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薪200元，在深圳當“外包兒女”

在社交平臺上，“陪老人散步、聊天”已成為互聯網樂子人眼中的神仙職業。內容大同小異的“求機會”帖里，有失業的打工人想碰運氣賺點小錢，也有愛散步愛聊天的年輕人打算把愛好輕松變現。

此類帖子的留言區，無一例外擠滿了“我也想做”的許愿。賓主盡歡的氣氛傳遞出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陪伴老人”似乎是一件輕松、解壓、無負擔的低門檻工作。

硬幣的另一面是真實的需求。同樣在社交平臺上，“陪媽媽出游拍照”，“陪老人遛彎”，“去養老院看望老人”等來自深圳的招募機會并不少。這些需求對應征者有著更細致的要求，比如母親剛從老家過來，子女想找個老鄉陪她聊天；比如日常陪伴，雙方不能相距太遠；又比如媽媽是個i人，陪伴者至少不能把天聊死……

在國內，陪伴老人作為一門過于新興的職業，一切似乎都在摸索階段。在社交平臺上，陪伴服務的供求雙方，要實現精準匹配也不容易，一則“陪老人遛彎、打飯”的帖子下面，一位自薦的年輕媽媽虛心請教“可以帶著4個月的娃去嗎”，發帖人無奈反問“我爸快80歲，你娃四個月，你兩個都能顧上”。

陪伴老人，可能不像互聯網群眾想象得那么簡單。日本專門為老人提供陪伴服務的“Motto Mate”平臺，在運營初期就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作為“外包兒女”，年輕人在陪伴過程中，不知道該與老人聊什么。為此，該平臺通過定期對員工進行心理學、老年溝通技巧等培訓、舉辦陪伴場景訓練和案例分享會，培養陪伴者的服務能力。

在深圳生活的陪診師易蓉，今年以來大約為10位老人提供了陪伴服務。她感覺，老年人對陪伴的需求，還沒有被市場充分“看見”，很多有陪伴需要的家庭，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適的服務者。

1.6億獨居老人，被忽略的情感需求

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21年，全國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包括獨居家庭、僅與配偶居住家庭）的比例為59.7%。北京大學教授趙耀輝在2024年分享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獨居老年人（含僅與配偶居住家庭）約有1.6億，其中80歲以上獨居者占了一半。在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調查中，78%的老人都把“有人陪”看得比“有人照顧生活”重。

我在社交平臺上聯系上數位嘗試尋找此類工作機會、沒有任何相關經驗的發帖人，還無一人接到過訂單。在深圳，也有陪診機構、陪診師掛出了陪伴服務。

在團購平臺上，深圳一家陪護機構掛出了“老年陪伴師”服務，服務內容包含情感陪伴、心理疏導、生活協助等。客服人員跟我分享了兩個過往的服務案例，一個是陪老人逛街，一個是陪伴認知能力退化的老人，陪伴師通過互動和小游戲，幫助老人做認知上的康復訓練。

我聯系到的數位深圳陪診師中，只有易蓉接到一定數量的陪伴老人訂單，其他幾位雖然掛出了“上門看望” “陪伴老人”的服務項目，但都未接到訂單，“有人咨詢過，但是嫌貴”，一位陪診師告訴我。

今年年初，易蓉開始接單做陪診服務。成為全職媽媽之前，她在深圳做過十多年銷售，微信好友人數龐大，且多數當面交流過。朋友圈和各個社交平臺，是她推廣陪診、陪伴業務的主要渠道。

在易蓉陪診的服務對象中，老年人占了六七成。此外，她也給10位老人提供過陪伴服務。第一個陪伴老人的需求，來自寶媽微信群。一名群友聯系上易蓉，這是一個雙職工家庭，丈夫在外地工作，妻子需要經常出差，家里老人多數時候處于獨居狀態。群友拜托易蓉，隔三岔五去家里陪陪老人，倆人雖然沒見過面，但在群里有過不少交流，有一定的信任基礎。

近一年來，易蓉在陪診、陪伴服務中，接觸了很多深圳老人，她也經常關注同行的分享。她觀察到，這些有陪伴、陪診需求的老人，多數跟著子女從老家遷居深圳，他們一下子被丟到陌生的環境里，子女又忙于工作，很多老人每日獨處時間超過12小時。有些老人性格外放，能在住處附近結交一些朋友，也有很多老人不善社交，在深圳除了親人，沒有任何社會關系，只能靠看電視、侍弄花草打發時間。

易蓉接觸的老人當中，一半處于獨居狀態，還有一些老人生活在養老院。她發現，衣食住行上，子女給老人提供的條件大都不錯，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渴望被重視被關注的心理訴求，很容易被子女忽略，或者無暇顧及。

尤其在醫院里，老年人的孤獨會被放大。易蓉在陪診的過程中，更明顯地感受到老人們的脆弱、無助和孤單。就診時，老人的狀態比平時會更微妙一些，他在等待診斷結果，心里緊張，又擔心病情嚴重給子女造成負擔。為了掩飾這些情緒，老人的話也比平時多。易蓉觀察，老人可能想通過聊天緩解壓力。這個狀態下，老人的情感流露也會比平時更直白，“你能夠感覺到，他渴望有個人陪著他”。

有些老人易蓉提供過多次的陪診服務，雙方更熟悉以后，老人在就診結束時，會主動邀約易蓉坐下來聊會兒天，或者逛逛附近的菜市場，“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小事，卻能極大地緩解他們的精神空虛”。在易蓉看來，目前的養老服務大都專注于老人的生存需求，老年人的孤獨感，渴望“有人回應”、渴望被關注重視等情感需求，反而是被忽視的痛點。

