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提到歐洲“未來20年內文明可能被抹除”,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就是歐洲的移民政策。
文件指出:“從長遠視角看,最遲幾十年內,某些北約成員國將成為非歐洲人占多數的國家,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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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眼光只局限在歐洲,那可能就會得出“移民必然威脅本土文明”的結論,但如果將視線轉向中東,可能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以卡塔爾為例,其外籍人口占比高達88%(世界銀行2023年數據),阿聯酋約為89%,科威特亦超過70%。這些國家的勞動力主體并非來自西方,而是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東南亞(菲律賓、印尼)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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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移民融合難題、文化沖突甚至社會撕裂不同,這些海灣國家幾乎沒有發生“鳩占鵲巢”或大規模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沖突。
為何同是大規模移民輸入,結局卻大相徑庭?關鍵在于制度設計的根本差異。
一、國籍與身份:嚴格封閉的公民權體系
海灣國家普遍實行全球最嚴苛的國籍法。例如,卡塔爾《國籍法》規定,即使父母一方為卡塔爾公民,子女也未必自動獲得國籍;而對于普通外籍勞工,無論其在該國生活幾代、納稅多少、貢獻多大,也難以獲得公民身份。阿聯酋雖近年對極少數頂尖人才開放“金卡”永久居留,但仍不賦予公民身份。
這種制度安排從根本上杜絕了“人口替代”的可能性——移民永遠是“客”,而非“主”。
二、國家權力:牢牢掌握在原住民手中
外籍勞工承擔了90%以上的體力勞動、服務業甚至部分專業技術崗位,支撐起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轉;但政治權力、軍隊、警察、核心政府部門全部由本國原住民壟斷。
所有高福利(免費醫療、教育、住房補貼、政府高薪職位等)僅限本國公民享有。外籍人士無論工作多久、貢獻多大,都無法享受這些權利。
外國移民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也無法組織工會或政治團體,缺乏集體發聲和爭取權益的制度路徑。
三、家庭政策:抑制代際扎根
海灣國家的外籍勞工中,男性占比超過70%,且絕大多數持短期工作簽證,不允許家屬隨遷。即便允許,配偶子女也無法獲得本地學籍或長期居留權。
這使得外國移民群體難以形成穩定的社區、第二代移民或文化傳承鏈條,從根本上削弱了“扎根”能力。
四、社會管控:本地雇主擔保
長期以來,海灣國家實行“卡法拉制度”(Kafala),即每個外籍勞工必須由一名本地公民或公司作為“擔保人”,其簽證、工作、離境都受擔保人控制。將外籍勞工置于高度受控狀態,極大限制了其自主性和組織能力。
外籍勞工(尤其是低收入群體)通常被集中安置在遠離市中心的工業區或勞工營地(如卡塔爾的“工業城”),與本地人社區幾乎無交集。
五、文化主導:不容挑戰的主流秩序
海灣國家不奉行“多元文化主義”,而是強調伊斯蘭價值觀與阿拉伯傳統的絕對主導地位。
外來者必須遵守嚴格的宗教規范(如齋月禁食、公共場合著裝要求)、不得傳播其他宗教、不得公開批評本地制度。任何試圖挑戰本土文化或政治秩序的行為,都將面臨驅逐甚至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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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當前的困境并非源于“移民太多”,而在于其開放的公民權路徑、普惠型福利體系、多元文化理念與民主參與機制,在缺乏有效篩選與融入機制的情況下,反而導致文明沖突和騰籠換鳥。
而海灣國家則通過系統性拒絕移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融合,用“不給你機會扎根”的方式,在極高外籍人口比例下維持了本土文明的掌控權與社會穩定。
移民問題的本質不是數量問題,而是制度設計問題。如何在吸引所需人才的同時,維護國家主權、文化主體性與社會穩定,是所有國家都必須審慎回答的時代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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