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新聞12月6日的報道,讓我對著手機屏幕愣了足有半分鐘——89次替考、百余名考生通過作弊入職政府、公安、基層崗位,千萬利潤。恍惚間想起了十幾年前宿舍里那個連續三年備考到凌晨的老大,他的未來,是不是也曾被這樣一個冰冷的數字偷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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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場入口的場景我想了無數次——他們拿著技術合成的假身份證,照片上既有考生的臉,又帶著槍手的輪廓,連監考老師都難辨真假。可我們小區門禁早就用人臉識別了,手機解鎖也靠它,為什么最該嚴控的公考考場,防線卻薄得像層紙?是設備沒配?還是有人“睜只眼閉只眼”?那條評論問得直戳人心:“你猜為什么?”——這四個字背后的潛臺詞,比“疏忽”更讓人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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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我不安的是面試。那些連筆試都需要別人代勞的人,如何在面試官面前侃侃而談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是心理素質太強,還是面試環節本就有“彈性”?想起以前聽朋友說,某些招聘設置的條件像“量身定制”——比如某崗位要求“男性、30歲以下、本地戶籍、專業限冷門”,連分數線都卡得剛好,讓人不得不懷疑,有些路從一開始就不是給普通人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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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里說不少槍手是高學歷,我更想不通了——他們有能力自己考,為什么選替考這條路?評論區有人算過賬:憑他們的學歷和學習能力,開個公考培訓班也能賺得盆滿缽滿,除非他們清楚,光有本事不夠,“捷徑”的性價比更高——比如不用熬幾年夜,不用碰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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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那年,宿舍老大是最拼的那個。他來自農村,父母靠賣菜供他讀書,每天早出晚歸泡圖書館,真題做了三本,筆記寫了滿滿幾大本。最后差0.5分進面試,他坐在床頭翻著真題,手指摩挲著筆記說:“明年再來,我就不信拼不過。”如果他知道,自己夢想的崗位被一個連正面考試都不敢的人用假身份證偷走,他會不會把筆記撕了?會不會對著父母的電話說“算了,不考了”?會不會再也不相信“努力能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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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陳開新說:“替考成功百多名背后,是成千上萬個考生的機會被奪。”這話像塊石頭壓在胸口。那些被偷走的崗位,原本可能是某個農村孩子改變家庭的希望——比如能給父母買醫保,能讓弟弟妹妹上更好的學;可能是某個畢業生實現理想的起點——比如想當警察保護別人,想當基層干部幫村里修路。現在全成了投機者的“戰利品”,成了“關系”和“錢”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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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案子判了,涉案的人被開除了,可然后呢?我們需要的不是下一次丑聞曝光時的集體憤怒,而是一套讓作弊從“很難”變成“不可能”的制度——比如人臉識別必須成為考場標配,每一步核驗都要留痕、可追溯;比如對“開綠燈”的人零容忍,不管是誰,只要幫著過了假身份,就得丟飯碗、付法律責任;比如讓“投機”的成本遠超收益——替考一次賺幾十萬,但被抓了要賠上一輩子的信用,這樣誰還敢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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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下手機,想起老大現在在老家當老師。他教孩子們“要努力”,每次上課都會說:“你們要相信,只要好好學,就能考上好學校,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希望他的學生不會遇到這樣的事,希望所有像老大這樣拼盡全力的人,都能守住自己的光——不是靠“關系”,不是靠“錢”,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拿到屬于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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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公平不是口號,是每個普通人愿意拼的底氣;努力不是笑話,是每個普通人對生活的信仰。如果連公考都能被作弊者撕開口子,那我們還能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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