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艦直沖日本，美航母離開，德總理突然出手，給了高市重重一擊

日前，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臨時召集媒體，在深夜舉行了一場罕見的記者會。他拿著事先準備好的講稿，聲稱日本自衛隊戰機在附近海域執行任務時，“遭到中國戰機雷達照射”，并反復強調這是“危險行為”。從現場報道來看，小泉通報情況時語速很快，聲音明顯有些發顫，顯然事態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東京方面原先的預估。

但真正讓日本政壇緊張的，并不只是這一次空中對峙的技術細節，而是隨后迅速展開的一連串“后續畫面”。

就在風波尚未平息之際，中國海軍航母遼寧艦率領編隊一路北上。

根據日本防衛省公開的航跡推演，遼寧艦在多艘大型驅逐艦伴隨下，通過宮古海峽后繼續向東北方向推進，先后有055型萬噸驅逐艦“南昌艦”、052D型驅逐艦“西寧艦”“開封艦”等主力艦艇伴行，最近一度抵近喜界島以東約190公里海域。

外媒援引情報人士披露，中國海軍、海警在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多片海域同步展開行動，參與艦艇總數在高峰時超過一百艘，被形容為“迄今規模最大的一次海上力量展示”。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原本長期部署在日本的美國航母“華盛頓”號，近期已返回關島基地進行維護和補給，另一艘在亞太活動的“尼米茲”號也已轉往其他海域。短時間內，日本上空看似仍有美軍戰機穿梭，但近海的大型水面力量卻明顯“后撤”，更多把前沿壓力留給了自衛隊。

對東京來說，這種“美國適度后退、日本被推到前臺”的微妙變化，無形中加重了安全焦慮。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一系列調動并非臨時起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戰略安排。

此前，就有多家媒體注意到，中國海軍在今年冬季集中組織多方向、跨戰區的聯合行動，艦艇編隊從黃海南部一路延伸至東海、南海，再向外抵達西太平洋部分海域，呈現出“南北聯動、內外呼應”的態勢。

分析人士認為，這表明中國已經具備在臺海、東海、南海等多個重點方向同步展開行動的能力，給周邊國家留出的反應時間被進一步壓縮。

在這樣的背景下，遼寧艦編隊此次北上，被不少觀察人士解讀為對日本近年來推動“西南諸島堡壘化”的一次現實回應。日本在相關島嶼上不斷強化軍用設施、部署導彈部隊，試圖在一線構筑“前沿屏障”。

而遼寧艦等主力艦艇以常態化訓練姿態出現在日本“家門口”，意味著即便這些島嶼完成軍事化改造，也難以阻擋一支能夠遠洋機動、體系作戰的海軍力量。

對于本就資源匱乏、嚴重依賴外部航道的島國日本而言，這種戰略態勢的變化，幾乎等同于后方安全緩沖地帶正在被壓縮。

與東亞上空一度緊繃的神經相比，幾千公里之外的柏林，卻出現了另一幅耐人尋味的畫面。

近日，德國總理默茨與波蘭總理圖斯克在會晤后共同對媒體表示，德國“不會回避二戰期間對波蘭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必須“永遠正視歷史”。

對于熟悉歐洲戰后歷史的人來說，這并不意外。

二戰結束后，德國經歷了長時間、全方位的戰后清算，不僅政權曾被分割控制，經濟也在巨額賠償壓力下重建。

反觀日本的軌跡則大不相同。戰敗初期，一些戰時高官被列為甲級戰犯嫌疑人，其中就包括后來擔任首相的岸信介。他在1945年戰后被拘押，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接受審查，但在美國占領政策轉向冷戰需要后，于1948年獲釋。

