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城市化最后一道收割機

在中國廣袤的縣域版圖上，一幕幕令人深思的景象正在上演。在我老家的那個丘陵縣城，一組數據揭示了貧困地區縣城獨特的生存邏輯：全縣城不到二十萬常住人口，近十年卻拔地而起二十五萬套新樓盤。以一家三口計算，這些空置的鋼筋水泥足以容納75萬人，而該縣戶籍人口僅80萬，常住人口更是只有三十四萬。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這般天量供應下，當地房價展現出異乎尋常的“韌性”——相較于2020年高點，整體跌幅不到5%；從2018年看幾乎持平。這種違背經濟學常識的現象背后，是一套獨特的、屬于縣城的生存邏輯，一場以房產為中心的“內部收割”正在悄然進行。

緩慢升值的陷阱

當地人一語道破天機：正因為沒有外地炒房團興風作浪，本地房價在過去十多年里如老牛拉車，從2010年的兩千多，緩步爬到2020年的五千多，如今均價仍在四千八左右徘徊。這種緩慢的漲幅避免了泡沫的急劇破裂，也埋下了今日僵局的種子。

表面看，緩慢上漲的房價似乎是健康的標志，實則構成了對本地居民，尤其是農村家庭的持續“收割”。當一線城市房價經歷暴漲暴跌的周期時，縣城的房地產市場卻以一種看似溫和但實則更加頑固的方式，持續抽取著當地家庭的財富積累。

房子，成了對本地居民，尤其是農村家庭最后的“收割”。這種收割不是突然的、暴力的，而是溫水煮青蛙式的、世代接續的，因而更具隱蔽性和持續性。

體制內收割機：房價托拉斯的形成

過剩的房屋并未分散，而是高度集中在本地體制內人員及有實力的家庭手中。他們往往坐擁兩三套房產，構成了一個穩固的“房價托拉斯”。由于持有成本低，且多有穩定收入支撐，他們擁有極強的抗跌能力——“跌了也不賣”，導致市場交易極度低迷，有價無市，價格體系卻得以勉強維持。

這種機制的本質是：房產高度內循環，形成了“體制內收割機”。體制內人員用相對穩定的收入，購置多套房產，而這些房產的最終購買者，往往是那些將畢生積蓄從農村轉移到縣城的農民家庭。

這一循環中，農民將種地、打工積攢的資金，通過子女教育、婚姻需求等途徑，最終轉化為縣城房產的購買力。而體制內人員則通過早期購置的房產升值，實現了財富的增值與傳承。這種內循環封閉而穩定，幾乎不受外界經濟波動影響，但也因此造就了難以打破的僵局。

教育遷移：最后的收割利器

如果說房地產是收割的工具，那么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則是驅動這種收割的引擎。中國人傳統觀念中，“自己強，不如后人強”，各個城市最好賣的就是學區房。為了減少學區房焦慮，大城市絞盡腦汁：劃片招生、指標生到校等政策層出不窮。而在縣城，一種更為直接有效的方式被采用——搬遷學校。

先是把縣一中從縣城老中心區搬到縣城最邊緣，離縣城新區至少兩公里，為縣城未來發展留下廣闊空間。這一搬遷不僅僅是地理位置的改變，更是教育資源重配的信號。然后改變原有招生制度，允許一中提前選拔：在初三時，就在全縣范圍內提前選拔考試，優秀者讀清北班；同時開啟初中招生，從小學選拔優秀學生到一中學習，采取2+4模式。

這幾招原是私立學校才有的政策，運用到公立學校后如魚得水。原來教學被私立學校及二中壓制的一中，如同浴火重生，破天荒地，這才幾年時間，不說每年有清北生，竟然考了好幾個清北生。有消息人士稱：“待2+4這批學生出來，絕對是驚喜。”

這把縣二中驚呆了！原來被自己吊打的一中，如今遙遙領先。因為生源被一中提前收割幾批之后，二中原來的火箭班，每年有不少600分以上的學生，雖然清北、華五不敢想，但985、211還是有的。然而去年高考時，二中最高分竟然只有570來分，根本摸不到211的門檻，好一本都不夠。

傳聞已久的二中搬遷終于落到實處。曾經有老校友不贊成二中搬遷，畢竟有近百年的辦學歷史，但面對現實，再不搬遷，二中就可能淪為大專生培養基地。最近開始招標搬遷方案，二中的搬遷，將為縣城輸送最后一次“血液”。因為這是縣城之外唯一的一所高中，也是縣城之外最大鎮的支柱之一。

