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9日深夜,北京城的燈光在秋風里閃爍。十一點剛過,中信胡同里忽然亮起一盞臺燈——電話鈴聲把熊向暉從文件堆旁拽起。短促的幾句寒暄后,聽筒那端的葉選基壓低聲音道:“好消息,舅父已經準備行動。”熊向暉放下電話,推開臥室門,只留一句話:“把葉帥那五瓶茅臺取出來。”玻璃瓶撞擊木盤的清脆聲,在夜色里顯得格外昂揚。
茅臺的故事得從七年前說起。1969年春,中蘇邊境硝煙未散,中央特意把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元帥請到一起研判國際局勢。周恩來擔心老帥們體力吃不消,挑中了擅長英語與法語的熊向暉擔任助手。每到周六,國務院小會議室燈火通明,老帥們圍桌而坐,熊向暉負責記錄、翻譯、整理,一份《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便在討論聲里成型。這份材料提出美蘇矛盾可被中國利用的思路,終成打破僵局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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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訪華舉世嘩然,葉劍英對熊向暉的敏銳印象深刻。幾個月后,熊向暉赴墨西哥出任首任大使。臨行前,葉劍英托人帶來五瓶茅臺,還附了便條:“異國若思鄉,可對酒念曹操‘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熊向暉把酒和字條一同封進厚木箱,視作珍寶。
時間很快走到1974年6月。周恩來已因病住進305醫院。那天中午,熊向暉去西城區看望葉劍英,兩人在書房飲茶。葉劍英搖扇低聲嘆道:“總理確實累了。”隨后他又將《空城計》的膠片掛上放映機,自嘲一句:“這還是向主席借的光。”放映機吱呀作響,兩人相視而笑,卻都明白北京空氣里彌漫的緊張與悲涼。
1976年1月8日,總理病逝。禮堂里哀樂低回,葉劍英強忍悲痛。有意思的是,2月2日中央突然宣布“葉帥生病,由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熊向暉趕去探望,葉劍英挺直腰板迎客:“報告主席,我還能干。”午宴間,兩人舉杯,葉劍英輕聲提醒:“有些事需要靜觀其變。”熊向暉心領神會。
真正的變局降臨在10月。粉碎“四人幫”迫在眉睫,葉劍英聯絡多方,悄然部署。于是便有了那通電話——葉選基一句“準備行動”,讓熊向暉瞬間明白大局已定。茅臺出柜并非單純慶祝,而是一種暗示:多年信任,今日兌現。杯中酒色泛著微紅,他一口干下,仿佛喝掉多年壓抑。
消息次日傳遍京城,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值得一提的是,熊向暉并未在外顯擺,他只做了一件事——把剩下的四瓶重新封箱,貼上新的封條,寫下日期。這是他個人的時間標尺,也是外交諜報生涯的隱秘注腳。
轉眼到1982年夏末,熊向暉遞交退休申請,理由是“整理回憶,編寫材料”。不料10月,榮毅仁來電:“中央已決定,請您出任中信黨組書記。”原來是葉劍英與聶榮臻聯合推薦,稱“此人懂國際,又懂內情”。熊向暉略作思考,答復只有一句:“服從安排。”
初到中信便撞上機構精簡風口,公司卻從60人膨脹到206人。數據擺在那兒,熊向暉干脆向國務院請示擴編至五百人。有人擔心過線,他修改為四百,一封報告直達國辦。評價會上,他只淡淡一句:“職能決定規模。”申請隨即獲批,眾人嘖嘖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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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月后,他再提離休。榮毅仁急了,寫信到國務院:“向暉同志剛穩定隊伍,豈可放他走?”許多員工也跑來勸。他終究留了下來,1985年卸下書記,但繼續擔任副董事長,直至1989年正式離崗。
那一年,熊家書柜里依舊靜躺著四瓶茅臺。瓶口的封條未動,外包裝略褪色。客人問起,他常擺擺手:“留著有用。”至此,茅臺成了時代符號——它見證了戰火紛飛后的外交突圍,也映照出政治風云中的人情冷暖。歲月流轉,酒香依舊,而幾位老帥的膽識與胸襟,已深入一代人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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