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自由的“互聯網”，有的都是“互攔網”

《模仿游戲》

我們都知道，有的地方上網需要翻墻。大部分技術的發明或流行，都會受到社會條件及人的需求的影響。

比如，電視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發明了，卻在20世紀5、60年代才流行。互聯網技術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出現，到了90年代才開始普及。

而且，互聯網在不同國家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狀態。智利、蘇聯都曾進行過中央集權式的互聯網項目；之前很難上網的古巴，也催生過一些“科學上網”的民間智慧。

這些例子都說明，媒介技術的發明與使用，與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它們是如何受到這些條件的影響呢？今天的文章，從“社會決定論”入手。

講述 |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來源 | 看理想節目《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100講》

1.

電視為什么在二戰后才大規模普及？

關于媒介與社會關系的討論，分為了兩個極端。一個是技術決定論，也叫媒介決定論，另一種是社會決定論。

社會決定論強調媒介的發明、使用與影響，都是社會條件和社會需求的產物，是社會條件決定了媒介，而不是反過來。

那么，社會決定論怎么看待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呢？比如，社會決定論會怎么解釋，電視的普及相較于它的發明來說，被推遲了？

電視是在二戰前被發明出來的，而它之所以在當時沒流行起來，當然，很重要的社會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們無暇娛樂。不過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另一個更復雜的解釋。

威廉斯認為，電視等媒介技術不僅僅是個純科技，同時還是一種文化形式，表現出了特定的社會秩序。

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社會成員先有了一個社會意圖，然后他們會按照這一意圖去尋找或者發明可能實現這一需求的技術。所以一定技術的出現與普及，是某個社會秩序的產物。

電視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發明出來，但是在當時，由于社會還相對傳統，流動性有限，中產階級也沒有成為社會的核心，所以對這個技術的社會意向和社會需求并不強烈。它只是被作為一個玩具和新奇的技術加以看待，資本也不會大量涌入這個產業。

《宇宙探索編輯部》

但二戰之后，威廉斯就觀察到，現代社會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他稱之為“移動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sation）。

過去人們可以將固定的空間（比如自己的房子或領地）私有化，但是現代社會是一個流動社會，就出現了一個矛盾的需求：人們既想保持自我的空間，同時又要移動。

在這一需求的驅動下，就出現了汽車這樣的技術來滿足這個需求。在汽車里，一方面你在公共空間，可以移動；一方面，當你關上車門，這就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別人不能隨便侵入。

廣播和電視也是滿足這種需求的技術。不論人移動到什么地方，只要收聽廣播或者電視，就實現了空間的私有化。

比如在今天的地鐵上，有手機和耳機，就可以在公共空間里自行隔出一塊屬于自己的空間。

同時，你還可以與朋友在線聊天，聽音樂、看視頻、打游戲等等，它們都能把你從周圍環境中抽離出來，在公共空間中，營造出私人的空間。這就是“移動的私有化”。

電視在西方的普及，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郊區化。

由于大城市空間有限，中產階級紛紛搬到郊區生活，但是同時又想與城市與公共生活保持聯系，于是電視就成為了中產階級與社會建立聯系、休閑娛樂的重要媒介。

50年代體現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想象的設計海報

總之，威廉斯認為，電子媒介技術背后的社會意向和需求，就是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的需求。

在現代的社會體制下，為了進行社會控制，需要有一個簡便有效的方式由權力中心向大眾傳播消息，因此廣播和電視這類電子媒介就成為了理想的媒介。

或者說，是統治階級控制社會的需要，文化環境、空間結構的變化與流動性的增加，使得電視技術本身成為了整個社會的需求。

資本看到這個機會，大舉進入，將電視商業化，這使得這個媒介按照社會需要的方式迅速擴散。

這有點像電影剛發明的時候，開始只是作為一個玩具裝點業余活動，直到電影被成功地資本化，發明了“電影院”這種觀看方式之后，電影才真正成為一個普及性的媒介。

威廉斯的觀點，使得他被看作是社會決定論的代表，盡管威廉斯自己一再強調，他不同意極端的社會決定論。

威廉斯對極端的社會決定論也保持警惕，他認為技術的使用仍有許多未知因素，并不是發明者和資本就可以完全決定技術的功能。技術也會產生很多意料之外的結果，這些結果會修正最初的技術使用的意向。

電視最初的社會意向雖然是進行社會控制，但是它卻出乎意料地促進了青年亞文化和反叛文化的傳播，比如電視新聞讓青年看到了各地的反文化運動，MV促進了搖滾樂和流行音樂的傳播等。

2.

