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反孔祥熙學潮蔓延大后方，康澤平息手段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當局深恐國共關系惡化會引發群眾抗議，影響其統治的穩定。

1941年1月，國民黨黨政軍聯合會報成立后即做出決定，派遣黨團負責人員分赴成都、貴陽、重慶、昆明等地，向各大學師生發表演講，解釋皖南事變“真相”，以防共產黨藉此鼓動學潮。三青團中央組織處長康澤、宣傳處長何浩若被分別派往昆明、貴陽，去執行此項任務。

康澤此行的主要目標，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聯大。皖南事變發生后，聯大進步學生曾出了一份壁報，轉載了八路軍方面和香港報紙的消息與評論，批評了國民黨政府，被認為是替共產黨“張目”。聯大三青團動員其所控制的學生會和系會也貼出了五六份擁護國民黨的壁報，對左翼壁報進行圍攻，并用策動幾百人簽名的方式施加壓力，要求進步學生立即自動取消壁報。

雙方對壘，陣營分明，爭論激烈，三青團暫時占了上風。一時聯大師生的視線，都集中到這些壁報上。康澤抵達昆明后，立即約集西南聯大分團主任姚從吾，云南大學分團主任魯冀參，云南支團主任裴存藩、書記劉志寰，及各分團負責干部，了解各學校情況，商討對策。

隨后，康澤分別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以“皖南事變經過”為題作了公開講演，根據國民黨軍委會提供的資料，極力證明事變是因為新四軍“不聽命令，妨害抗戰”所引起，強調“軍令政令統一”的重要性，并要求學校師生擁護政府，維護難得的求學環境，隨時糾正和制止公開的和潛伏的“破壞分子”的不法活動。

從康澤第一次昆明之行可以看出，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已將國統區學校(主要是大專院校)視為與中共斗爭的主要陣地之一，并加大了防范和控制的力度。各學校團部都擔負起了防范學潮的任務。加強對學校的控制和防范學潮，成為抗戰后半期三青團在學校工作的主要目標。

皖南事變后不到一年時間，在國統區發生了自抗戰以來的第一場學潮，它就是1942年1月的“反孔運動”。前面在談到三青團反腐敗運動時，曾簡要涉及了“反孔運動”，下面則從國共兩黨關系的角度，分析這一事件的過程及影響。

這次學潮是由一個看似偶然、實際必然的事件引起的。

從1940年起，國統區開始出現了惡性的通貨膨脹，物價急劇上漲，嚴重影響了國統區人民的生活。而一些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有關的官僚商人，卻趁機操縱物價，從事投機，巧取豪奪，聚斂財富，大發國難財。特別是孔祥熙，當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掌握財經大權，被視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代表人物，尤其招致輿論和社會的反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當時許多國民黨政要和社會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大公報》社長胡政之）都滯留香港，處境危殆。國民黨政府派出專機予以接運，《大公報》社亦派人到重慶機場守候迎接。9日，由港飛渝的最后一班飛機抵達重慶，其中并無胡政之，卻見大批箱籠、幾條洋狗和老媽子從飛機上下來，由女扮男裝的孔二小姐接運而去。

報社迎接人員失望之余，均憤憤不平。此后多日，仍無關于胡政之下落消息，當時都認為胡可能已經遇難。《大公報》主編王蕓生聞訊，極為氣憤，便寫了一篇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評，發表于是年12月22日《大公報》上。

矛頭指向孔祥熙及其家族。此文一出，國統區輿論界一片嘩然，成為“反孔運動”的導火索。

1942年1月初，消息傳到昆明，不脛而走，在西南聯大學生中間引起強烈反響。首先由一些壁報轉載了上述社評和消息，獲得其他壁報的響應，一些文章號召“重燃五四烈火”，公開聲討孔祥熙。

學生閱后群情激憤，紛紛醞釀采取行動，表示抗議。部分三青團員學生也向聯大分團主任陳雪屏反映，要求發起抗議運動。

陳氏則表示：“我們青年團是有組織的，我們可以上書團長。”大家認為上書無濟于事，只有掀起學生運動，才能給孔祥熙一個警告。于是西南聯大部分三青團員自行集會，決定以個人聯名形式發表宣言，要求學生自治會立即行動起來，領導全校的討孔運動。

在部分團員自行集會和起草宣言之時，聯大分團的干部曾竭力予以勸阻，有一位干事還聲淚俱下地說，“總理革命幾十年的功業，就要毀于一旦！”

