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他沒有軍銜和職務，毛主席：享受副總理待遇，他有何特殊？

“劉總，這身骨頭恐怕再也回不到前線了。”——1953年12月，武漢協和醫院的病房里，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輕聲自嘲。劉少奇握住他的手，語氣堅定：“位老，中央記得你的功勞，你安心養病。”這一幕后來被護士寫進日記，正是它，揭開了鄭位三“無銜無職卻享副總理待遇”背后的來龍去脈。

兩年后，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工資標準與銜職掛鉤。名冊厚厚一摞，上將、中將、師長、司令員……工作人員點名到“鄭位三”時愣住了：職務欄空白，軍銜欄一樣空白。按表格邏輯，此人只能劃到末檔，可“末檔”三字卻讓經辦人不寒而栗——誰都知道，這位老人在大別山“六年不下山”，打出了紅四方面軍的脊梁。

檔案被層層呈報。毛主席批復只有一句：“鄭位三，享副總理級待遇，照顧終身。”周恩來隨即補了一行字：“醫事、家事，一并由政府負責。”文件回到財政口，掌管工資冊的干部直呼“沒見過這種評級”。誕生于制度縫隙的優待，不是特權，而是對一個名字背后血與火歷史的尊重。

鄭位三1902年生在湖北黃安。早年家貧，他給地主放牛，傍晚站在田埂上一遍又一遍地背《新青年》。“窮孩子讀書就是為了不再讓家里人挨打。”他后來這樣告訴學生。23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把生命綁在革命列車上。

大革命失敗后，黃麻地區慘遭清洗。國民黨保安隊在黃安縣城門口豎起木籠，專裝“赤匪”首級。就在這濃烈血腥味里，鄭位三重建黃安縣委，帶著幾十名游擊隊員鉆進柴山保。白天潛伏，夜里發動小股突襲，繳槍、分糧、散傳單。三個月，游擊區擴到十幾個鄉鎮；半年，鄂豫邊區雛形出現。

1930年春，他再次冒險提議：“把根據地坐落大別山腹心，扼豫皖咽喉。”中央巡視員斥之“冒險主義”。會上氣氛僵到極點，鄭位三只回了一句：“山高林密，百姓苦，那里是天賜的堡壘。”一年后，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正確，鄂豫皖蘇區成為全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紅色區域之一。當地百姓說：“位老來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政府。”

然而張國燾的“左”傾指揮把這一成果推向崩潰。第四次反“圍剿”失敗，主力西進，山野一夜寂靜。鄭位三留下，率千余散兵游勇化整為零，在深山游擊。饑餓是常態，隊員把樹皮曬干磨粉充饑；寒冬夜里，他們用點燃松脂的木枝照亮草棚。1933年，鄭位三的父母雙雙在山中病亡，消息傳到指揮部，他只是沉默了半晌：“埋了吧，隊伍不能散。”

也是在這片密林里，兩位后來名震天下的將領跟隨他成長——劉震、韓先楚。當年他們一個是排長，一個是宣傳干事。劉震回憶：“位老說話不多，只一句‘別丟了槍’，我們記了大半輩子。”

抗日戰爭爆發，紅軍番號改編，新四軍成立。鄭位三出任第二師政委，轄區橫跨津浦、淮河，兵員來自漁民、鹽工、礦夫。他到部隊第一天就拆掉司令部大門，說：“把心打開，群眾進得來，情報就出不去。”敵偽據點多如牛毛，他總結“貼身纏斗”打法：挖地洞、筑暗堡、夜間短促突擊，讓日軍摸不清虛實。

1943年，中央命他重返鄂豫邊區，與李先念并肩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兩人分工默契：李先念抓機動作戰，他深化土改、整訓地方政權。老鄉們說：“一個會打，一個會種，這仗就贏了。”

到了1946年，中原突圍。作為中原軍區政治部主任，鄭位三身體本已透支。他堅持跟部隊穿越豫西伏牛山區，夜行百里。突圍成功后，他咳血不止。醫生診斷：嚴重肺病兼肝功能衰竭。組織再三挽留，他只留下六個字：“革命未完，人可退。”自此辭去一切軍政職務。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在武漢療養，貝殼灰墻的小樓里擺著一張藤椅、一臺收音機。1951年春，江青來訪，帶來毛主席口信：“黨還需要你。”他笑笑：“首都里專家多得很，我就在這里聽短波也能出力。”毛主席后來評價：“位老心里裝的是山。”

待遇批下來后，鄭位三每月津貼700多元，足夠當時四口之家無憂無慮。可家里依舊青菜稀飯，孩子穿補丁衣。廚師無奈：“大領導比我還節省。”鄭位三把津貼按名單寄回黃安，優撫烈士遺屬。有人勸他留些積蓄，他擺擺手：“那片土埋了我父母，也埋了太多兄弟，能多養活一個孩子，值得。”

他去世前不久，地方干部請示：能否在縣城主街為“位老”建銅像？鄭位三拒絕：“山里人不需要銅像，需要橋和診所。”結果，紅安縣第一座磚混橋、第一所鄉衛生院，都寫著一句話——“此項經費由位老捐助”。

1975年丹桂飄香的秋夜，鄭位三病情惡化。臨終前，他拉著護士的袖子囑咐：“領導來我這兒，不許放鞭炮，不許送花圈，把錢省下來買藥。”遺體運往黃安，按照他生前遺愿，棺木經大別山腳小路，鄉親們自發抬棺，長達十里。

沒有軍銜，沒有職務，卻有部長級禮遇；住著普通療養房，卻把副總理待遇掰碎撒向老區——鄭位三的特殊，并不在于中央文件上的幾行字，而在于他用一生證明：職務可以掛零，信仰永不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