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居民”的背后，是分配、就業與保障的多重約束

相較于“強國家”的資源掌控力與“富企業”的財富積累速度，“窮居民”的相對短板在地方層面表現得更為具體，不同區域的差異也更為顯著。

以山東省某市為例，2023年全市GDP達1.49萬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超800億元，同比增長12.3%；但同期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37萬元，同比增長6.5%，增速僅為企業利潤增速的一半。

從收入結構看，該市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為58.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8個百分點，而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6.3%，遠低于一線城市10%以上的水平。

這種“企業利潤高增長、居民收入慢增長”的現象，在制造業強市中普遍存在——例如江蘇省蘇州市，2023年規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5.6%，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為7.1%，兩者差距達8.5個百分點，直接反映出地方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滯后”的問題。

在四川省，202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85萬元，農村居民為2.15萬元，城鄉收入比達2.26:1，雖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農村居民財富積累仍明顯滯后。

全省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雖達51.2平方米，但房屋市值普遍不足城市房產的1/5，且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2.1%，幾乎無股票、基金等金融資產配置。

行業分化則在浙江省某市表現突出。作為民營經濟重鎮，該市2023年規上工業企業中，電氣、鞋服、汽摩配三大行業利潤占比達68%，頭部企業高管年薪普遍超50萬元。

但是，該市的紡織、制鞋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一線工人月薪多在4000-6000元，且加班現象普遍，全年實際收入增速不足5%。這種“行業間收入鴻溝”，讓該市的居民財富基尼系數長期維持在0.65以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成為地方“窮居民”相對感受的重要成因。

在甘肅省某市，2023年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為每月136元，僅為上海市（1400元）的9.7%，且全市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率不足25%，大量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缺乏基本醫療保障。

醫療保障方面，該市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報銷比例為68%，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且大病保險封頂線僅為30萬元，遠低于東部地區50萬元以上的標準。

這種地方社會保障的“兜底能力不足”，讓該市的居民儲蓄率高達38.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2個百分點，結果只有一個：進一步該市的擠壓消費能力。

所以“強國家、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在地方層面已顯現出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不同區域面臨著相似卻又差異化的挑戰。

在遼寧省沿海某市，作為老工業基地，地方政府長期依賴國有企業推動經濟增長——2023年全市國企資產總額占規模以上企業的62%，但國企利潤中僅有15%用于員工薪酬提升，導致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連續5年低于GDP增速。

同時，當地居民消費率僅為45.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40%，不得不依賴投資拉動（202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8.2%），但部分傳統工業領域投資效率低下，產能利用率不足70%，形成“投資依賴—消費疲軟”的惡性循環。

在廣東省某市，盡管民營經濟十分活躍（2023年民營企業貢獻全市70%的GDP），但“富企業”與“窮居民”的失衡仍制約產業升級。

該市電子信息產業2023年營收超1.2萬億元，頭部企業如華為終端、OPPO的研發投入占比超8%，但一線生產工人月薪多在5000-7000元，且技能培訓覆蓋率不足30%，導致企業面臨“低端勞動力過剩、技術工人短缺”的困境。

同時，當地居民消費呈現“兩極分化”——2023年奢侈品消費額同比增長20%，但食品、衣著等基本消費品增速僅為3.5%，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不足，制約了本土消費品牌的崛起，讓當地經濟過度依賴出口（2023年出口依存度達65%），受全球市場波動影響顯著。

分配，已經不能停留在話題這個層面了，需要實打實地進行優化和調整，只有這樣才能讓內需真正起來，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龍頭、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