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葉劍英抓獲當年死敵，毛主席秘密指示：別追究他的罪過

1950年冬，嶺南細雨綿長。廣州公安總隊在香港邊境截獲一名可疑旅客，押送到市里時，押解人員才發現，這位滿頭白發的瘦削老人正是昔日國民黨少將莫雄。消息傳到北京，中央沒等辦案報告送齊，毛主席隨即拍電報給葉劍英：“老莫有功，別動他。”從此，一段交錯二十多年的恩怨被重新翻開。

葉、莫結下嫌隙始于1927年。那年12月，廣州起義，葉劍英奉命率部接應，莫雄則在張發奎部中擔任團長，鎮守城防。起義失利，葉部被迫突圍；城頭火光映著莫雄的軍服，兩人隔江對峙。兵戎相見的場景，成為葉劍英日后久久難忘的“舊賬”。

三年后，風向突變。蔣介石清洗舊部，莫雄被拆分部隊，幾乎陷入絕境。他輾轉抵滬，投奔宋子文。表面風光不再，夜晚卻要為前途發愁。一次朋友聚會，他偶遇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劉啞佛。飯桌上，長衫卷起袖子，大談“土地要還給農民”。莫雄從最初的冷眼旁觀，慢慢打開話匣，“如果真能救中國，生死何妨？”一句話，讓項與年記了一輩子。

李克農審慎評估后，回信兩句話：“你在藍營根深，人脈遍布。與其轉身，不如暗中相助。”莫雄欣然接受，從此成了中央特科的隱秘盟友。此時，外界仍把他視作鐵桿“剿共派”，殊不知他已把自己當成“潛伏員”。

1934年初夏，廬山云霧沉沉。蔣介石主持絕密軍事會議，德國顧問馮·賽克特拋出“鐵桶計劃”，擬用五十萬兵力、二百架飛機織成收縮包圍圈，準備在瑞金“一錘定音”。莫雄聽得臉色鐵青，當晚就冒險把會議文件復印，貼身藏好。凌晨，他悄悄把項與年叫到軍械庫，兩人借昏黃煤油燈交接情報。莫雄低聲一句：“十萬火急。”這頁藍色蠟紙，后來被密寫進四本《學生字典》，成為中央紅軍提前突圍的關鍵。

項與年從廬山出發，敲掉門牙，裝成乞丐。一路靠樹皮充饑，七天走遍贛閩邊界。當他踉蹌著闖入瑞金時，周恩來握住他血跡斑斑的手，第一句就是：“情報到位，中央馬上部署轉移。”長征因此提前啟動，八萬余名指戰員避開了毀滅性圍殲。莫雄的名字被寫進毛澤東的日記，卻暫時封存。

1935年，莫雄調往貴州畢節任“剿共”司令。表面嚴令堵截紅二、六軍團，實際上故意騰空城防醫院、調開守備營，讓賀龍等部從容通過烏江。他手下軍官不解，他只回一句：“大敵當前，別認死理。”畢節士紳聽聞，聯名告發“莫雄通共”。蔣介石震怒，下令收押。莫雄在南京牢里待了150天，一直沒辯解。出獄那天，他對前來探監的舊上司張發奎淡淡一句：“中國的路，終歸要有人去走。”

全面抗戰爆發，莫雄任廣東南雄縣長。南方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云廣英找到他，請求營救被捕的紅軍戰士。夜深人靜，莫雄提筆簽發釋放令，把獄警支開，親自開鎖。數百名老兵抱著他的腿痛哭；有人問他怕不怕“通共罪”，他搖頭：“打日本更急。”

抗戰后期，他干脆拉起北江挺進縱隊，自任司令，卻把副司令、參謀長交給地下黨同志，暗中發展百余名黨員，把這支舊軍隊化作“紅色堡壘”。國民黨高層卻忙于內斗，無暇深究。

廣州解放前夕，白崇禧列出暗殺名單，莫雄赫然在列。他偷渡香港避禍，旋即被華南游擊隊盯上。抓捕報告送到廣州，葉劍英看名單愣了一下——昔日死敵竟在其中。北京的密電隨即而至：“莫雄有大功，務必保全。”葉劍英親赴九龍城茶樓。兩人隔著熱氣騰騰的鐵壺，久久無語。莫雄低頭問：“回去是否還有命？”葉只回一句：“主席的話，就是保證。”

回到廣州，莫雄被任命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土改開始，有干部翻出他昔日少將身份，要求“依法懲處”。莫雄被押往家鄉的途中，電報又飛到北京。毛主席批示：“此人功不可沒，立即釋放。”葉劍英電話直通地方政府：“當年若無他，紅軍恐怕連長征都走不出去。”這一通電話救下了莫雄的第二條命。

更令人意外的是，當地數十位老農聞訊趕往縣城，有人扛著竹竿堵在衙門口，大聲嚷嚷：“莫司令當年借糧給咱，現在輪到咱擔保他。”眾口一詞，公堂失聲。文件最終改動：以革命同志安置，不追昔日舊案。

1956年10月1日，莫雄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轉向各民主人士說：“老朋友終于到北京來了。”掌聲雷動。圍觀者或許不知道，這位瘦高老人曾把“鐵桶計劃”拆成廢紙；更不知道，他與葉劍英曾互指槍口。

進入六十年代，莫雄主動淡出軍政一線，協助統戰工作。1979年，已是古稀之年的他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常委。有人問他遺愿，他回答：“給我一塊普通墓碑，寫‘同志’足矣。”

1980年2月12日凌晨，莫雄病逝于廣州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治喪委員會收到一封特殊唁電，上款寫著“葉劍英”，落款僅一行小字：“生前是真漢子，死后是好同志。”骨灰下葬當天，天空淅瀝小雨，北江岸邊站滿了自發前來的群眾，沒有奏樂，沒有禮炮，只聽見雨點落在傘面上的簌簌聲。

不可否認，莫雄一生烙著復雜時代的印記：西服軍帽、囚衣號牌、解放區文書、政協胸牌，前后更換了四次身份。但正因為這樣的曲折，才顯出那個年代的深層邏輯：敵友之間并非不可轉換，關鍵取決于大義立場與個人抉擇。葉劍英的寬容，毛主席的指示，給了昔日對手一條新路；而莫雄的選擇，讓一紙絕密情報化作紅軍萬里征程的起點。

試想一下，如果1934年的廬山會議情報沒有外泄，新中國會否延后十年、二十年才誕生？無人能給出肯定答案，卻能確定一點：歷史在那一夜，被悄悄改寫。戰場的硝煙終會散去，留下的，是對道義和擔當的記憶，也是對“寬以待人”的現實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