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800萬男性被強制絕育？人口成全球第一，莫迪難破計生后遺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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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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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是言叔。最近不少人在社交平臺上刷到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印度曾因計劃生育，一次性讓八百萬男性失去生育能力。初聽覺得荒誕不經，可查閱多方資料后才發現，這并非網絡謠言，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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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印度政府推行強制絕育政策，數以百萬計的男性被強行送入手術室接受輸精管結扎。諷刺的是，如今印度人口已突破14億大關，正式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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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現實讓人困惑：究竟是當年“絕育失敗”導致了今日的人口膨脹？還是那場極端干預反而埋下了結構性隱患？背后真相遠比表面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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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公布的數據顯示，印度總人口達到14.2577585億，與中國幾乎持平并略微領先。然而，人口專家何亞福一語道破天機：“這個第一，更多是象征性的數字勝利。”要理解其中深層邏輯，必須回溯印度計劃生育一路走偏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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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計生的跑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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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的是，印度其實是世界上最早嘗試系統性人口控制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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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獨立時全國人口僅為3.5億，但僅僅兩年后，尼赫魯領導的政府就意識到人口增速可能帶來長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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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52年，印度正式出臺國家級計劃生育方案，并設立專門機構——計劃生育委員會，統籌全國節育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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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舉措比許多發達國家早了十余年，堪稱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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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卻極為骨感。到1970年代，全國人口猛增至6億，短短二十多年實現翻倍，原有政策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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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政策落地的首要因素，是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與社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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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信眾占比超過八成，其文化中普遍推崇“多子多福”，部分教派甚至將生育視為神圣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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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強烈的重男輕女心態，在廣大農村地區，“無男孩不收兵”成為許多家庭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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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的意見分裂進一步削弱了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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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執政黨成員主張推廣避孕工具和節育知識，而具有宗教背景的議員則強烈反對，認為生育控制應依賴個人道德自律而非醫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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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拉鋸戰使得基層執行陷入混亂：部分地區把避孕藥當作福利發放，另一些地方則完全擱置相關宣傳，整體推進如同拼湊而成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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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原本溫和的計生策略驟然轉向高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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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拉·甘地修改憲法擴大行政權力后，她的兒子桑賈伊·甘地被委以重任，高調提出“迅速遏制人口增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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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令人唏噓的鬧劇就此上演：由官員帶領的“絕育突擊隊”攜帶醫療設備穿梭于城鄉之間，專門鎖定弱勢男性群體下手——文盲、流浪者、臨時工等缺乏社會話語權的人群首當其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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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BBC后續調查披露，僅在1975至1976年間，全印共完成620萬例男性絕育手術，平均每日近1.7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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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揪心的是，大量手術在條件惡劣的臨時場所進行，導致術后感染頻發。官方記錄顯示，至少有超過兩千名育齡男女因此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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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育后遺癥持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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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自上而下的暴力干預最終反噬執政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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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大選中，積怨已久的民眾用選票終結了英吉拉政權。新上臺的政府第一時間宣布暫停強制措施，計劃生育從此轉入低調運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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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數十年間，當局再不敢提“強制”二字，轉而采取柔性引導。但這次轉向又誤入新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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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激起男性群體反彈，節育重點悄然轉移至女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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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父權結構下，女性地位較低，更容易成為政策執行對象，阻力也相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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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性別傾斜的操作在2013至2014年達到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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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全國共實施約400萬例絕育手術，其中針對男性的不足10萬例，占比不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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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醫療質量失控。為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指標，許多基層醫療機構雇傭無資質人員操刀，消毒流程敷衍了事，甚至多人共用一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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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衛生部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至2012年三年內，因手術事故致死人數達700人，另有356人落下終身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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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曾爆發一起重大醫療事故：13名婦女在同一間簡陋手術室接受操作后，因交叉感染相繼死亡，震驚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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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的是，盡管政策反復搖擺、手段飽受爭議，印度的總和生育率仍在緩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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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向晶研究員的研究表明，該國總和生育率從1960年代的6.0高位，逐步回落至2021年的2.0，恰好低于維持人口穩定的2.1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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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并不等于人口增長會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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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長是紅利還是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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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口跨越14億門檻，印度感受到的并非榮耀，而是公共服務體系瀕臨崩潰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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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市場早已供過于求。全國七成人口依賴農業維生，但農業對GDP貢獻僅有16.8%，意味著大量勞動力處于隱性失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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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大學2023屆畢業生中，僅有38%成功找到工作，其余多數只能從事非正規職業，如駕駛三輪車或經營街頭奶茶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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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極度匱乏同樣觸目驚心。全國仍有1.5億成年人無法讀寫，在北方邦某些偏遠村落，學校沒有固定教室，教師帶著幾十名學生在樹蔭下露天授課已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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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未能接受基礎教育的年輕群體，難以適應現代產業需求，反而成為經濟轉型的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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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一直希望將“人口規模”轉化為“人口紅利”，推出“印度制造”戰略，意圖復制中國的工業化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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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該國近半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勞動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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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進展遠不如預期。制造業占GDP比重長期徘徊在13%至17%之間，距離設定的25%目標差距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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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憂的是，營商環境與基礎設施嚴重拖累外資信心。僅2023年一年，就有福特、富士康等共計2783家跨國企業關閉在印工廠撤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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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24年發布的《印度人口紅利研究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印度極有可能錯失人口紅利的關鍵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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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強調，種姓制度限制低種姓人群向上流動，全國存在1600多種語言方言，極大阻礙勞動力跨區域配置，“空有人力資源，難成有效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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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中國的計劃生育始終堅持以自愿為基礎，未采取任何形式的強制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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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調控避孕用品價格、普及科學育兒理念、加強婦幼保健服務等方式穩步推進人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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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個民生議題引發熱議：2025年起施行的新版增值稅法取消了避孕藥品與器具的免稅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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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生產企業需繳納相應稅款，終端售價或將小幅上調。不過即便如此，這種基于市場機制的調節方式，仍與當年印度的粗暴干預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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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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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印度的人口變遷軌跡，可見其走了一條從“想控控不住”到“強控釀災難”的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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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魯時代的理性倡導敗給了文化慣性，英吉拉時期的激進手段激起了民憤，后來的放任態度又使人口增長慣性難以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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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究竟是資源還是負擔，從來不由數量決定，而取決于配套支撐體系是否健全。”莫迪在2024年連任后，將“激活人口潛力”列為施政核心，但前方挑戰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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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經歷也為其他國家敲響警鐘：與其追逐“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虛名，不如清醒認識到——真正的紅利從來不靠人多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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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教育普及、就業崗位充足、醫療保障完善，才能將龐大的人口基數轉化為可持續的發展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