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時，胡適給毛主席發電：希望您放棄武力

1945年7月下旬，美國東部時間深夜，紐約無線電收發站燈火通明。技師把一份加急電報譯成莫爾斯碼，脆亮的“嘀嘀嗒嗒”跨過太平洋，目標是延安。收電號頭寫著三個大字——“胡適”，落款處卻是一段令技師也微微皺眉的中文：“望放棄武力，建立和平政黨”。

彼時的胡適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旁邊的公寓里整理講稿。陣亡人數、廢墟城市和接連不斷的勝利新聞交織成一幅復雜背景，他認為“和平”一詞最能概括普通中國人的渴望。于是他起草了這封電報，想把歐洲政黨輪替的經驗搬進即將重組的中國政治。

延安清涼山的另一端，毛澤東結束了軍委會議，披著舊棉衣走回窯洞。參謀遞來密封電報。毛澤東掃了一眼大意，點燃油燈，又把電文放在炭火上烤干潮氣。多年未見的老朋友，現在卻勸自己“別用槍桿奪天下”。他沉默幾秒，輕聲說道：“老胡還是那套思路。”

時針倒轉二十七年。1918年秋，北大圖書館不到二十平米的管理員室里，毛澤東第一次見到胡適。年輕的管理員遞上借書卡，胡適抬頭，印象深的是那雙寫滿好奇的眼睛。隔天又碰面，書堆中兩人聊起杜威、講到盧梭。胡適拍拍毛澤東的肩，笑言：“多讀點原著，比聽我課管用。”這句話，毛澤東后來記了很久。

五四浪潮推動白話文、科玄論戰、問題與主義大辯論。胡適強調“多研究問題”，李大釗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陳獨秀則把兩者攪在一起擲向街頭。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時，仍引用胡適文章佐證觀點，可轉過身，他又在工人夜校里宣講馬克思主義。“問題”和“主義”交匯，形成了早年毛澤東復雜的思想光譜。

20年代初，兩人書信往來頻繁。毛澤東在信中說湖南教育“氣象一新，諸事尚需兄長指點”；胡適回函勉勵“自修大學”應當“師友互助”。然而隨著國共合作破裂、南昌起義爆發，“暴力與和平”的分歧突然放大。胡適堅持英國工黨那條漫長道路，毛澤東則在井岡山檢驗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再回到1945年。胡適的電報措辭頗為用心，他列舉杰斐遜與英國工黨的案例，提醒毛澤東“和平奮斗，前途不可限量”。在美國政壇耳濡目染的他堅信“第二大黨”模式能化解國內紛爭。電文還提到董必武來訪，強調延安代表“在美聲譽甚佳”。胡適覺得，只要共產黨停火，旋即可以贏得合法席位。

延安方面的正式回電史料未公開，但多名隨員日記提到一句原話。“毛主席合上電報，笑了笑：‘他講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經驗，我們呢，不一樣。’”這句十六個字成為會議紀要上的批注，也宣告了電報未能改變中共既定的戰略路線。

1949年，新政權建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系列評論，將胡適與傅斯年、錢穆并列為“帝國主義文化代理人”。批判聲浪中仍可見另一種評價：胡適在語言文字改革上的貢獻無人抹殺。“白話文得記他一功”，毛澤東在與錢學森閑談時提到。褒貶并置，態度并不簡單。

進入50年代，《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再次點名胡適。文件指出：“全盤否定并不妥當。”學術與政治被一刀分開，胡適在文學史、考據學領域的價值依舊被引用。也正因如此，青年學者查閱資料時會發現，一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標簽，另一面卻是“啟蒙先驅”的注釋。

1962年2月，胡適在臺北病逝。當天晚間，新華社翻譯電訊，內部通報只有一句：“臺灣胡適卒。”標題里既無喜也無悲。六個月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紅樓夢資料匯編》，胡適舊考據文仍未刪。對于曾經的“和平勸告者”，這或許已是某種微妙的歷史定位。

整件事留下的核心疑問并未消散：假如當年毛澤東采納胡適意見，中國會走向怎樣的政黨結構？檔案無法回答，但事實是，中國革命選擇了最具現實性的途徑，而胡適則堅守了他心中的溫和理性。兩條道路，終點殊異。

時間過去近八十年，那封跨洋電報依舊存放在中央檔案館的恒溫柜里。紙張微黃，可字跡清晰。它提醒后人：學術與政治的交匯點，常常在微妙的一瞬；而決定命運的抉擇，往往要看戰場，而非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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