眼看一場自發性的學潮即將發生。在陳雪屏主持下，三青團聯大分團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了對付學潮的三條原則：

姚從吾“甚贊成雪屏兄之苦心鎮壓與堅決之態度”，會后，陳、姚即分別召集團員和學生談話，予以勸解。據稱“三四年級同志或一致擁護干事會之決意，服從主任之命令，一二年級年輕浮動，初甚猶疑。（他們意謂不參加即不能控制，又有一部分誤認不參加即喪失在大學辛苦得來之其領導地位。)幾經勸戒，始漸一致”。

由此可見，部分三青團干部參加這場運動，其目的是為了保持和擴大三青團的影響。

1月6日，西南聯大數千師生在校園舉行“討孔”大會，許多學生發表演講，痛斥孔祥熙。

會后師生舉行罷課，并上街游行示威，沿途云南大學、昆華師范等10余所學校師生陸續參加匯合。游行隊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貪官污吏”等口號，在昆明主要街道游行示威達三四小時。

1月中旬，昆明西南聯大學生舉行舉行“反孔”游行示威的消息傳到地處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立即引起強烈反應，紛紛提出要響應昆明學生的倒孔運動。1月16日，浙大學生在遵義舉行游行示威，一路高喊“打倒孔祥熙”、“反對貪官污吏”的口號，并宣讀《倒孔宣言》，學生游行隊伍始終保持整齊，未與國民黨軍警發生沖突，獲得沿途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反孔運動”是抗戰以來國統區發生的第一場學潮，其主題是反對國民黨的腐敗。“反孔”之所以能迅速得到許多人的響應和同情，是因為當時孔祥熙已成為國民黨貪污腐敗的象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公憤，而青年學生的抗議正體現了社會大眾的情緒，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正如西南聯大學生一篇文章所說，事情“發生在集貪污、腐敗、反動和愚蠢于一身的孔祥熙身上，怎能不令人對數年來腐敗政治的憤懣，來一次總發泄！”

“反孔運動”雖未形成軒然大波，但在當時國統區還是引起了很大震動。

有的三青團刊物根據國民黨官方的口徑，對運動大加指責道：

事件發生后，云南支團籌備處主任裴存藩立即電告中央團部。蔣介石得知后大為震怒，斷定事件背后有共產黨或其他黨派活動，認為后方學潮動搖了前線部隊軍心，是幫助日本人，破壞抗戰，他命令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立即前往昆明處理，要其采取一切方法，盡快平息事態。

蔣還給遵義發去急電，稱：

蔣介石對三青團學校團部事先未能阻止游行示威發生，極為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

1月中旬，康澤抵達昆明處理“反孔運動”事件，這是康澤第二次昆明之行。他首先約集裴存藩、劉志寰、姚從吾、魯冀參等三青團在昆明的骨干見面，聽取了關于此次學潮發生的原因、經過及地方當局處置辦法的報告。

隨后，康又分別與姚從吾、李其泰（當時三青團聯大分團書記，歷史系三年級學生)進行談話。

姚從吾表示：

李其泰也報告說：

并表示“我不能使團內一致，請求給予處分”。康澤從中了解到三青團內的不一致，是使三青團在這次運動中不能阻止游行示威的最大原因。

此次學潮發生，“聯大青年團首當其沖”，為了應付學潮，陳雪屏“苦心孤詣，眠食俱廢”，此時已臥病在床。康澤特意前往看望，并與之交換了對學潮的看法。

上述匯報和談話，使康澤從多方面了解了學潮的情況，為其處理學潮問題提供了幫助。

康澤決定首先解決三青團聯大分團內部的思想分歧，以統一認識，認為這是平息學潮余波的關鍵。

他召集了聯大分團干事會，檢討分團對于這次學潮的認識與領導。在會上，姚從吾、李其泰承認學潮發生后沒能使團內一致，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請求上級給予處分。

還有團干提出：這次學潮，完全失去掌握，弄到手足無措的狀況，實在是分團的一個錯誤。現在有些團員還在繼續鬧，應該批評糾正。會議提出制止團員自由行動，力求達到團內一致。

最后康澤作了總結發言，他指出：“這次昆明發生學潮，雖然事前不及預知，但我們有這么多團員，沒有適切的處置，使步調一致，這是聯大分團最大的錯誤，今后要接受這次的教訓。”