此后，岸信介重新登上政治舞臺，1950年代在美國公然與日本保守派勢力合流，推動保守政黨合并，最終促成自民黨成立，并在1957年出任首相。

這一歷史事實，使得部分戰時決策圈成員以全新面目重返權力中心，深刻影響了戰后日本政治的價值取向，也為今天政壇上各種否認侵略歷史、淡化戰爭責任的聲音埋下了伏筆。

歷史上的差異，正悄然折射到當下的現實選擇中。德國以實際行動回應鄰國關切，試圖用更負責任的方式彌合戰爭留下的傷口；而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反復“做減法”，在現實安全議題上卻頻頻“做加法”，在涉臺、涉海問題上釋放出一系列挑釁性表態。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

圍繞此次中日摩擦，經濟領域也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動向。日本《讀賣新聞》等媒體披露，近期多家日本企業向中國提出的稀土進口申請，審批周期明顯拉長，有日本政府官員坦言“相關許可程序比往常慢得多”。

消息披露的時間點，恰好是在日本高層發表涉臺錯誤言論約一個月之后，引發外界普遍猜測：中方在現有規則框架內“從嚴審查”，本身就帶有清晰的政治信號。

稀土被形象地稱為“現代工業的維生素”。在日本，高性能電機、新能源汽車、精密電子元件都離不開稀土磁體和相關材料。過去十幾年，出于分散風險的考量，日本官方不斷鼓吹要“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并大力宣傳從太平洋深海泥中開采稀土的遠景——相關科研成果確實顯示，在南、北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深海沉積物中，富集了大量稀土元素。

從科研樣本到可商業化開采，中間隔著高昂的成本、漫長的周期和復雜的環保約束。

現實中的日本制造業，比政治口號要務實得多：一旦感受到上游供應不穩，最直接的辦法往往不是“另起爐灶”，而是把部分高端生產線搬到上游所在國，以縮短產業鏈、降低不確定性。近期已有日本汽車企業內部討論，將升級項目更多布局在中國，以確保關鍵材料和零部件供應穩定，這正是這種務實考量的具體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輪中日緊張互動中，第一次出現了“外部勢力”當面為日本站臺的畫面——但這個聲音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澳大利亞。事件發生時，澳大利亞防長正在東京訪問，在與日本官員共同出席記者會時，他按外交慣例表示“堅定支持日本維護自身安全的努力”，強調盟友之間會“肩并肩站在一起”。

澳方的表態，在輿論層面給了日本一些安慰，卻很難改變現實約束。官方統計顯示，中國已連續多年穩居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僅2024年雙邊貨物和服務貿易額就達到約3120億澳元，接近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其中約三成以上出口要靠中國市場消化。

也正因此，在涉及臺海等高敏感議題時，澳大利亞一方面加強與美國、日本的安全協作，另一方面又反復強調不希望看到局勢失控，更不愿被自動卷入武裝沖突。

事實上，早在此前，美國就曾分別向日本和澳大利亞征詢過類似問題：一旦臺海發生事態，兩國會如何反應？日本多次用“維持戰略模糊”來回應，避免作出被視為“自動介入”的公開承諾；澳大利亞則更明確地強調，任何軍事行動都必須符合自身利益和議會授權，不會簡單服從某一方“同盟期待”。這說明，即便在同一陣營內部，各國在“替誰出頭、出到什么程度”問題上，也有自己的算盤。

可以預見，面對持續的壓力，日本今后仍會試圖在國際場合拉攏更多國家“聲援”，在多邊聲明中堆疊一些措辭強硬的句子，以此向國內展示“并不孤單”。但真正能夠在安全層面承擔實質性風險、在經貿領域付出實際代價的伙伴，并不會很多。

從深夜記者會到航母北上，從百艦齊出到稀土審批放緩，再到歐洲的歷史記憶與盟友的經濟盤算，本次事件清晰勾勒出一個現實：今天的地區格局，已不是幾十年前那個日本熟悉的秩序。對東京而言，與其寄望于外部支援，不如真正回到歷史與現實的起點——正視過去的錯誤，審慎對待安全議題，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與鄰國的矛盾，才是減輕戰略壓力、避免誤判的根本之道。

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感謝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