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不是問題，制度才是關鍵：海灣國家何以能避免“鳩占鵲巢”？

最新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提到歐洲“未來20年內文明可能被抹除”，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就是歐洲的移民政策。

文件指出：“從長遠視角看，最遲幾十年內，某些北約成員國將成為非歐洲人占多數的國家，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如果眼光只局限在歐洲，那可能就會得出“移民必然威脅本土文明”的結論，但如果將視線轉向中東，可能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以卡塔爾為例，其外籍人口占比高達88%（世界銀行2023年數據），阿聯酋約為89%，科威特亦超過70%。這些國家的勞動力主體并非來自西方，而是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東南亞（菲律賓、印尼）的勞工。

然而，與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移民融合難題、文化沖突甚至社會撕裂不同，這些海灣國家幾乎沒有發生“鳩占鵲巢”或大規模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沖突。

為何同是大規模移民輸入，結局卻大相徑庭？關鍵在于制度設計的根本差異。

一、國籍與身份：嚴格封閉的公民權體系

海灣國家普遍實行全球最嚴苛的國籍法。例如，卡塔爾《國籍法》規定，即使父母一方為卡塔爾公民，子女也未必自動獲得國籍；而對于普通外籍勞工，無論其在該國生活幾代、納稅多少、貢獻多大，也難以獲得公民身份。阿聯酋雖近年對極少數頂尖人才開放“金卡”永久居留，但仍不賦予公民身份。

這種制度安排從根本上杜絕了“人口替代”的可能性——移民永遠是“客”，而非“主”。

二、國家權力：牢牢掌握在原住民手中

外籍勞工承擔了90%以上的體力勞動、服務業甚至部分專業技術崗位，支撐起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轉；但政治權力、軍隊、警察、核心政府部門全部由本國原住民壟斷。

所有高福利（免費醫療、教育、住房補貼、政府高薪職位等）僅限本國公民享有。外籍人士無論工作多久、貢獻多大，都無法享受這些權利。

外國移民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也無法組織工會或政治團體，缺乏集體發聲和爭取權益的制度路徑。

三、家庭政策：抑制代際扎根

海灣國家的外籍勞工中，男性占比超過70%，且絕大多數持短期工作簽證，不允許家屬隨遷。即便允許，配偶子女也無法獲得本地學籍或長期居留權。

這使得外國移民群體難以形成穩定的社區、第二代移民或文化傳承鏈條，從根本上削弱了“扎根”能力。

四、社會管控：本地雇主擔保

長期以來，海灣國家實行“卡法拉制度”（Kafala），即每個外籍勞工必須由一名本地公民或公司作為“擔保人”，其簽證、工作、離境都受擔保人控制。將外籍勞工置于高度受控狀態，極大限制了其自主性和組織能力。

外籍勞工（尤其是低收入群體）通常被集中安置在遠離市中心的工業區或勞工營地（如卡塔爾的“工業城”），與本地人社區幾乎無交集。

五、文化主導：不容挑戰的主流秩序

海灣國家不奉行“多元文化主義”，而是強調伊斯蘭價值觀與阿拉伯傳統的絕對主導地位。

外來者必須遵守嚴格的宗教規范（如齋月禁食、公共場合著裝要求）、不得傳播其他宗教、不得公開批評本地制度。任何試圖挑戰本土文化或政治秩序的行為，都將面臨驅逐甚至法律制裁。

歐洲當前的困境并非源于“移民太多”，而在于其開放的公民權路徑、普惠型福利體系、多元文化理念與民主參與機制，在缺乏有效篩選與融入機制的情況下，反而導致文明沖突和騰籠換鳥。

而海灣國家則通過系統性拒絕移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融合，用“不給你機會扎根”的方式，在極高外籍人口比例下維持了本土文明的掌控權與社會穩定。

移民問題的本質不是數量問題，而是制度設計問題。如何在吸引所需人才的同時，維護國家主權、文化主體性與社會穩定，是所有國家都必須審慎回答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