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摩擦專家"秦啟榮，做了什么讓毛主席震怒，結果把自己作死？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與屬于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張蔭梧不同，秦啟榮則屬于蔣介石國民黨的嫡系。

秦啟榮(1903~1943)，字向村，山東鄒縣人。畢業于黃埔軍校第六期，曾參加北伐戰爭。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奉派返魯，任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從事黨務工作。秦啟榮是復興社在山東的主要負責人，他積極推行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先后組織山東黃埔同學會、革命青年同志會、中華復興社、忠義救國社及山東促進社等秘密團體，聯絡成員，開展活動。在韓復榘統治時期，秦氏“隱然成為國民黨在山東黨務、軍事方面的潛在領袖”。到抗戰前，山東省復興社成員已達6000余人。

1、秦啟榮與三青團

抗戰爆發后，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戰而退，擅自放棄省會濟南，使日軍得以長驅直入，占領了山東大片領土。此時山東省局面混亂，各種武裝蜂起，群龍無首。秦啟榮決心利用這一時機，打出抗戰的旗幟，組織游擊武裝，出面“收拾舊山河”。

秦啟榮在山東的活動得到了康澤的大力支持，被任命為軍委會別動總隊游擊第五縱隊司令。

康澤回憶：

“在山東，我先后委派了五六個支隊司令，最先委派的一個，同時也是印象最突出的一個，就是秦啟榮。秦啟榮是黃埔六期，復興社份子，當時在山東省黨部做委員，他以黃埔同學及復興社組織雙重關系，來和我接頭。于是，我馬上決定了委派他一個游擊支隊司令的名義，也發給了電臺，并派遣了聯絡參謀。他這一個部隊發展得相當龐大。”

到1938年春，秦啟榮部在山東聲勢日大，其第五縱隊名下“依次編列梯隊名義者五十余，眾至約二十萬，東由膠濟路，南至津浦路滕縣，沿線均為‘榮’字臂章之游擊部隊”，成為當時山東眾多游擊武裝中力量最為強大的一支。秦啟榮縱隊成立后，即在山東敵后發動游擊戰爭，以打擊、牽制日軍。

1938年元旦，日軍進攻鄒縣，秦啟榮率部抵抗，自晨戰至中午，頗有傷亡，秦部“組軍以來與敵對陣自此為始”。

是年春臺兒莊戰役，秦氏命令所部分別向泗水、曲阜、鄒縣之敵進擊，并親率一部進至崗山，炮擊鄒縣城，冀分散敵兵力，以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秦部還在鄒縣附近小雪村設伏襲擊日軍，擊斃敵酋田島少將及其隨從，“此乃軍興以來斃敵之官佐最高者”，所繳獲的戰刀、手槍、照相機等戰利品均呈報第五戰區長官部，經武漢、重慶各報刊載，受到當時輿論的稱攢，秦部“抗日聲譽自此更隆矣”。

沈鴻烈出任山東省主席之后，又任秦為第十二行政區專員，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使秦啟榮在山東的政治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抗戰初期，秦啟榮在山東發揮的作用得到了康澤的重視。康將秦視為國民黨中央在山東省的重要代表，從政治上極力加以扶植，并安排秦擔任三青團山東支團的領導職務。

康澤回憶說：

“1938年7月三青團成立后，我又提出以他任山東支團主任。因之，秦啟榮在山東的反動作用和反動地位都增高了。他當時的作法一發展三青團組織與發展游擊部隊相配合，在自己區域內，不讓共產黨和八路軍活動。到1940年，他就成了在華北與張蔭梧齊名的摩擦專家了。”

在河北，張蔭梧曾與共產黨八路軍有過一段互相合作、關系較好的時期；而在山東，秦啟榮則幾乎從一開始就與共產黨處于尖銳對抗之中，他始終把八路軍視為主要敵人，把反共當做自己的主要任務，極力用武力限制八路軍的活動和發展。

