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5日,湘江以南細雨初歇。列車緩緩駛入韶山站,毛主席跨出車廂的第一句話是:“這里的稻香一點沒變。”三十二年未歸,他熟悉又陌生地望著連綿青山。當地干部原本安排他先到招待所休息,他卻搖搖手,“先去村口轉一圈。”一句話,把隨行人員的節奏全打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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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那棵古樟樹下,幾個放學的孩子正追逐打鬧。主席停下腳步,看了好一會兒,然后才沿著泥路往下屋場走。鄉親們聽說他來了,紛紛放下手里的鋤頭聚過來,場面熱絡,卻沒人見到常年與主席通信的鄒普勛。有人低聲提醒:“鄒家老三年前就走了。”主席腳步頓住,眉頭緊鎖,只問:“什么時候的事?”
隨后,他堅持要到鄒家舊屋看看。屋里光線昏暗,墻上還掛著鄒普勛當年在北京拍的照片。鄒家兩個兒子聽到動靜,慌忙迎出,眼圈通紅。主席沒有寒暄,只把雨帽摘下,輕輕放在桌沿,聲音很低:“你父親怎么走了?”大兒子抹了一把淚,說是肺病突然惡化,搶救無效。主席嘆了一口氣,沉默許久,才道:“我以為他還能多活幾年。”
這一幕,讓不少在場的人第一次看到主席紅了眼眶。幾個老人回憶,鄒普勛和主席的交情要追溯到1902年私塾年代——那時私塾老師鄒春培嚴厲得很,學生們怕得要命。偏偏毛澤東不服管束。一次帶頭跳進池塘游水,被鄒春培抓個正著。老師舉起戒尺,毛澤東挺身而出,一口氣背出《論語·先進》第十一章,把“孔子贊成游泳”搬出來作擋箭牌,竟讓老師哭笑不得,最終收回戒尺。旁觀的鄒普勛被這股機靈勁折服,兩人從此結下友誼。
日月更替,少年各奔前程。1918年毛澤東赴京,1921年在上海參加建黨,烽火連天,聚少離多,但書信未斷。1949年,他在北平忙著籌備開國大典,仍抽空寫信回鄉,托堂弟毛澤連把慰問金送到鄒家。信里一句“身體好多加愛護”簡短,卻讓鄒普勛握信到天亮。那年冬天,他刻碑的手被凍裂,仍把主席的信紙用油紙包了又包,揣在貼身口袋。
1952年,國家剛完成土地改革,鄒家分到六畝良田,生活稍有起色。他給北京去信報告近況,并提出想親口向主席道謝。主席很爽快,讓湖南省委統戰部墊付旅費,并寫信叮囑:“路上注意飲食,莫勞累。”9月25日夜,鄒普勛第一次踏進中南海。警衛引他進院時,他緊張得汗透衣襟。主席卻先握住他的手:“普勛,現在不挨罵了吧?”一句玩笑,空前放松了氣氛。那幾天,主席親自陪著看故宮、頤和園,還把稿費拿出來,給他們一人做了件咖啡色呢大衣。到國慶那天,鄒普勛被請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并肩而立。他悄悄捏了一下袖口——那件大衣他一輩子沒舍得換。
然而北京之行也暴露出他的病情。長期鑿碑積下的石灰塵讓肺部纖維化,當地醫院建議長期靜養。主席給他備了鹿茸精,連稀罕的蘋果都劃撥來十八公斤。鄒普勛連夜寫信推辭:“您自用更合適。”主席批在信后:“我不用補品,你比我更須。”最終才把東西收下。
1954年底,鄒普勛再赴北京,本想為主席祝壽,被婉拒。主席只說:“祝壽不頂飯吃,聊天頂用。”隨后又把湖南在京親友召來,明確告訴大家,個人問題不要給地方政府添麻煩,誰若生活艱難,找他本人可以,拿他名義走門路不行。鄒普勛回鄉后,把這番話一句不漏傳開。從那以后,韶山人來京探親的人數驟減。
可惜藥石難醫,1956年冬,他的肺臟急轉直下,年底辭世,終年六十七歲。此前,他最后一次寫給主席的信,還反復囑托兒子“莫給中央添事”。信發出不到兩月,人已不在。
當年夏天,主席在廬山會議間隙收到噩耗,只在筆記本上寫了四個字:“普勛病重”。后面,一行小字又被劃掉,看不清內容。隨行秘書回憶,那天主席晚飯只喝了粥。
如今站在鄒家舊屋門口,風吹得門軸呻吟。主席抬頭,山腳那片稻田翻著綠浪,仿佛舊日少年還在其間嬉笑。他將雨帽重新戴好,對鄒家兄弟說:“回頭把你父親生前的信件收拾一下,給我寄兩封復印件。你們要是困難,先告訴鄉里,不行就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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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他沿來時的泥路折返。鄉親們遠遠跟著,不敢說話。雨后黃昏的韶山沖,蛙聲此起彼伏,古樟樹葉滴下幾點水珠。那年秋收,田里顆粒飽滿,據說是多年少見的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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