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我對復旦大學是很有感情的！

我1978年進入復旦學習，83年離開。在這6年中，4年是學生，2年是老師。實際上，作為學生的時間還不到4年，因為我們是77級，那一級由于入學時間的緣故損失了小半年。我做過管理系老師，后來又在復旦團委工作過，然后到了團市委。所以我對復旦是很有感情的，因為復旦既是我作為學生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踏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進入復旦前，我已經跨出學校，在社會上勞動和工作了近十年。當時我是一個已經有4年教齡的老師了，是業余工業專科學校的老師。他們認為像我這樣在上海已經有份較好的工作，還要去讀大學，是不是有點不值得。但是，我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目標----讀大學。讀完大學，還要讀碩士、博士，最后做科學家，這是我從小之夢。當時我常看的就是《十萬個為什么》、《科學就是力量》之類的圖書雜志。所以，十年來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不能上大學總是有些耿耿于懷。因此我去報了名。當時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單位領導知道，因為需要單位出證明。我們還要繼續工作，沒有很多時間復習，那時也沒什么復習的資料和復習的概念。到考試那天，我是請假去的。上午參加考試，下午回來繼續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復旦錄取通知書的，當時以為自己沒有考上。沒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盡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會給你的。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會的。但是，反過來，一個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這就叫作唯物史觀和個人努力的結果。唯物史觀就是承認人是社會的一員。個人努力又叫主觀能動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個人努力，那么整個人也就缺少前進的動力。因此，我當時就邊工作，邊等消息，等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感覺是失而復得。

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時的心情，和現在中學剛剛畢業的同學不太一樣，既有一種激動的心情，感覺自己十年夢圓，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同時又有很冷靜的思考，畢竟我們耽誤了十年。十年到農村去，有了各種社會經歷，得了人生的經驗和體會，也叫做上了社會大學。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規地上大學，而且是在全國知名學府讀書，機會實在是難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當初為什么選擇復旦呢?當時，四所大學最有名：北大、復旦、清華、哈軍工。在我們上海中學，大家都瞄準這四所學校。照上海人的說法，特別是在我們中學的提法，復旦就是上海的北大。這對我是有影響的，所以我就選擇了復旦。為什么報考數學系呢?當時很多人是因為哥德巴赫猜想報考數學系的，但我不是。我原來是教師，教數學，但是曾經在一堂電子課上講微積分時講錯了一題。我在講電容積分公式的時候，我講了一半感覺不對，差了一個常數。回頭上去看，原來在一個積分上我講錯了。雖然我在黑板上馬上更正了，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的數學功底不好，所以去讀數學。我本來的想法很簡單，學好數學后回來還當我的教師。我最愿意的還是做教師。

我剛到復旦的第一印象，覺得和想象里的復旦沒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這么一個莊嚴學府。我在中學里就喜歡去圖書館，所以我從大門進去后，先去看了圖書館，覺得它很不錯，接著就拐到了數學樓。數學樓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建筑，是復旦最老的樓之一，我很喜歡。我去數學系報到，很激動，負責報到的老師也很高興、很激動，對我們很熱情。接著我來報到的是一個小女孩，扎兩個小辮子，臉紅紅的，穿個娃娃衫，才15歲，是應屆生。她比我們小十幾歲，我的學生的年紀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頭是一片滄桑啊。但是，和這些小孩一起學習反倒激勵了我們，要珍惜這個寶貴的機會。十年之后再回到學校，我們的學習不是一種外在的動力，而是一種內在的追求。不會覺得四年時間太長，而是覺得時間太短。最好一天能當兩天用，晚上能當白天用。如果說上帝要恩賜的話，我們需要的就是時間。時間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時間之寶貴;因為沒有機會能夠進學堂，所以才覺得能進學府的不易。這是那時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盡管后來知道中國的高考就此開了閘門，但當時78級有沒有還不知道呢。十年里能進入大學的人，連百分之一都沒有，更不要說進復旦了。所以大家特別珍惜這樣的機會，拼命地學習。學校老師講，解放后從來沒有見到過這么勤奮的一屆學生。開始的時候是晚上10點半熄燈。大家吵著說，10點半怎么行呢?功課做不完，怎么辦?難道讓大家都打電筒啊?我當時還作為學生代表，專門找了蘇步青校長，把這個事情和他說了。蘇校長說，來日方長，既要學習，還要注重身體，健康也是學生必要的。后來還是把熄燈時間延遲了一點，教室10點半熄燈，寢室11點熄燈。

11點鐘熄燈以后，一、二號樓前面的路燈下面全是人，都是數學系的。我們大部隊都在路燈底下，大家讀外語什么的，學習非常勤奮。晚上夜深人靜，容易集中精神，問題是早上起不來。我記得當時每天早上我們寢室里面都要睡懶覺，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鐘。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飯。所以，每天早上派一個人去食堂里買饅頭，一人一個。離上課還差五分鐘的時候，打第一遍鈴，大家起來，拿著饅頭往教室跑。