秦啟榮一再對部屬宣稱：“不抗戰無以救國，不剿共無以抗戰”；“與日敵戰易，與共黨戰難，…在對日抗戰中，必須嚴防共黨叛亂陰謀之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又謂：“民眾與青年為我長期抗戰之兩大支柱，…共黨叛亂的本錢，即是以民眾與青年為對象，所以我們只要把民眾與青年領導起來，既可充實健全我們的抗戰力量，又可防止共黨叛亂力量的發展與擴大。”

秦啟榮還特別強調經營山東對于國民黨政權的重要性，他一再向重慶提出建議：

“就整個局勢觀察，山東的地位太重要了，敵人固然拼命奪取山東，中共亦不惜任何犧牲經營山東，我們中央力量如在山東失敗，華北就無法挽救，因此我們應該以全力鞏固山東，支援山東。”

在秦啟榮主持下，山東三青團組織的發展采取了與游擊武裝密切配合的方式，把防共、反共作為團務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

1938年10月，三青團山東支團籌備處在新泰縣羊流鎮宣告成立，秦啟榮任主任，龔舜衡為書記，帶領團員舉行入團儀式。

不久，中央團部派青干班學員呂少恒、王麟章、李振庭等10人來魯工作，首先建立了8個分團，各分團多設置武裝區隊，負責除奸防諜工作。

秦啟榮親自規定了山東支團的工作內容：

“一、如何發展組織，以對抗共產黨組織，擊潰其組織，消滅其組織。二、如何加強領導，使軍民深深了解共產黨之偽裝，與揭穿其將來背叛中央，顛覆國家之陰謀，喚起同仇敵愾，共同奮斗。三、如何擴大建立各縣武裝區隊，以地方武力對抗共黨部隊，協助縣政推行，安定地方秩序。四、如何加強民眾服務工作，調查民隱，解除困難，安撫敵偽共黨劫后之流離。”

幾乎通篇都在強調防共、反共，并把建立各縣武裝區隊，作為對抗八路軍的重要措施。團長蔣介石對山東團務工作表示滿意，于1941年選派秦啟榮為三青團中央候補干事。

2、秦啟榮發起的反共事件

在上述方針指導下，秦啟榮所部與八路軍一再發生沖突，制造了許多武裝摩擦。

1938年4月，為了爭奪萊蕪縣城，秦率部與中共游擊隊洪濤部戰于鹿鳴山，使洪濤傷重致死。史稱“萊蕪事件”，這是秦啟榮抗戰時期反共活動的第一次公開表演。

1939年3月，秦部在博山縣太河鎮伏擊八路軍南下受訓干部及護送人員，打死八路軍營長呂乙亭，俘虜拘禁八路軍干部戰士200余人，是為“太河事件”。太河慘案發生后，中共指責秦啟榮為“摩擦專家”；國民黨內部對此事亦有爭議，“黨內黨外，交相責難”。

山東省政府曾專門組織調查團赴當地了解真相，設法處理。

秦氏將沖突情形轉報重慶，國民黨軍委會電令嘉獎，譽為“能戰敢為”，特發給獎金兩萬元。同年8月上旬，秦啟榮又集中兵力，襲擊八路軍駐萊蕪支隊，打死八路軍干部戰士20余人，是為“雪野事件”。

8月中旬，秦部又進攻淄河流域八路軍山東縱隊，打死干部戰士20余人，是為“淄河事件”。

對于秦啟榮部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特地指示山東分局：“秦啟榮形同漢奸”，“對于頑固分子之無理攻擊，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對漢奸分子如秦啟榮，必須堅決消滅之（有計劃的取得必勝)，如在政治上、組織上瓦解秦部，在軍事上包圍襲擊解決之”。

秦啟榮所轄游擊武裝，雖然人數眾多，聲勢不小，但大多為烏合之眾，難以經受長期的游擊戰爭。

當事人回憶：

“地方游擊部隊，最大癥結不能持久，因中央未發一槍一彈，糧秣被服，皆行缺如，至人才之缺乏，部隊之訓練，無法實施。果爾，屢經戰爭，彈盡糧絕，已達極點。當斯時也，士兵以為不能生存，冒死逃亡者有之；干部以為前途渺茫，各奔前程者有之，部隊情勢搖搖欲墜”。

