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政治局會議釋放明年經濟政策五大重要信號，信息量很大！

文/陳治剛（識局智庫首席戰略專家）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12月8日）召開會議。

這次會議的首要議題為分析研究2026年經濟工作。

每年12月初召開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都極為值得關注。

為什么呢？

因為它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至關重要的一次會議，這基本已成為一項制度性安排。

其具有的重要且獨特的意義，就是在年度經濟工作承上啟下的關鍵時點，完成三大核心任務：

1. 承上啟下，定調定向

總結評估當年經濟運行，并基于此對次年經濟工作的總體思路、主基調、核心政策取向進行最高層級的“政治拍板”，為后續會議設定框架。

2. 凝聚共識，統一思想

在經濟形勢面臨復雜挑戰時，會議會作出重要判斷，為各級干部和社會統一認識、明確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3. 明確任務，規劃路線

確定下一年經濟工作的關鍵領域和重點任務，為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更詳細的“施工圖”明確核心議題。

這三個核心意義并非獨立存在，而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決策鏈條。

1. 從“務虛討論”到“政治拍板”的決策關鍵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需要制定詳細計劃，而之前的12月政治局會議則為其劃定“戰略邊界”和“行動綱領”。

例如，對比去年和今年兩次會議通稿，從2024年部署2025年工作，到2025年部署2026年工作，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表述保持了“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連續性。

同時，2025年會議提出的 “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 ，相較于2024年 “穩中求進、以進促穩” 的表述，又體現了工作重心根據形勢變化的精準微調。

這種 “穩”中有“變” 的決策，正是在12月的這次會議上完成的。

2. 以最高權威凝聚復雜共識

在經濟形勢面臨復雜挑戰時，12月的這次會議的表態至關重要。

它可以起到“定心丸”和“指揮棒”的作用。

例如，面對社會關切，2024年的會議明確要求 “穩住樓市股市” ，直接回應了市場擔憂；而2025年會議則將“穩預期”具體化為著力 “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 的“四穩”。

這些最高層的明確判斷和部署，是統一全黨全國思想和行動的基礎。

3. 為最終“施工圖”錨定核心議題

12月這次會議確定的重點任務，會直接成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組討論和制定具體政策的核心。

例如，2024年會議提出的 “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 ，在2025年會議中深化為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并強調 “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

這一調整，很可能就是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產業政策和市場改革方面細化措施的頂層依據。

總的來說，12月的政治局會議在中國經濟決策體系中扮演著 “戰略預備會” 的角色。

它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拍板定調、凝聚共識、圈定重點，確保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能夠聚焦核心、高效決策，最終形成系統、可執行的年度經濟工作部署。

那回到今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比去年的會議，對次年經濟工作的部署，這兩次會議在重要表述方面有哪些關鍵變化呢？

總的來看，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是相關重要表述從具體任務應對轉向更為系統、注重內生動力的中長期戰略。具體可以從下表中清晰地看出：

這些重要表述變化的背后，反映出宏觀經濟治理重心的深刻調整，其核心可精要概括為從 “周期性對沖”到“結構性重塑” 的演進。

總的來看，這次會議釋放出明年經濟政策在以下五個方面的重要變化信號：

一是發展導向之變：從“以進促穩”到“提質增效”，增長邏輯更重內生性

2024年強調“以進促穩”，有通過一定增速來穩固大局的意圖，政策發力特征明顯。

2025年轉向 “提質增效” ，并與 “做優增量、盤活存量” 相結合，信號非常明確：經濟增長的動力將更多從 “規模擴張” 轉向 “效率提升” 。

這要求未來的增長必須更多地依靠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存量資產的激活和技術創新的深化，而非單純依靠增量資源的投入。

二是宏觀調控之變：從“超常規工具”到“治理效能”，政策框架更趨成熟與系統

2024年“充實工具箱”、“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表述，具有很強的階段性、應對性色彩，旨在快速應對當時的壓力和預期波動。

2025年則強調 “存量與增量政策集成” 和 “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結合”。

這表明宏觀政策框架正從應對短期沖擊的“沖鋒隊”，轉向兼顧短期平穩與中長期結構優化的“系統工程師”。

“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成為新目標，標志著政策重心從“出招”轉向“精算”與“協同”。

三是安全統籌之變：納入“國際經貿斗爭”，風險認知更具全局性與戰略性

最顯著的新增表述是 “更好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

這絕非普通的外貿風險提示，而是將國際經濟環境的博弈性與對抗性正式提升到國家經濟工作的頂層設計層面。

它意味著未來的產業政策、科技自立、市場布局甚至內需刺激，都需置于更復雜的國際競爭和安全維度下通盤考量，“發展”與“安全”的聯動變得空前緊密。

四是內外關系之變：從“擴大需求”到“供需協同”，內需主導戰略更加深入

2024年將“擴大國內需求”作為獨立、首要的任務。

2025年將其深化為 “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 的一體化表述。

這揭示了一個關鍵思路：解決需求不足不能僅靠刺激消費和投資，必須同步解決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率和適配性問題。

“優化供給” 被提到與擴大內需同等重要的位置，意味著將通過產業升級、統一大市場建設（破除“內卷”）等方式，創造和引領新需求，形成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環。

五是長期動能之變：“新質生產力”前加“因地制宜”，更強調落地根基與市場基礎

“新質生產力”是共同關鍵詞，但2025年特別增加了 “因地制宜” 的前置限定，并與 “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緊密相連。

這糾正了可能出現的“一哄而上”和概念化傾向，強調發展新動能必須立足本地比較優勢、產業基礎和資源條件。

同時，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來打破壁壘、規范競爭，是為新質生產力提供最關鍵的制度土壤和廣闊市場空間，體現了“通過改革培育新動能”的清晰邏輯。

總的來說，通過對比可以看到政策思路正在發生關鍵演變：目標從側重短期回升轉向追求中長期質效；工具從側重逆周期對沖轉向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并重；焦點從應對具體風險點轉向構建系統性的安全與發展框架；動力從需求側刺激轉向供需協同與改革驅動。

這預示著2026年的經濟工作，將在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的同時，更加注重內部結構性改革、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在高水平安全格局下塑造新的國際競爭力。政策落地的挑戰也將從“力度”更多轉向“精度”、“協同度”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