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陳賡子女要求把父親陵墓遷出八寶山，中央為何批示：同意

1955年9月，懷仁堂授銜典禮前的彩排現場略顯緊張。有人發現副總參謀長陳賡遲遲未到，便低聲猜測他又跑去哈軍工的工地“盯進度”。這位將軍常把自己形容成擰到頭的發條——不動就松，越轉越緊。可誰也沒料到，六年后他會因心肌梗塞猝然離世，留下一個未竟的心愿。

陳賡病逝的1961年3月16日，北京初春的雨水打在醫院的玻璃窗上，滴滴答答。58歲的他還想著總結戰役經驗，床頭攤開的草稿紙被家屬收起。夫人傅涯握著他的手，聽見他用沙啞的聲音囑托：“多去看看根英媽媽……”這句話成為遺言，亦讓家人銘記半個世紀。

時間走到八十年代，傅涯獨自整理十幾箱日記，謄抄、核對、補注，最終成書《陳賡日記》。翻閱舊紙的間隙，她常停下來，凝視照片中笑容爽朗的丈夫。有人問她為何如此堅持，她只淡淡一句：“欠他的。”一句樸素的話，承載了將軍未寫完的自述，也埋下了隨后遷墳的伏筆。

2003年再版《陳賡日記》時，傅涯已80多歲。她依舊堅持騎車去檔案館，拎著滿袋復印件爬樓梯。工作人員勸她注意身體，她擺擺手：“能動一天是一天。”晚飯后，她常把三位逝者的遺物排在桌上，像排一場靜默的點名。那種執念，讓子女深感，這不僅是母親個人的情感，更是一份特殊的家風。

2009年底，傅涯病重。病床旁，她叫來子女，語氣緩慢卻堅決：“別讓你們爸爸孤零零躺在八寶山，他該回湘鄉，和根英合在一起。”子女聽完久久無語，末了，小兒子輕聲回應：“媽，我們記下了。”這段對話只有幾十秒，卻改變了陳賡墓葬的走向。

2010年1月4日，傅涯去世。當晚，兄妹幾人連夜商量，決定按母親遺愿正式向中央遞交報告。報告寫得簡潔：一、遷墓理由；二、安置地點；三、技術方案。沒有一句煽情辭藻，倒像是一份作戰計劃。他們深知，八寶山象征著國家最高規格的榮譽，遷出并非小事，必須給出足夠的歷史、情感與現實依據。

中央收到報告后，相關部門先行調研。陳賡在軍隊、在工業戰線、在國防科技領域的貢獻毋庸贅述，更重要的是，他生前數次表達“葉落歸根”的愿望。檔案里有記錄：1957年他對秘書說，百年之后要回湘鄉老宅。調研組把這段文字附在請示末尾，材料送至決策層。

批示很快下達：“同意”。短短兩個字，卻打消了家屬所有顧慮。知情者回憶說，審批過程順暢，核心原因是尊重烈士家屬合理訴求，與八寶山安葬原則并不矛盾。畢竟，八寶山是榮譽的象征，而將軍回鄉是另一種精神回歸。

2011年清明前夕，湘鄉泉湖村后山新辟墓地。子女遵照父母生前口述，墓碑正面刻“陳賡·王根英”，側面刻“傅涯”。沒有豪華碑座，沒有冗余語錄，四周僅栽了幾株桂花。落成那天，村里老人私下議論：“將軍還是翻山回來了。”話語輕，卻帶著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遷墓并未削弱陳賡在八寶山的紀念痕跡。公墓保留了他的原始安葬檔案和銅像照片，供社會瞻仰；而湘鄉則承擔起家族祭祀與地方教育的功能。雙軌并行，既不沖淡國家榮譽，也滿足了親情需求，體現了一種兼顧公私的思路。

遷葬完成后，軍內外學者去拜謁的人不少。有人感慨，陳賡與兩位夫人合葬不僅解決了“身后事”，更讓后人直觀理解那一代革命者的情感倫理：并肩作戰，生死相托，功名身后俱輕。如若沒有傅涯晚年那番堅持，這段故事恐怕難有圓滿終章。

如今泉湖村的后山植被蔥郁，雨季來臨時，墓前小路常被泥水沖刷，但子女仍保持每年兩次修整。對他們而言，陵墓已不只是紀念父母，而是一種傳承方式——讓子孫看見，理想與情義并不矛盾，可以共存于同一塊墓碑之下。

遷墳事件被媒體報道后，很多讀者把焦點放在“中央批示”上，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陳賡家屬在家國、親情、榮譽之間給出的答案：功勛可留京城，骨肉要回故里。選擇不復雜，卻有分寸感。將軍畢生行事崇尚“干脆”，后事也延續了他的風格。

自此，關于遷墳的疑問已無懸念。中央同意，是對烈士遺愿的尊重；家屬堅持，是對父母情感的兌現；湖南故土的山水，則完成了最后的安頓。至于其他評價，不論歷史書如何書寫，墓碑后的桂花每年都會開，這是最樸素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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