他還提議：為了使團內達到一致，召集一次全體團員座談會，以“大后方學潮與對抗戰的影響”為題目進行公開討論，并歡迎非團員參加。這一提議獲得干事會的一致同意。

接著康澤在聯大三青團勢力最大、團員最多的工學院召開座談會，到會團員學生400余人，由姚從吾擔任主席。

會議圍繞“大后方應不應該有學潮”問題進行了發言和辯論。由于三青團在事前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反對學潮的意見已經成為多數，因而凡是主張繼續擴大運動的人發言，都遭受到多數人的批評和圍攻，在會上限于孤立與被動。

最后由康澤對會議進行總結，他宣稱：

這一意見獲得了會上絕大多數人的舉手通過。這樣，康澤就利用多數青年學生的愛國心理，壓制了主張繼續擴大運動的學生，暫時平息了學潮；但對“反孔運動”所提出的反腐敗主題，卻根本不敢觸及，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態度。在昆明處理學潮期間，康澤非常注意尋找共產黨活動的線索，但始終沒有發現明顯的跡象，最后只得作罷。

浙江大學“反孔運動”發生時，部分三青團干部團員亦卷入其中，浙大分團學生干事俞宗稷、劉紉蘭（女）還成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當時，由進步學生組成的地下“馬列主義小組”決定“把三青團員推到前列去”，“三青團分子俞宗稷、劉紉蘭見群情激憤，也附和表示支持游行，會場內當即有多人提議推選俞、劉為游行指揮人員，同學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喝彩聲，俞、劉受寵若驚，不知所措，只得接受任務”。

事后，學校處理領導學潮的積極分子，俞、劉二人也受到記大過處分，并被召到重慶中央團部接受訓斥。國民黨湄潭縣黨部還以卑劣的栽贓手法，制造了所謂的“反動傳單”事件，以此為由逮捕了數名浙大進步師生，其中何友涼被送至重慶五云山“戰時青年訓導團”關押，遭受迫害致死。

皖南事變與“反孔運動”后，國統區各大學都處于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最初以反對國民黨腐敗開始，最后以鎮壓共產黨而結束，這成了后來國民黨對付學潮的一種慣例。

康澤從處理昆明反孔學潮中體認到，鎮壓學潮是蔣介石賦予三青團的一項重要任務。

而要預防和鎮壓學潮，除了加強三青團學校團隊本身的組織之外，還必須控制各種學生團體，以掌握更多的學生群眾，形成絕對的優勢，這項工作必須及早著手，以免臨時束手無策，應付不遑。

為此，康澤指示各學校團部，提出：

康澤主要采取以下方式指導學校團隊工作：

康澤曾在上述會議中提出：

鼓勵學校團隊壓倒共產黨和“左”傾分子在學校中的活動。如果某些學校三青團工作不夠理想，便設法在這些地區舉辦夏令營，從這些學校調集更多學生參加，以提振該學校團部的士氣，擴大三青團的影響。

通過上述方式，國統區各主要大學的各種學生團體的領導權逐漸為三青團所掌握。同時，三青團團員人數亦有相當的發展，各大學團員的人數約占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等。由此形成了三青團力量的優勢，對預防和鎮壓進步學生運動發揮了作用。

康澤宣稱：“在昆明學潮發生以后，至我離開三青團中央組織處的近四年間(1941年10月一1945年8月)，各主要學校區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政治性的學生運動。”

“反孔運動”的發生，也使國民黨、三青團看到了輿論媒體對青年學生的巨大影響，他們更加注意對輿論的控制，并經常對不同言論發起批判和圍攻。1942年5月前后，王蕓生在《大公報》上，接連發表了《學校里的軍訓與團務》、《為青年憂，為國家懼》兩篇文章，對大學現狀提出批評。

文章指出現在大學生沒有生氣，不關心國家大事，不敢講真話，是因為他們思想和情緒受到“黨派活動的擾亂和壓迫”，因此建議“黨派在學校休戰”，認為“最好是學生不黨”，主張“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學校團務應該是教育性的，而不含有政治的斗爭性”。該文所指的“黨派”自然也包括共產黨，但它的批評矛頭主要指向國民黨，并對三青團的學校團務提出了批評。

三青團方面對此反應強烈，由中央團部組織處副處長湯如炎親自出面，發表署名文章予以反擊。

湯文首先指出：王蕓生提出的所謂“黨派在學校休戰”，“這樣的分析和論斷，不用我解釋，他在詛咒誰，應該是很明顯的了”。

文章指責王氏言論是在造謠惑眾，誤導學生，稱：

這篇文章頗具警告意味，它表明在國共激烈斗爭之際，國民黨、三青團是容不得所謂“第三勢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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