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親華美國總統，一位幫助中國進入五常，一位改變世界格局

中美的關系發展源遠流長，但是這三位美國總統卻是不能忘。

若說對華政策誰最是典范，那還得先說尼克松。

尼克松的對華政策是其現實主義外交的典范。1969年，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而中蘇在珍寶島發生軍事沖突，兩國關系降至冰點。尼克松與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迅速捕捉到戰略機遇，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緩和信號。

1971年7月，基辛格借“波羅行動”秘密訪華，為尼克松之行鋪路。次年的“改變世界的一周”中，尼克松與毛主席周總理累計會談逾20小時，最終簽署《上海公報》。

而公報首次寫明“美國認識到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為中美經貿合作打開窗口。

而尼克松的破冰行動帶來多重連鎖反應。在戰略層面，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形成，美國得以借中國牽制蘇聯，緩解全球爭霸壓力。

對中國而言，此舉打破了西方封鎖，為后續改革開放創造了外部環境。經濟數據直觀反映了變化：中美貿易額從1972年不足1億美元躍升至1973年的9億美元，美國企業開始向中國轉讓衛星通信、工業設備等技術。

此外，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隨之調整對華政策，紛紛與臺灣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尼克松的決策雖因其“水門事件”丑聞蒙上陰影，但歷史證明，其對華接觸政策符合雙方利益。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說：“中美走近并非因信仰一致，而是利益交匯”。而也正是這種務實主義為此后數十年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個中國原則奠定了基礎。

但是要說推動了“中國定位”，這還得看羅斯福。

簡單來說，羅斯福的對華政策源于二戰時期的戰略需求。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國迫切需要中國在亞洲戰場牽制日軍主力。數據顯示，中國戰場長期拖住約60%的日本陸軍兵力，為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的反攻創造了條件。

羅斯福因此頂住國內孤立主義壓力，通過《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價值約8.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并推動“飛虎隊”和“駝峰航線”的運作，三年內向中國輸送了85萬噸物資。

羅斯福的深層考量超越戰時合作。在1943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他提出“四警察”構想（美、蘇、英、中），堅持將中國納入戰后國際秩序的核心圈。

雖然這一主張遭到丘吉爾和斯大林的強烈反對：丘吉爾認為中國“不配擁有否決權”，斯大林則擔憂共產主義陣營出現競爭者。但羅斯福以現實政治手腕破局，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以“放棄對日本國際托管的主張”換取斯大林對中國入常的默許，同時以支持法國入常為條件說服英國。

1945年6月，中國簽署《聯合國憲章》，成為首個在憲章上簽字的國家。羅斯福曾私下坦言：“未來能平衡蘇聯的不是歐洲，而是浴火重生的中國”，凸顯其利用中國制衡歐亞大陸的長遠布局。

這一決策的深遠意義在1971年充分顯現。

新中國憑借羅斯福奠定的法理基礎，通過聯合國2758號決議恢復合法席位。盡管羅斯福于1945年4月因腦溢血去世，未能親眼見證聯合國成立，但他為中國設定的國際地位成為戰后亞洲權力結構的重要支點。

而說完這些，拉動經濟紐帶的還得看老布什。

可以說，這一位美國總統，酷愛中國，是即使退居幕后也要來中國游玩的一位總統，他便是老布什。

老布什與中國的淵源比其他美國總統更為深厚。1974年，他出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與夫人騎自行車穿梭北京胡同的經歷，使其獲稱“自行車大使”。這段生活讓其深刻理解中國社會，并預言“未來世界中心在北京而非紐約”。

1989年就任總統后，他頂住國會壓力，堅持對華接觸政策，并在任內三次訪華，推動美國企業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

而老布什的政策聚焦于經濟合作。

他延續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使雙邊貿易額從1989年的120億美元增長至1992年的250億美元；同時批準314項對華技術出口許可，涉及核電、航空等領域，波音飛機組裝線、通用電氣能源項目由此落地中國。

即便在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單極霸權時，他仍主張“中國是合作伙伴而非威脅”，并支持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WTO前身）的談判。

而老布什的長期對華友善超越總統任期。

卸任后他20余次訪華，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以84歲高齡出席開幕式，稱“回到中國像回家”。其家族延續這一傳統，兒子尼爾·布什成立“美中關系基金會”，促進兩國青年交流。這種基于個人情感與戰略認知的政策，為中美經濟深度融合埋下伏筆。

實際仔細看三位總統的行動，均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但結果助推了中國崛起。

羅斯福需中國平衡戰后勢力；尼克松欲聯華制蘇；老布什看中中國市場潛力。他們的政策揭示了大國關系的本質：利益交匯是合作的基礎，戰略遠見比短期對抗更易成就雙贏。

而當前中美關系面臨復雜挑戰，但歷史表明，對抗并非唯一選項。

羅斯福設計的國際體系仍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框架，尼克松奠定的政治共識仍在約束臺海局勢；老布什推動的經濟紐帶使兩國年貿易額超5000億美元。這些遺產提醒世人：大國競爭不可避免，但智慧在于在分歧中尋找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