互聯網在智利

說起互聯網，我們想到的是美國硅谷的發明家和企業家們的實踐，也因此會反過來將當下互聯網的發展路徑作為一條必然之路，但是互聯網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智利的cybersyn項目和蘇聯的OGAS項目。

智利曾在20世紀70年代經歷過一個社會主義改革時期。1971年，阿連德及其左翼聯盟“人民團結”上臺后，基于他們的政治主張，就希望改變原有的經濟結構，建立一個真正的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如何既實現民眾的經濟自由活動，同時又保持經濟的統一管理，這是擺在阿連德政府面前的難題。

當時在阿連德政府中任職的一位年輕的工程師弗洛雷斯就建議，可以使用控制論來解決這一矛盾。于是他邀請了英國著名的控制論研究者斯塔福·比爾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新的系統來管理國家的經濟。

《模仿游戲》

如果有一天，一個國家突然來找你，說想用你的學術思想去管理一個國家，這個誘惑可能很少有學者抵擋得了。比爾答應了這個請求，全身心地投入到cybersyn系統的建設中。

“cybersyn”是一個新造的詞，cyber來自控制論“cybernetics”，“syn”則來自“synergy”，協同。

這個技術系統的目標是收集全國的經濟信息，然后制訂出經濟決策。同時通過這個系統，能夠及時地收到這些決策的反饋，進行糾錯，從而克服市場被私人所有所造成的那種自私的、短視的經濟行為，從民眾的和國家整體需求的角度，來統一分配資源、安排生產和進行勞動成果的分配、實現經濟效率的最大化。

可以看到，cybersyn系統內嵌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政治需求。

但是，以1970年代智利的經濟與科技水平，實現這樣一個大型的軟件和硬件系統的建設，難度非常大。當時智利全國只有50臺計算機，大多還是過時機型，而當時美國擁有4.8萬臺計算機。

即便是這樣的現實條件，因為阿連德政府強烈的政治需求，在從上至下的土法煉鋼下，系統居然建成了。

從現有的照片上看，他們的中央控制室還帶有當時好萊塢科幻片里宇宙飛船的風格。管理者只要通過這里的鍵盤操作，就可以實時看到國有企業的各項信息，并且進行任務的下達。這套系統當時還在處理智利卡車工人大罷工中發揮重要作用。

cybersyn系統的操作室

遺憾的是，不到一年，阿連德政府就被軍事政變推翻，這個cybersyn工程也就無疾而終。

當然，比爾是個夸夸其談、忽悠政府的學者，還是個實干家？cybersyn系統真能起作用，還是只是形象工程？它真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還是一個中央集權用來監控社會的系統？

這些問題雖然有爭議，但是智利cybersyn的歷史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的另一種可能，并且這種可能是由政治干預帶來的。

3.

互聯網在蘇聯

早在智利的cybersyn項目之前，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蘇聯的控制論專家們就在設計“全國自動化系統”（OGAS），它的任務是通過計算機網絡拯救整個計劃經濟。

和智利相比，蘇聯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經濟實力明顯高許多。蘇聯是冷戰期間在科技水平上唯一可以和美國抗衡的國家，擁有大量專業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

而且和美國相比，蘇聯還有一個獨特優勢，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與阿連德時期的智利一樣，蘇聯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體制，非常需要一個計算機網絡，好實現中央政府集中地對構成計劃經濟的信息流進行聯網、儲存、傳輸、優化和管理。

1959年至1989年期間，數學家維克多·格盧什科夫在基輔（今烏克蘭首都），領導了這個OGAS項目，而該項目還只是蘇聯幾個類似項目中的一個。

格盧什科夫與OGAS項目設計圖

蘇聯科學家們建設網絡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計算機網絡來拯救后斯大林時代蘇聯的計劃經濟。

在他們看來，斯大林的最佳替代者根本不是人類，而是一種技術官僚的信念——計算機輔助治理術，它可以避免重蹈濫用強人政治的覆轍。

顯然，這種社會主義集中管理信息的價值觀，與美國硅谷的“開放、扁平和協作網絡”的價值觀是背道而馳的。

不管怎么樣，OGAS的目標，就是要將連接數以萬計的計算機中心，并實時管理和優化數十萬工人、工廠經理、地區和國家管理人員之間的通信。OGAS是代表著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信息社會的烏托邦愿景。

然而很遺憾，在建立像互聯網這樣龐大的基礎設施中，蘇聯政治體制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蘇聯官僚體制中為了本機構的利益所產生的相互扯皮、相互拆臺、無管制競爭，再加上集權體制下一些關鍵位置上的人的個人原因，最終導致了OGAS項目的失敗。

4.

