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的延安夜色黏糊得像剛出鍋的江米團,窯洞里悶得人喘不過氣。蕭軍捏著寫好的第二封信,火頭軍送來的煤油燈忽閃忽閃,他心里也跟著打鼓:信送到楊家?guī)X沒有?毛澤東會不會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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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后,答復來了。喬木代口信:“主席病著肩,信收到了,過幾日請來坐坐。”蕭軍舒了口氣,卻又犯嘀咕:那就談個痛快,問清楚黨外人到底能不能尖銳批評黨內事。
18日午后,他邁進楊家?guī)X。毛澤東正背手踱步,藍布軍衣敞著扣子。相隔數(shù)丈,毛澤東先招呼:“來了?”一句普通問候迅速拉近距離。窯洞客廳簡單到只有兩張竹椅,兩人一坐就是七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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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談的是《毛澤東自傳》。蕭軍直言:“看完覺得您若不從政,當個作家也綽綽有余。”毛澤東哈哈一笑,遞煙:“文藝我喜歡得很。魯迅像鹽鹵,我這缸豆汁沒有他就結不了豆腐。”一句比喻把兩種性格粘到一塊。
隨后話鋒一轉,蕭軍拋出最在意的問題:“黨外人士能批評黨嗎?”毛澤東答得干脆:“當然能,哪怕到處說。”這一拍板讓蕭軍心里放亮。他接著訴苦:稿費少、生活緊、行政干預多,寫東西像磨刀還得先砍柴。毛澤東眉頭緊皺:“文人筆頭就是武器,怎么能讓人家吃不飽?”現(xiàn)場立下改進文協(xié)工作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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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結束時已星子滿天。兩人都意猶未盡,不到一個月又見了三回。一次月光座談,蕭軍索性問起《紅樓夢》。他好奇:“主席,滿書佳人俊彥,您最喜歡誰?”毛澤東不假思索:“賈寶玉,他反叛、他憐香惜玉,他自成一黨,骨頭是軟而不折。”蕭軍愣住,沒想到這位手握軍事、政治大局的領袖,最欣賞的是一個厭惡功名的浪子。
毛澤東讀《紅樓夢》不是蜻蜓點水。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背著二十幾種版本翻山越嶺。賀子珍曾納悶:“寫男女私情,有啥好?”毛澤東解釋:“里頭有人情世故,有階級斗爭。書中兩派,一派代表舊制度,一派渴望新生。”這種解讀后來影響了延安許多青年。
把視線拉遠一點,蕭軍的鋒利脾氣并非空穴來風。1907年,他出生在遼寧錦縣一個木匠家里,父親暴躁,母親自盡時給他嘴里塞過鴉片;二叔落草為寇,三叔帶義勇軍打日寇。這樣的成長環(huán)境鍛造出敢拍桌、敢決斗的性子。十歲流落長春,他白天聽老師講辛亥革命,晚上跟街頭藝人學拳腳。軍旅生涯加深了這種“見不平就拔刀”的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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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寫完《八月的鄉(xiāng)村》,魯迅親自作序。上海文壇一時嘩然,有人筆下攻擊,他丟下帖子直接約對方“打真拳”。這種直白做派,到了延安也難免磕碰。可正因棱角分明,他與毛澤東的對話才直擊要害。毛澤東甚至勸他:“敵人射你箭,你射回去無妨;朋友射你箭,先握住他手再說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分清敵我再談方法。
三次深談后,毛澤東把中組部的陳云、中宣部的凱豐都叫來聽意見。延安文協(xié)半山腰的瓦房燈光昏黃,卻見領袖與幾位詩人圍爐夜語。這一幕,后來被許多在場者稱為“最像民主沙龍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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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里,有必要掀開時間軸另一頭。抗戰(zhàn)勝利后,蕭軍離開延安,輾轉重慶、香港,繼續(xù)寫《雁門集》《五月的礦山》。毛澤東在北平籌建新政權,卻仍批閱文稿時提到這個“遼西一匹夫”。1949年,全國政協(xié)第一次會議收到蕭軍寄來的意見稿,秘書處批注:“主席閱后微笑點頭。”
1963年春,北京的燈火再次映照《紅樓夢》的封面。毛澤東在批注中寫下小字:“賈寶玉乃醒世之人。”距他與蕭軍第一次握手,已過去二十二年。蕭軍此時也在東北寫回憶錄,他提到那幾次長談:“魯迅教我硬,毛澤東教我韌。”寥寥數(shù)語,勾勒出兩個時代巨人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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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玉也好,遼西匹夫也罷,終究還是敢說真話的人最能互相識別。這或許就是那段歷史帶給后人的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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