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煙頭”和“房價”，王永康還給西安留下了什么？

文=貞觀108坊 圖/網絡

前段時間我發了篇文章，喊話王永康書記“回西安吧”。本意是期待能有更多敢作敢為的領導者，沒想到文章引發的爭論，讓我看到一種令人擔憂的簡化邏輯——將一座千萬級城市的復雜發展，簡化為“一個人推高了房價”的粗暴結論。當討論只剩下情緒化的標簽，我們就失去了看清真相的能力。

今天，我們不談宏觀房價，就談談那個被戲稱為“煙頭書記”的王永康，在他主政西安的那幾年，除了所謂的“推高房價”，這座城市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一個被忽略的常識：城市競爭，本質是“人氣”和“心氣”的競爭。

王永康上任時，西安面臨的是什么局面？是“城墻思維”的桎梏，是“慵懶散”的官場風氣，是一座千年古都卻在新時代競爭中腳步遲緩的集體焦慮。

他的第一把火，“煙頭革命”，看似小事，卻是一場精準的心理破冰。它傳遞的信號是：治理能力，就藏在最細微處。當公務員上街撿煙頭，當“廁所革命”讓游客不再皺眉，當“車讓人”成為城市名片——改變的不僅是環境，更是一座城市自我要求的底線和面向世界的表情。

其次，他做的最關鍵的一件事，是給西安“拆墻”。

這里的“墻”，是物理的，更是心理和制度的。

1.拆“戶籍墻”：那場轟動全國的“戶籍新政”，門檻之低、力度之大，在當時堪稱激進。這不是簡單搶人，而是向全國宣告：西安這座曾經封閉的西部城市，主動打開了大門。人來了，活力才來。今天西安常住人口狂增的基底，正是那時打下的。

2.拆“思維墻”：他大力推行的“行政效能革命”，劍指“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設立“市長熱線”、“蝸牛獎”等，都是在試圖扳動那個沉重而僵化的官僚系統。過程必然伴隨爭議和不適，但其指向是清晰的：政府必須服務于發展，而非成為發展的絆腳石。

3.拆“產業墻”：他頻繁外出招商，“浙商思維”被注入古都。三星二期、吉利等重大項目落地，不僅僅是投資，更是將西安重新拉回到高端制造業和全國企業家視野的版圖。他喊出的“硬科技”概念，如今已成為西安最鮮明的城市標簽之一。這為西安注入了比房地產更堅實、更長久的增長動能。

最重要的是，他試圖重塑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

曾經的西安，厚重但略顯暮氣。王永康時期，通過舉辦馬拉松、咖啡創業節等一系列現代城市活動，通過大力宣傳“西安年·最中國”，是在努力嫁接傳統與時尚、歷史與未來。他想告訴市民也告訴外界：西安不僅可以回味，更可以憧憬。

現在，讓我們回到那個尖銳的問題：這些貢獻，和房價上漲有關系嗎？

有，但邏輯必須擺正。

不是因為王永康來了，所以房價漲了。而是因為他推動的系列變革，提升了西安的城市能級和未來預期。當更多人相信這座城市有未來，愿意在此奮斗安家時，住房需求的增加是市場經濟下最誠實的反應。這口“鍋”，是發展的伴生品，而不是個人主觀意愿的結果。

將一切歸咎于個人，既抹殺了時代大勢，也輕視了市場規律，更辜負了那幾年無數為西安變得更好而努力的普通人。

一個冰冷的反問：如果一位主政者，在任期間城市面貌無改觀，人才持續外流，重大項目為零，官僚作風照舊，但房價穩如泰山——這算是成功嗎？

恐怕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王永康的施政當然并非完美，其風格也必有爭議。但評價一個執政者，應看其是否在歷史給定的舞臺上，盡力推動了城市向前、向上。他留給西安的，遠非“煙頭”和“房價”兩個單薄標簽，而是一種“追趕超越”的緊迫感，一套“拆墻開源”的治理嘗試，和一個更具現代感和開放度的城市基底。

這些“軟件”的升級，比任何具體項目都更為珍貴，也才是決定西安未來能走多遠的關鍵。

結尾，我想說：我們懷念一種干事的狀態，而非神話一個人。我們期待的，是那種能讓城市“活”起來、“新”起來、“開放”起來的魄力與執行力。

如果這叫“貢獻”，那么西安，永遠需要這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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