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第一相的雙面人生，手握多重名臣劇本，卻落得毀譽參半終

可以說，無論是辛棄疾還是陸游都對劉裕評價都很高，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寫盡昔日劉裕北伐的雄偉風采，“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陸游的：“蕭相守關成漢業，穆之一死宋班師。赫連拓跋非難取，天意從來未易知。這其中都包含了二人對北伐建功的劉裕贊賞，寄托抗金復國的壯志。

在魏晉南北朝的亂世棋局中，劉裕無疑是掀翻棋盤的梟雄，朱元璋一樣的人物，但很少有人知曉，這位“氣吞萬里如虎”的帝王背后，始終站著一位操盤全局的“棋手”——劉穆之。這位被后世稱為“南朝第一名相”的寒門士人，以智謀撐起劉裕的霸業，如果多活幾年，劉裕定能一統天下，不想卻在功成名就之際猝然長逝，留下一段“功罪難辨”的歷史爭議，也讓劉裕一統天下的夢想最終化為泡影。劉穆之本人的品智更是讓人難以判斷，一生難辨功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晉時東莞郡莒縣人，據聞乃漢高祖劉邦庶長子齊悼惠王劉肥的后人，估計也是瞎認祖宗，不過是為了提高家族是身份故意為之，這在重視出身的南朝并不稀奇，但實際上，此時他的家族早已衰落，其父祖皆不見于史書，只有一“從兄之父”劉爽，擔任山陰令。因此，劉穆之在當時屬于標準的庶族寒士，他自己后來親口承認生活用品都很匱乏。

命運的公平之處，在于為他關上門第之門時，又為他打開了才華之窗，劉穆之很早便展現出才華，據記載，他還做過一個奇異的怪夢：有兩艘船合成為一艘大船，上有華蓋與奢侈的裝潢，然后自己就乘著這艘船升天了。天亮后，有個老婦人問：“您昨晚做了好夢嗎？”劉穆之便悉數告知，老婦人說，您必會成為宰相，然后就消失不見。這個充滿玄幻色彩的夢境，或許是時人對他功業的附會，但也恰恰印證了劉穆之內心深處從未熄滅的青云之志。

但在當時的時代，再有才華沒有家族的支持也是白搭，在門閥，士族的壁壘面前，寒族的才華前顯得格外蒼白。劉穆之的幸運之處在于，他得到高門大族濟陽江氏的賞識，當時的瑯琊內史江敳十分欣賞劉穆之的才華，聘他為主簿，這本是劉穆之躋身上層社會的絕佳機會，可門第的鴻溝終究難以逾越。江氏子弟對他多有譏諷，這份寄人籬下的屈辱，讓劉穆之愈發清楚，要想出人頭地，需要一位與他并肩破局的知己。

此時的東晉司馬氏的王權早已名存實亡。各路梟雄紛紛出現，元興二年十二月，權臣桓玄廢晉安帝為平固王，建立桓楚政權。但他的出現不過是為了引出劉裕。次年，北府兵將領劉裕在京口起兵反楚，這位出身最為卑賤的寒門武將，憑借超人軍事才華迅速崛起。劉裕的崛起讓劉穆之看到了二人共同之處，兩人同樣出身貧微，同樣被門閥輕視（當然，劉穆之出身比劉裕強多了），更重要的是，劉裕的雄才偉略需要一位足智多謀的輔佐者。

此時的劉裕也急需一位能統籌全局、出謀劃策的謀士，就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舉薦了有人劉穆之，巧合的是，當時劉穆之也因瑯琊王府隨晉安帝被廢而失去依托，正盤算著投奔劉裕，而劉裕的信使與趕路的劉穆之在途中不期而遇，這場“雙向奔赴”，不僅改變了兩人的命運，更改寫了東晉末年的歷史走向。

從此之后，劉穆之將畢生才智傾注于劉裕的霸業。二人的君臣相宜，這不僅是基于利益的結合，更有著“同被門閥壓制”的惺惺相惜。

劉裕起兵之初雖勢如破竹，但缺乏合法的旗幟。劉穆之當即為劉裕定下“尊晉討逆”的戰略：重樹司馬氏旗幟，焚燒桓玄之父桓溫的牌位，為晉安帝立廟，同時詐稱持有密詔，扶持在宗室中素有威信的武陵王司馬遵“總攝萬機”。這一系列舉措，讓劉裕從“軍閥起兵”轉變為“奉辭伐罪”，贏得了朝野上下的廣泛支持。