所以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晚上熬夜，早上起不來，不吃早飯，至今還是這個習慣。我現在外語也還可以，人家都以為我出去留學過。后來，我是在哈佛學過一段時間，不過我的外語不是在國外學的，而是在復旦學的，完全是“路燈底下的外語”。那個時候學外語很難，最難的就是單詞記不住。不過也好，一旦把它記住了，就比較牢固，過了幾十年還能用。

我最喜歡兩門課。一是數學分析。數學分析是最有用的學問。所有你能夠感覺到的問題，用數學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難的就變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論。概率論是最奇妙的學問。當時教數學分析的老師，一位是李賢平老師，一位是歐陽光中老師。歐陽老師教課教得最好，同學們第一愛聽。他講課清晰，吸引人，讓你覺得不僅是進入了一個科學殿堂，也是進入了一個藝術殿堂。他把數學的美全部講出來了。他的課，那不叫講課，是講課藝術。李賢平老師、教概率論的汪嘉岡老師，還有很多老師，課也講得很好。

講得很好的老師中有的也很讓我們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師。夏道行老師是一個很有特點的老師。他教實變函數，課講得很好，但考試特難。考試前他不給大家復習，也不說要復習什么，就說不難不難。到考試的時候卻不得了，一共只考一個半題目，叫你證明一個定理，還有半個題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們證明一個類似書上的定理，書上用了二十多頁來證明。我記得實變函數是很厚的一本書，是夏老師自己寫的，一共就學三個定理，一個定理要講好多次，從這個引理引到那個引理，引來引去，最后得出一個結論。考試考到兩個小時，大家誰也不交卷，都沒考出來。夏道行老師雖然題目出得很難，但人很隨和，便說“好，你們不交，那你們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飯，“十二點都過了，你們還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著說“夏先生，這個太難了，你把我們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緊不慢地說：“你們別害怕，我讓你們都及格。”過去二三十年了，這門課的內容我現在已經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師的風格給我的印象還是比較深的。

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哥德巴赫猜想。我們進校的時候，老師就說：“你們千萬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這東西害人的。你們現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這個東西。等你們四年畢業，有你們研究的。”我們都記下了。但是社會上寄到數學系來的東西不得了啊，說哥德巴赫猜想他解決了。我還看到一個人以哲學的方式來解決“1+1=2”。系里就把這些東西發給學生看，說：“你們的任務就是把它看出問題來。”我當時還看了好幾份這樣的東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遠鉆牛角尖了嘛?所以你要給他找出問題，讓他死了心。

當時，學校里有兩位老師給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們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師。有一次，我們去聽丘成桐教授的講座，講的是微積分的思想。講座結束后，谷先生出來介紹丘成桐，隨后就和大家一起出來了。當時我向他問了一個我們沒學過的問題，谷先生就問我怎么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我說是在《希爾伯特的抽象幾何》中看到的。谷先生聽了之后說：“你能看這個，不錯啊!”他就建議我看《數學的思想意義和方法》，一共三卷。這是他在莫斯科留學的時候看的書，是很經典的著作。我和他就這樣認識了，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學問很深，為人非常謙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師，叫孫芳烈。這個老師確實非常好，非常關心愛護學生，從學業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學生的導師。

數學系許許多多老師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但是對我們整個班級學生幫助最大的，首推孫芳烈老師。我們這個班上現在成名的也不少，數學系前后兩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師和吳宗敏老師都是我的同學，在外國的也有很多。要說大家在學校里對哪個老師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識的一定是孫芳烈老師。孫老師對學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顆母儀之心，寬愛所有的學生，不管是年紀大還是年紀小的學生;二是她確實非常認真負責，一心撲在學生身上，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們全班同學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數學教師，輔導我們數學分析。當時在數學系教我們的都是名教授，但孫老師是做輔導課做得最好的。所以，第一學年我們班數學分析考試有14個100分。蘇校長為什么對我們印象深，包括我在內?就是這個原因。他說：“他們這個班不得了啊，14個100分。”那時我們都不知道數學分析考試14個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頭來了。80分以下，就覺得是不及格了。所以，當時大家學習很努力。那個時候在大學里學數學，你不進取就等著落后吧。你一個環節不進取，全學期就下來了;你一個學期下來，全學年就下來了;一個學年下來，大學就全下來了。這個就是山外青山樓外樓，爭得上游莫驕傲，還有英雄在前頭。就是這樣，大家都往前走。