互聯網的命運由何決定？

對比蘇聯與智利會發現，在智利的案例中，政治成為促進互聯網技術的動力，但是在蘇聯的案例中，政治卻成為了拉技術后腿的阻礙力量。

為什么沒有硅谷的風險資本，沒有先進的科技條件，僅憑著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需求，智利就可以建立一個比美國還早的互聯網呢？相反，為什么權力更集中的蘇聯沒建成互聯網呢？如果再將蘇聯和美國硅谷比，又會有新的問題。

眾所周知，互聯網的建立需要統一的協議和標準，首先要有一個集權式的中心進行協調才可以統一軟硬件的標準，這照理說在社會主義國家最容易實現，而且社會主義國家也更需要一個像互聯網的技術進行統一管理。

但是為什么最可能出現互聯網的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沒有發明互聯網，反而是不同企業各行其事、一盤散沙的美國，實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辦到的事？為什么同樣的技術在不同的背景下會形成不同的樣子？為什么資本家的行為更像社會主義者？

《社交網絡》

關于這些問題，傳播政治經濟學家丹·席勒在他的《數字資本主義》中提出了一個解釋，他認為，互聯網在美國的發明與普及，不僅僅是技術邏輯的產物，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產物。

席勒認為，美國電信網絡的發展的動力在于美國的工商企業要提高生產效率與管理效率，他們要擴大生產規模。

在他們的游說之下，美國政府1996年的新電信法案開始解除管制，新自由主義的電信政策為互聯網的發展準備了良好的環境。美國政府還制訂了“交叉補貼”的政策，也就是向普通電話用戶收取高額費用，來補貼新興的網絡產業。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的發展與擴張，同時也是美國大公司海外擴張需求的反映。只有建立起全球的互聯網絡，實現低成本的、即時的通訊，跨國公司才能夠達到效率的最大化，在全球范圍內降低資源配置與管理的成本。

而且在美國跨國公司全球擴張的同時，還將互聯網與新自由主義的電信政策帶到其他國家，有時候還強迫對方接受，這進一步為大企業的擴張掃清道路。

席勒認為，互聯網產生于美國并且在美國繁榮發展，也不是單純是美國的先進技術所決定的，而是和它背后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密不可分，尤其和資本擴張的需求密不可分。

互聯網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中，扮演的是信息潤滑劑的作用，目的是為了保證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運轉得更加順暢。

而且我們還會注意到，美國互聯網的雛形ARPA網，最早是美國國防部下屬研究機構發起的。雖然它的作用不是直接用于軍事，但是這也顯示出戰爭對于新技術的積極開發與使用。其實我們今天使用的很多技術，最早都是在戰爭中發明的，比如手機、電報。

當然，除了宏觀的政治經濟因素外，文化的因素也影響著互聯網的發明。

除了席勒所說的替資本擴張提供方便外，初期的互聯網還有自由、平等、分享、去中心化等特質，而這些都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的嬉皮士文化的核心精神。

硅谷專家弗雷德·特納研究了美國互聯網誕生的文化與觀念史，就發現圍繞著斯圖爾特·布蘭德及其創辦的《全球概覽》、全球電子連線和《連線》雜志，從20世紀60年代起，包括后來大名鼎鼎的凱文·凱利、霍華德·萊茵戈德、戴森、巴羅等反主流文化的西海岸嬉皮士就形成了一個松散的網絡。

斯圖爾特·布蘭德《全球概覽》

他們用控制論、麥克盧漢等作為理論武裝，將來自于電子通信技術、生態學、嬉皮士、主流消費文化、創業者等不同領域的人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數字媒體新技術與新經濟的氛圍與浪潮。

而且早在互聯網普及之前，這種新興的數字網絡文化已經被技術與商業精英所接受，這就促成了發明家們和創業者們積極地投入到互聯網的研發與創新之中。

尾聲.

這個世界上沒有“互聯網”

關于互聯網的使用，最后還想提一下古巴的案例。

古巴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基礎設施的問題，上網非常貴。同時古巴政府為了保持“真相”，還進行了一些操作。這使上網的投入產出比更小，又貴又看不到什么東西。古巴網民也有民間智慧，他們發明了用移動硬盤上網的技術。

簡單來說，就是每周去信息販子那里，花錢拷一個T的硬盤。硬盤里的內容每周更新，從電影、音樂、國內外期刊雜志到各種應用軟件，應有盡有，而且還有一個像中國58同城一樣的分類廣告網站——Revolico的完整鏡像，同時還有其他主要西班牙語網站的全網截圖內容。

換句話說，這個被稱為“每周包裹”（El Paquete Semanal，簡稱 El Paquete）的硬盤基本上就是對人類互聯網的定制化復刻，讓人可以實現不用流量、不用上網也能使用互聯網。

這種上網智慧，并不令人陌生。

參考書目

1. 雷蒙·威廉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馮建三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4.

2. 羅杰·西爾弗斯通：《電視與日常生活》，陶慶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3. 伊登·梅迪納：《控制論革命者：阿連德時代智利的技術與政治》，熊節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4. Benjamin Peters. 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 The MIT Press, 2016.

5. 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 弗雷德·特納：《數字烏托邦：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張行舟等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

7. 丹尼爾·米勒：《臉書故事》，段采薏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頻節目《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100講》第16期，有編輯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