義熙元年，劉裕迎晉安帝回建康后，面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的高位任命，劉穆之讓劉裕選擇推辭，率軍返回根據地丹徒。這一“韜光養晦”的決策，既能避開門閥鋒芒，又能為日后崛起積蓄力量。但由瑯琊王氏出身的的王謐擔任司徒，作為劉裕的“代理人”。

義熙三年，王謐病逝，晉安帝意圖讓世家出身的謝混為揚州刺史、孟昶為司徒，將中樞權力重新收歸門閥手中。此時留守建康的劉穆之向劉裕進言，帶兵入建康，趁機奪取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等要職，建立屬于自己行政班底，這是寒族勢力對抗門閥政治的關鍵一步。

劉裕聽從其言，立即趕赴建康，百官果然不敢違逆，最終他如愿獲得“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等職，將東晉中樞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成為東晉最后一個權臣。要想鞏固權力就必須控制軍權，而要想控制軍權就必須起兵作戰，因此在義熙五年，劉穆之立刻建議劉裕率軍北伐，這不僅能抵御外敵，更能通過軍功提升威望掌控軍權。

于是劉裕親率大軍北上，僅一年就滅掉南燕南燕，接著又在于義熙七年徹底平定邪教盧循起義。在這兩場決定性戰役中，劉穆之“常居幕中畫策，決斷眾事”，既是劉裕的“張良”，又是穩定后方的“蕭何”，至此之后劉裕愈發倚重劉穆之。

隨著劉裕權勢日盛，劉裕的崛起引發了門閥世家的不滿，其中以衛將軍、江荊二州刺史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宗室司馬休之，幾人先后起兵討伐劉裕，但最后都被劉裕鏟除，在劉裕清除異己的過程中，劉穆之始終是他最堅定的支持者與執行者。

為了幫劉裕掌控全局，他還建立了一套龐大的情報網絡，“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途陌細事，皆一二以聞”。劉裕之所以能時常拿出民間密事彰顯“明察秋毫”，實則全靠劉穆之提供的情報。這種近乎“特務統治”的手段，雖為人所詬病，卻為劉裕穩定政權提供了重要保障。更為難得是的，劉穆之為劉裕發現，選拔和任用大量的人才，他摒棄了門閥偏見，一律是唯才是舉。

義熙十二年，就在劉裕準備一統北方之際，建康傳來了劉穆之猝然病逝的消息。劉裕聞訊如遭雷擊，為防朝中生變，不得不放棄大好戰機，倉促率軍南歸，一統天下的夢想徹底破滅。

劉穆之的死因，《宋書》記載為“穆之愧懼，發病遂卒”。“愧懼”二字，引發了后世爭議，意思是劉穆之因劉裕謀求“九錫”而心生不滿，以死明志，堪比忠于漢末的荀彧，但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劉穆之的性格——他早在投奔劉裕之初便直言“天命已移”，從未對司馬氏抱有愚忠，反而一直是劉裕代晉的積極推動者。

真正讓他“愧懼”的，或許是權力格局的微妙變化：昔日劉裕“事無大小，必與穆之謀之”，而此次商議“九錫”這般重大的事，卻由劉士族出身的王弘傳達旨意，這對劉穆之而言，這不僅是信任的動搖，更是自己在劉裕集團中核心地位受到挑戰的信號。他將畢生前途與劉裕綁定，一旦失去信任，后果不堪設想。這種巨大的心理沖擊，加上長期操勞積勞成疾，最終導致他一病不起。

劉穆之的死，讓劉裕失去了最可靠的臂膀，也讓那些被壓制的門閥士族重新抬頭。門閥勢力再度滲透進政權核心。他再也找不到如劉穆之般既能統籌全局、又能絕對信任的輔佐者，對朝臣的猜忌日益加深。

后世對劉穆之的評價，始終存在兩極分化，實際上，劉穆之以寒門之身，憑借才智打破階層壁壘，輔佐劉裕建立起寒族主導的政權，為寒族開辟了政治道路。他并非忠于司馬氏的“賢臣”，而是忠于自己理想與才華的“能臣”。

他的早逝，讓劉裕的一統之夢功敗垂成。這位南朝第一名相，用一生詮釋了“士為知己者死”的真諦，正如他夢中乘艦升天那般，他終究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對命運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