雙重收割：房產與教育的聯姻

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與房地產發展形成了完美聯動。新區因學校搬遷而土地增值，開發商借此推出“學區房”概念，吸引農村家庭購房。而那些已經在縣城擁有多套房產的體制內家庭，則再次成為這一輪價值轉移的受益者。

農村家庭為了子女能進入好學校，不得不加入購房大軍。他們往往需要賣掉或抵押農村的宅基地、耕地，湊足縣城房產的首付，然后全家外出打工還貸。而他們的子女即使進入縣城學校，也面臨著與城市孩子截然不同的起點和資源差距。

這一過程完成了雙重收割：一方面，農村家庭的積蓄被轉化為縣城的房產價值；另一方面，農村最優秀的學生資源被集中到縣城，進一步削弱了農村的發展潛力。縣城通過這種機制，不僅吸納了農村的財力，也吸納了農村的人力與未來。

收割的代價：空心化的農村與僵化的縣城

這種收割模式的代價是雙重的。農村在失去資金和人才后，日益空心化，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兒童，農業生產后繼無人，鄉村振興面臨嚴峻挑戰。而縣城本身，在看似繁榮的房地產背后，也面臨著發展困境。

盡管房價保持“韌性”，但實體經濟并未同步發展。大量資金沉淀在房地產中，導致其他產業投資不足。年輕人即使購買了縣城房產，仍需要外出打工維持生計，形成“房產在縣城，人在外地”的奇特現象。

縣城的公共服務也因此承受壓力。大量新建小區入住了來自農村的家庭，他們的子女需要教育，老人需要醫療，這些都對縣城的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房地產帶來的土地財政收入，往往又被用于新的房地產開發，而非公共服務改善，形成了惡性循環。

收割鏈條的最后一環

在這個鏈條中，最值得深思的是：誰是最后的接盤者？當農村家庭的積蓄被耗盡，當人口持續外流，當房地產供應遠遠超過需求，這座看似穩固的大廈還能維持多久？

目前，縣城的房價托拉斯仍能維持，主要依賴于幾個因素：一是體制內人員的穩定收入和對房價的信心；二是農村家庭對教育的重視和為此不惜代價的決心；三是銀行系統的信貸支持，使得購房成為可能。

但這種平衡是脆弱的。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比如體制內人員收入下降、農村家庭購買力枯竭、銀行收緊信貸，整個體系就可能面臨挑戰。更值得關注的是，當這一代農村家庭完成了“為子女購房”的使命后，下一代的購房需求將來自何處？縣城的年輕人大多數仍會選擇外出，他們是否還會像父輩那樣，將縣城房產視為必要選擇？

尋找出路：超越收割的發展模式

要打破這種收割模式，需要多管齊下的策略。首先，必須重新審視縣城的發展定位。縣城不應僅僅是吸納農村資源的“收割機”，而應成為連接城鄉的樞紐，發揮自身特色，培育內生動力。

其次，教育資源應更加均衡分配。學校搬遷和精英教育模式雖然短期內提升了少數學校的成績，但加劇了教育資源的不平等。應加大投入，提升農村和縣城普通學校的教育質量，讓每個孩子都能在家門口接受良好教育。

第三，房地產發展必須與真實需求相匹配。控制土地供應，消化現有庫存，避免盲目建設。同時，發展租賃市場，提供多元化住房選擇，減輕農村家庭的購房壓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發展實體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只有當縣城能夠提供足夠的、有質量的就業崗位，才能吸引人口回流，形成良性循環。這需要結合當地資源稟賦，發展特色產業，而不僅僅是依賴土地財政。

結語：縣城何去何從？

縣城作為中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連接城鄉、吸納就業、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功能。然而，當縣城淪為“城市化最后一道收割機”，不僅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反而可能加劇城鄉差距，損害社會公平。

我老家的縣城現象并非個例，它反映了許多類似地區面臨的共同困境。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避免對農村資源的過度抽取，如何實現城鄉共贏，是亟待解答的問題。

縣城不應只是收割的工具，而應成為發展的平臺；不應只是資源的匯集點，而應成為價值的創造者。只有當縣城找到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才能真正發揮在新型城鎮化中的作用，而不是成為城市化鏈條上最后一道、也是最無奈的一道收割機。

這場以房產和教育為工具的收割，終有盡頭。當農村的積蓄被耗盡，當人口流失達到臨界點，縣城將不得不面對現實：真正的繁榮不是建立在對農村的持續收割上，而是建立在城鄉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到那時，希望我們能夠找到一條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發展道路，讓縣城成為人們安居樂業的家園，而不是資源轉移的中轉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