“Motto Mate”平臺的創立者，也提出過相似的觀點——在日本這個深度老齡化社會，許多老人依然健康、有活力、有表達欲，但因為各種隱形的社會偏見，主動放棄了嘗試、改變和交朋友的機會，給老人提供陪伴，鼓勵老人表達、拓展社交，看起來并非養老的剛需，卻是老人積極生活下去的關鍵。

一名“外包兒女”的自我修養

在國外，陪伴老人的服務，已經有成功的商業模式和操作形式可循。

美國養老平臺 Papa創立于2017年，將缺“錢”的年輕人和缺“伴”的老年人的需求對接，年輕、缺乏護理經驗的年輕人，通過平臺審核后，可以選擇自己有能力服務的老人，上門提供陪伴、接送、餐食準備、打掃房間等非醫療服務。截至2024年末，Papa已提供了超過 260 萬次服務。

在日本，創立于2020年的AgeWellJapan，其核心服務產品就是“Motto Mate”平臺——由20歲至30歲的年輕工作人員，上門為老年人提供社交陪伴與情感連接，內容涵蓋日常交流、購物、出游、興趣課程指導等。該平臺的單次服務費用在1萬到1.2萬日元之間（約合人民幣500元），用戶續費率非常高，注冊客戶中實際中途退訂比例低于5%。

易蓉接到的陪診、陪伴服務訂單，下單人基本上都是子女。老年人操作手機不熟練，即便會用手機，他們也未必知道有這些服務。

易蓉在服務中發現，即便孤獨、渴望陪伴，很多老人對陪伴服務的接受度不高，“花錢請人陪他聊天、散步，這不符合很多老年人的消費觀念和處世習慣。” 相比之下，老人更容易接受陪診服務。

有些子女委托易蓉時，會提醒她以孩子朋友的身份接觸老人，不能讓老人知道這是付費服務。此外，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相處，老人也很難建立信任感，以孩子朋友的身份去相處，有這層關系基礎，老人更容易接納她。

易蓉也遇到過一些意識超前的老人，他們一般沒有子女，經濟能力強，平時活得很瀟灑，他們就更愿意花錢買服務。

不管能否接受付費陪伴這種形式，雙方相處一段時間后，老人和易蓉之間很容易產生情感上的牽絆。老人們把她當成朋友，關心她的生活狀態，關心她的家人，尤其是獨居老人，彼此熟悉以后，她能感覺到老人對自己的依賴。

易蓉長期陪伴一位接近80歲的老太太，老人獨自生活在福田，嘴里常念叨“有人跟我抬杠都覺得熱鬧”。易蓉每周上門3次，除了一起聊天散步，幫老人調手機，給老人讀報也是日常相處的主要內容。老太太每次打開門看到易蓉，都要習慣性地說出那句“你又來啦”，從老人的眼神和表情中，易蓉能察覺到，老人在盼著她來。

她陪伴的另一位老者，在妻子去世后變得少言寡語，子女聯系上易蓉時，叮囑她多陪著老人去公園打太極拳，多跟老人聊聊以前的工作，易蓉陪伴一段時間后，老人漸漸恢復了往日的精神頭，在公園里晨練時，也愿意跟旁邊的人搭話。

陪伴是一種情感勞動，有些時候，易蓉也要提醒自己把握好邊界，“老人再怎么吐槽子女，你只能聽著，人家的家庭矛盾，你不要介入也不要評判。平時跟老人相處的細節，要多跟子女同步，讓他們知道這些服務的價值，畢竟子女是買單的人。”

一小時200元，誰為“陪伴”定價？

在整個市場上，陪診服務定價逐漸形成了市場標準。而陪伴老人的服務，提供服務者相對分散，線上掛出的價格也各不相同。前文提到的提供老人陪伴服務的深圳某機構，在平臺上掛出的陪伴服務1小時定價接近200元，且3小時起訂。

易蓉的陪伴服務，收費按照小時計價，定價根據每個老人的身體狀態、自理能力，以及要提供的服務內容浮動。相比陪診，易蓉對陪伴服務的收費要更高一些，因為陪伴老人要付出的心力、專注度，以及要承擔的風險，相對高于陪診。

有些老人行動不便，在室外活動時，她需要時刻關注對方的狀態，“這比陪診更緊張”，在醫院里發生意外，醫護人員就在身邊，求助方便。但陪伴老人時發生意外，那對陪伴師來說更麻煩，可能身邊無人能求助，也可能陷入責任糾紛。

選擇陪伴服務訂單前，易蓉要先了解老人的身體狀態，如果老人身患重癥，她一般會婉拒對方，她沒有醫護經驗，擔心自己難以勝任。接單前，她要與老人的親屬簽訂健康情況告知書，親屬要講清楚老人真實的身體狀態，這樣遇到突發狀況她也好應對。

眼下，陪伴老人的服務，缺少監管和統一的行業標準，也沒有更多經驗可循，這也讓易蓉不得不更加謹慎。在實際服務中，易蓉還有很多顧慮和疑問，“老人送你貴重的禮物，你該不該收，如果收了，子女來追討怎么辦？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怎么處理。”

截至2023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達到2.97億，占總人口的比重為21.1%。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在傳統家庭結構、養老模式受到沖擊的今天，子女和老人都在尋找新的依托與信任關系。在易蓉看來，陪伴師作為一種職業化的服務者走進老人的生活，雖然無法替代子女的親情和陪伴，卻至少能彌補一些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空缺。

文丨黃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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