魯蘇戰區成立后，于學忠出任總司令，對山東游擊隊加以整編，秦部編為戰區第三縱隊，下轄三個支隊，秦部得到編制者僅占十分之二三，其余任其散亡，秦啟榮雖極“痛心”，但卻無可奈何。不久，秦啟榮手下干將翟超、田正中又先后在與八路軍沖突中戰死。此后，秦部環境日蹙，益發一蹶不振。

為了扭轉頹勢，秦啟榮決定求助于胡宗南。1939年10月，秦派親信喬修梁輾轉抵達西安會見胡宗南，秘密遞交部隊改編計劃，要求將所部編為正式國軍，其中包括“改編目的，士兵來源，干部人選，軍械彈藥，軍需糧秣，均請照國軍部隊發給，請編一軍，轄二師一旅”等內容，請其轉呈重慶中央批準。

這是秦啟榮為擺脫困境，扭轉局面，煞費苦心設計的計劃。該計劃呈報后，由軍政部電令魯蘇戰區查報，戰區回電謂“秦啟榮部人不滿兩千，其多老幼殘疾，徒手者眾，持槍者寡”，故軍政部未予核準。此計劃落空，對秦啟榮打擊甚大。后來秦辭去軍職，即因受此刺激所致。

1941年春，秦啟榮赴重慶述職，并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途經西安時，曾與胡宗南晤談，陳述敵后情形，深獲贊許，并允予支援。在渝期間，秦謁見了蔣介石，報告敵后山東工作情況，蒙當面嘉獎，賜給槍支并每月發給補助費2萬元，作整軍之需。秦赴中央團部會見組織處長康澤，報告山東團務發展狀況，要求其對山東團務多予支持。

秦還應在渝魯籍師生邀請，前往中央大學演講《山東現時地方情況》，謂“山東乃桑梓鄉邦，華北重鎮，無論若何艱困，無論情況如何嚴重，秦某決與山東共存亡！并歡迎魯籍同鄉，青年朋友回鄉參加抗日工作”。

在與黃埔軍校同學、時任委員長侍從室組長唐縱談話時，秦表示：

“不管前途怎樣艱難，我一定要堅持到我的生命力所能支持的最后一秒鐘。或許有一天，我會倒下去，但一定要倒在山東的土地上。”

秦在渝時將三青團山東支團駐渝辦事處改組，以陳惠五為主任，洽商一切有關事務。

3、秦啟榮之死

秦啟榮這次赴渝述職，歷時一年，于1942年春返回山東。

此時山東局勢日趨艱難，省主席沈鴻烈無以應付，辭職赴渝，由牟中珩繼任。魯蘇戰區司令于學忠率所部勉強維持。是年，日軍發起“強化治安運動”，反復清剿抗日游擊武裝。秦部一年之間歷經大小數十戰，尤以單崮之役，秦氏僅以身免，衛士死數人，僚佐被俘者10余人，陣亡近20人。

進入1943年，山東局勢更加惡化。是歲魯南大饑，餓殍載道，游擊隊多采樹葉草根充饑，一些國民黨部隊相繼叛變投敵。秦啟榮既感處境艱難，復懲于游擊隊首領擁兵自私，乃自請辭去軍職，將所部交參謀長趙執吾統領，改編為保安第38旅。是年6月，魯蘇戰區在日軍進攻下傷亡慘重，實在無力支撐，于學忠率所部撤離魯南，奉命遷往安徽阜陽，山東省政府亦隨之遷移。

秦啟榮認為魯南山區系國民黨苦心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如國軍一去，八路軍必來，棄之容易，收復則難，因堅請省政府勿去，未果，乃決意留魯，擔任魯南辦事處主任，駐莒縣王家溝，隨行者尚有省政府遺留人員及三青團山東支團與建設廳工作人員約300余人。