要說復旦歷史上我最佩服的，那還是蘇步青先生。他博學厚德，為人師表。我在復旦的幾年，蘇先生一直是我們的校長。他最關心的或者說他的寵兒就是數學系。在數學系里他最驕傲的，就是我們這一屆學生。他對我們的要求也很嚴格。谷超豪、李大潛這些老師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數學系，他是鼻祖，我們學生都很崇拜他。我經常去看他，畢業以后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給我們很多很好的教誨，不僅是怎么做學問，而且是怎么做人。蘇步青、夏道行、谷超豪，這些大知識分子，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點，跟他們在一起，確實是感覺不一樣，給你一種人生的心理磨練。你就覺得是和一種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見賢思齊，與圣賢為伍。然后你就會不斷地提高自己，不僅提高自己的知識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當時在學校里的很多老師，我們都很喜歡，特別尊重，甚至是崇拜。

從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學生，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學生。市三好學生每個系只有一個。我的考試沒有下過85分，只要有一門低于85分就不能評市三好學生。那個時候學習是非常艱苦的，很苦很累。我們七個人一個寢室，夏天非常熱，沒有電扇，熱得睡不著。我們只能去沖個涼，然后跑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睡不著。但是，這樣有個好處，曾經滄海難為水，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擔子、再艱巨的挑戰，不也就是這樣么，就不怕了。我后來最不怕的就是考試，像夏道行老師這樣的考試我都考過了而且還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學給予你的不光是知識。還有，第一，給予你一種進取精神;第二，給予你一種研究方法;第三，給予你一種科學思路。當時孫芳烈老師介紹我們看一本書，叫《科學研究的藝術》。這本書非常好，是俄國科學家寫的。很薄一個小冊子，可是講了很多很好的東西，進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學思路。大學學數學讓我們學了一套理性思維。什么事情人家講好，我總是說：“怎么好?好在哪里?”說富了富了，我說：“收入是多少?哪一類是多少?”分類，量化，這些都是學數學學出來的。很多人對我說：“你這個數學的邏輯思維特別強。”這就是學習的結果。

復旦幫助我走進了理性思維之門，在進復旦之前是沒這種感覺的。

能改變一個人命運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進入大學。在復旦，入學就表示我的人生轉向另外一條路了。當時還是準備回去的，進了復旦以后才知道要統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統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當時是希望留在學校里，因為崇拜老師，所以想做大學教授。但事實上呢，在復旦轉了一條路，并沒有像自己預想的那樣。因為我是共產黨員，進校后就被指定做團支部書記。后來團總支改選，照例團總支書記都是教師做的，我是團總支副書記的候選人。但由于種種原因，團總支書記候選人在選支委的時候落選了，系黨總支只能臨時把我推上去選團總支書記。選上團總支書記以后就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大學畢業后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師，但還是走上了這條道路，做了五級團的書記，做了五個單位的黨的書記。就此，這個書記就沒再離身。后來即使我到了國家部委，做了副部長，也是兼機關黨委書記。然后到省里做副書記，到市里做書記，到省里做書記。反正在復旦之前沒做過書記，從進了復旦，到現在為止一直都是書記，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個書記。但這個不是我進復旦的初衷。你本來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人的一生，還是要服從社會的需要，不服從社會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來。

談起當時復旦的學風，我覺得主要是兩條：第一叫做勤奮踏實，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奮踏實，第一是非常勤奮，第二是非常踏實，沒有人想弄點什么花頭，而且從來沒有。哪怕你考試考得不好，也沒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學習從來不敢分心，考試之前去打個電話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點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視。到考試期間，特別到后來考實變函數這種，真的目不旁視。復習階段，最后的考研究生的階段，有的同學，你對面看到他，他卻沒看到你，他腦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數學問題上。我們在二號樓，離數學樓很遠，考試期間去數學樓考場，一路上大家都不講話。不能講話，你一講話也許就把你腦子里記的那些定理公式都沖跑了。沖跑了20個公式里的一個，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時，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學習，我們也非常關心社會，關心真理。我們進校時還沒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盡管學業繁忙，但我和世經系的王戰還是一起成立了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盧新華寫的《傷痕》，影響很大，這都是我們身邊的同屆同學。當時整個大學里面就是一種處變不驚的氛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么事情也沒什么了不起。哪一個大人物你都能接觸，像過去我們只能在書上看到的蘇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觸，跟他討論問題，但是你還是那個普通的學生。大學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場所，有一種包容與活躍，有一種自由進取的氛圍，有不論權威還是新生之間的討論和交融，這在社會其它地方是看不到的。

現在的復旦比我入校時，一個是大了，校園大了;一個是高了，那些教學樓高了;還有就是廣了，復旦教授研究的范圍廣了。至于復旦的精神，我認為是 “旦復旦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個學校的優良傳統，一個民族的優秀精神，會長久地發揮作用。我希望復旦人保持一種創業的熱情，創新的勇氣，創優的追求。現在復旦人這么多，我相信要比我們那一代有更大的作為，但是最終還要靠實踐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