門檻被顯著降低：只需雇傭一名本地員工，或備妥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注：此為可自由支配的注冊資金，非凍結資產）即可叩開日本的大門，進行經營活動，并有權攜帶配偶與子女。

此門一開，無疑在某種程度上點燃了“低成本移民”的希望。有業內人士測算，包括日本醫保、社保及公司報稅在內的年度總開銷，約在10萬元人民幣左右，其中大部分仍用于自身社保。折算下來，相當于每年僅以三四萬元的“管理成本”，便能獲取日本的居留權，并讓家人同步享受當地的教育與醫療資源。這對于部分國內居民，尤其是長三角地區的投資者而言，頗具吸引力，遂形成一波東渡熱潮。當然，其中亦不乏看好日本旅游市場前景，或希望借此轉換人生賽道的創業者。

二、理想與現實的碰撞：移民潮與政策收緊

經過數年的市場試探與疫情時期的短暫凍結，自2022年起，一波新的赴日創業潮開始涌動。關西機場的景象悄然變化，常見三五口之家帶著堪稱規模的行李抵日，其陣仗遠非旅游，更似舉家遷徙。

數據或許更能說明問題：2022至2024年間，約有6萬名中國公民申請了經營管理簽證，這意味著背后是6萬個家庭，總人數估計高達15萬之眾。這股洶涌的浪潮很快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關注。有當地調研指出，部分申請者的初衷并非真實的經營與管理，而是以較小成本換取養老資格。此類現象引發了關于擠占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討論，甚至招致部分本地民眾的抱怨。

面對此情此景，日本政府祭出調控手段。自2025年10月起，經營管理簽證新政正式落地，核心門檻顯著抬高：

• 資金門檻：從500萬日元大幅提升至3000萬日元。

• 雇傭門檻：必須雇傭一名日本國民、永久居民或特定居留資格者。

然而，在日本當前“超充分就業”的市場環境下，本土企業尚面臨招工難，這些初來乍到、且常被貼上特定標簽的華人中小企業，其招聘難度可想而知。新政采取了“新人新辦法，老人緩沖期”的原則，給予已獲簽者三年過渡期，期滿后將一視同仁。

縱觀此群體，大致可分為兩類：

1. 小資養老型：其初衷是以較小年度開銷換取日本身份用于養老。新政下，3000萬日元的資金門檻或可應對，但需長期真金白銀地雇傭一名員工，年均額外支出約15萬元人民幣，且看似遙遙無期，這對他們構成了現實的財務壓力。

2. 自營奮斗型：此為大多數。他們或因語言與文化隔閡，難以融入日本本土商業體系，故而高度集中于民宿、餐飲、導游（含租車）等面向中國游客的行業及其衍生領域（如房地產）。隨著疫情后中國游客的回歸，他們曾滿懷希望地投入，甚至推高了大阪西城區等地房價，使日本橋儼然成為“中華料理一條街”。其生存邏輯高度依賴中國游客的持續輸入。新政要求的強制雇傭，對于本就缺乏吸引力的他們而言，無異于又一重擊。

就在新政實施未滿兩月之際，日本政壇更迭，新首相的上臺及其涉臺言論，猶如向本就微妙的兩國關系投下一顆石子，激起層層波瀾。隨之而來的外交反制，對于那位靠中國游客存活的華人小企業主而言，堪稱“天塌了”式的精準打擊。

他們的商業模型完全圍繞中國游客的需求構建：專攻中國胃的麻辣燙、餛飩店，日本本地人少有問津，歐美游客亦不感冒。客源的斷崖式下跌，使其資產價值瞬間大幅縮水。更為嚴峻的是，他們大多并非輕裝上陣，而是拖家帶口，部分甚至背負債務。當收入銳減而剛性支出依舊時，其困境可想而知。

然而，比生意垮掉更令人窒息的，或許是那種“無處話凄涼”的沉默。歸途，在現實面前也顯得荊棘叢生。于是，他們只能將所有的焦慮與無奈默默咽下，在堅持中等待轉機，心底那個“中國游客快回來”的愿望，如今顯得格外沉重。

四、眾生相：風口下的個體浮沉

基于筆者的實地接觸，以下為幾位在日華人企業主的真實寫照：

• 張先生的憂患：來自中國東部，家庭條件優渥。原計劃通過經營管理簽證舉家遷日，并開展中日間業務。不料事業未啟，便接連遭遇政策收緊與客源枯竭的雙重打擊，昔日的神采已被濃濃的愁緒取代。

• 陳先生的嘆息：曾任公職，為追求不同的生活體驗而毅然赴日。正當全家憧憬新生活時，政策門檻陡然提升，去留之間，前路迷茫，唯余聲聲嘆息。

• 王女士的靜默：作為大阪民宿業的早期入局者，她曾手握十四處物業，合作網絡龐大。其商業模式建立在加杠桿賭未來的基礎上，卻未曾料想遭遇行業系統性風險。雖資金與雇人門檻對其不構成問題，但客源的持續匱乏，使其龐大的資產面臨嚴峻考驗。

• 葉先生的困局：經營“民宿+白牌車”的復合業務。新政已讓其倍感壓力，近期客源的驟降更使其業務跌入冰點。

• 李總的從容：作為一位資本雄厚的香港酒店業者，他的案例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因其主營面向全球客源的經濟型酒店，在此次風波中受到的沖擊相對有限，甚至因差異化定位而得以保全。

網友手記呈現上述案例，心情不免沉重。這些創業者，曾懷揣夢想遠渡重洋，如今卻在接連不斷的變故中奮力支撐。他們的故事，是國際關系微觀敘事的一部分，也是關于選擇、風險與韌性的一課。在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的復雜棋盤上，個體的命運有時就如風中之燭，搖曳，卻仍在頑強地尋找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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