7月中旬，八路軍乘虛而入，百里奇襲王家溝，秦部激戰終日，傷亡慘重，被迫轉移。秦啟榮命代理書記宋憲亭率山東支團及建設廳工作人員，輾轉撤往昌樂地區，自己則率少數衛隊進駐安丘縣北輝渠。秦氏不甘失敗，企圖東山再起，重振聲威。但八路軍不給其以喘息之機，于8月6日乘夜發動突襲，將其包圍于北輝渠。

秦率衛隊抵抗，戰至彈盡糧絕，突圍受阻，乃自戕而死。事后，由部下收葬于昌樂南鄙。

秦啟榮是三青團在抗戰時期殉職的唯一一個支團主任，秦氏之死在團內引起很大震動。

中央團部極表哀悼，《青年通訊》刊登了“山東支團主任秦啟榮壯烈殉職”的消息，并宣稱其死是“為天地間留存正氣”。同年9月17日，國民政府予以明令褒揚，表彰“忠烈”。

秦啟榮死后，中央團部任命臧元駿為山東支團籌備處主任，龔舜衡為書記，并在安徽阜陽設立了山東支團部辦事處。在秦啟榮的領導下，山東支團在抗戰時期積極貫徹國民黨的防共、反共方針，達到了不遺余力的程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據后來編印的《前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抗戰戡亂烈士事跡集（初集）》統計，山東支團在抗戰時期及戰后死難團員共516人，其中十分之八系死于國共沖突。

其中支團干部（包括主任、干事、組長）六人，區團干部（包括主任、指導員、干事)6人，分團干部（包括主任、干事、書記、股長）73人，分團以下則為數更多。

平心而論，張蔭梧、秦啟榮皆非漢奸。他們是國民黨在華北敵后的代表，都有過抗戰的表現。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企圖在抗日的同時堅持反共，用武力來限制和消滅八路軍，因而被中共稱為國民黨“頑固派”。

4、張、秦反共何以失敗？

張、秦反共的失敗，代表了抗戰時期華北地區國民黨勢力的衰落，也反映了華北敵后國共力量對比的消長。

究其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條：首先，國民黨內部的不統一和矛盾。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矛盾重重，黨政軍團往往各自為政，互不配合，甚至勾心斗角，自相摩擦，極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國民黨在分析抗戰以來中共在華北等地得到發展的原因時承認：

“（本黨）在中央系統之下，除軍隊之統一，已逐漸完成外，黨政方面之矛盾百出，相互磨擦，且地方當局亦有標奇立異未能全合于中央法令者，本黨內部既如此，又安能防止異黨之乘機活動！”

當時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也反映：

“（本省）軍政指揮不能統一，各自為戰，各自為政，甚至摩擦沖突，減削國力，殊堪痛心。”

諸如河北鹿鐘麟與張蔭梧，河北民軍與其他國民黨軍隊之間；山東沈鴻烈和于學忠，秦啟榮與其他國民黨部隊及游擊隊之間，無一不是矛盾重重。

反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都能保持高度統一，指揮靈便，并得以充分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予以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其次，國民黨在敵后沒有充分發動、依靠民眾，始終未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國民黨雖然在敵后開展了游擊戰爭，但始終依賴大后方的支援。一旦日軍切斷了后方的聯系，國民黨游擊隊就往往就難以堅持和生存，這說明他們缺乏鞏固的根據地。

反觀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因有當地民眾和根據地的支持，在日軍的進攻面前不僅頑強堅持下來，而且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

再次，缺乏明確、適當的戰略戰術。

國民黨的游擊戰爭主要是為了配合正面戰場的主力部隊，本身缺乏獨立的地位，難以體現游擊戰爭靈活機動的特點。

如河北民軍在敵后舉行大規模會師，輕易暴露了自己的力量，遭到日軍的包圍和進攻，受到重大損失，這些失利都是因為違背游擊戰爭的規律所致。所以張蔭梧也承認：“八路軍積聚過去內戰的經驗，軍隊應用的靈活，確實是值得欽佩的特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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