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筆底波瀾，胸中丘壑：懷念傅國涌先生

文 ｜ 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原載《讀書雜誌》（香港）2025年第17期

7月7日凌晨，知名歷史學者、作家傅國涌在杭州因為心臟病發突然去世，年僅58歲，消息傳來，熟悉他的讀者和朋友都震驚不已，我也同感悲悼，不能置信，心中似乎突然缺失掉一塊，總是感覺不安和空無。

那幾天，我正在閱讀他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新書《一報一館一大學：中國轉型期的是非成敗（1897-1949）》（壹嘉·讀道社，2025），這本書是傅先生生前花了十余年時間撰寫的作品，也寄托了他對于中國如何走出唐德剛所謂歷史三峽的期望。他托石扉客兄轉給我，可能是認為我的研究興趣和學術關切跟他這本書都有高度的重疊。北京三聯書店計劃出版此書的簡體字版本，責編淑榮是我的朋友，因為傅先生身份的敏感和本書部分內容的緣故，她請我和北京大學王奇生教授擔任書稿審讀專家并撰寫審讀意見，這樣就可以保證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

我本來打算讀完此書此后再跟傅先生聯系，沒想到一念之差就天人兩隔再見無緣。這種突然的斷裂感和一個真誠、熱切的知識人生命的逝去，給我帶來的悲愴和虛空感，不亞于2011年高華教授的去世和2016年江緒林兄的永別。

翻看我跟傅先生的聊天記錄，發現就在四月份，我還因為他在朋友圈推薦的幾本書而向他問詢一本《宋教仁與中國革命》，他馬上就給我發來了此書的中英文電子版。年初的時候，他問詢王鼎鈞先生回憶錄第三部《關山奪路》中涉及浙江大學民國時期學潮領袖于子三在簡體字版本里是否有保留，我還找到該書將相應的幾頁拍攝給他閱讀，他回信說能夠保留到這個程度，三聯書店確實不易。去年上半年，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我還跟在東京的傅先生專門通過一次電話，他在通話中還熱心地給我提供建議和推薦我去聯系他的朋友、高中語文特級教師黃玉峰，而最近的一次見面則是2023年暑假在杭州。其時，我的訪學隨筆集《北美學蹤：從溫哥華到波士頓》出版沒多久，出版社安排在良渚藝術村大屋頂書店舉行一次新書沙龍。我就邀請了很久未在公共文化空間參加活動的傅先生來作嘉賓，也請其時還在杭州工作生活的《新京報書評周刊》前執行主編朱桂英女士來擔任嘉賓主持。我記得當時活動氣氛很好，樓梯上也坐滿了很多讀者，相當一部分是慕名而來見見傅先生的。

2023年，杭州，唐小兵與傅國涌在《北美學蹤》的新書分享會上

傅先生從中西文明交匯等視角對我的小書做了延伸性的討論，我當時也被他飽滿的知識熱忱和真誠的家國情懷所觸動。結束后，我們跟一些友人還一起聚餐聊天，當時傅先生說話中氣很足，談笑風生，笑起來的爽朗聲極有感染力。我記得小書責編事后跟我說，按照出版社規定可以給兩位嘉賓支付一些出場費，傅先生和朱桂英都婉拒，說現在出版不易友情支持我的新書活動，這些細節也讓我銘感在心。我跟傅先生見面次數屈指可數，但一直引為精神上的同調。我記得最早應該是在華師大閔行校區季風書園舉辦他的新書《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活動結束后匆匆聊過幾句，那應該是十多年前了。

后來是2018年在杭州白馬湖中學舉辦南方閱讀論壇上跟傅先生有了深入的交流并加了微信，那次我應邀面向中小學教師為主體的受眾做了一個關于嚴肅閱讀與公共文化的講座，傅先生對我的這個講題很有興趣，彼此交流了好一會。傅先生是一個特別古道熱腸的人，他跟我并不能算是深交，但或許因為我對于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關切，將我推薦給無錫一個知名讀書會的主持人陳彤老師，陳老師跟傅老師相識多年，相知甚深，上半年他還將我推薦給《教師博覽》雜志主編方心田先生，聯系我去參加一個面向中小學教師的人文教育會議并做講座。

我舉這些例子想說明，傅先生盡管跟我在生活中見面極少，但對于他的同代人或者更年輕一輩的同道中人，他是不遺余力地推薦機會，而這些絕非江湖氣濃郁的圈子意識，而是根植于他對于人文主義、公共文化和博雅教育的理解和認同。

7月8日，我從陳彤老師處得知9日將在杭州舉辦一個簡單的追悼會，并獲知傅先生生前的一些好友和讀者已經從各地趕赴杭州，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去杭州見傅先生最后一面的愿望。2011年12月26日高華老師去世，南京的追悼會是一個周五的下午，我有面向全校的通識課，沒辦法調課就沒能去送高先生最后一程，這一直是無法彌補的遺憾。冥冥之中傅先生的書稿流轉到我這里，或許也是他向我發出的某種希望見見面的信息。我匆匆買了一張從上海南站通往杭州東站的高鐵票，出租車在虹梅高架上遭遇臺風天帶來的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在風雨倉皇之中，我跟傅先生有限的交往情境歷歷在目，因為他去世而被呈現出來的往昔也涌上心頭，包括他的獄中信札。沒過多久雨停了，雨水洗過的天空湛藍、澄澈而空遠。那一刻，我就在想，這不就是傅先生最近二十余年致力于在20世紀中國史領域的深耕細作和奮筆疾書所期待的風雨之后見彩虹的結果嗎？

傅國涌先生追悼會現場

當晚到了杭州殯儀館附近一個酒店匆匆辦理入住，晚上九點又是暴雨如盆，我打了一輛出租車趕到殯儀館，跟在南方閱讀論壇結識的朋友戴沖兄、王學斌兄（他們從北京乘飛機趕來）碰面，抵達攬月廳，瞻仰了傅先生躺在靈柩里的遺體，告別廳里有張他抱著一本書的放大的遺像，那是他特別廣為流傳的照片，臉上是天真無邪的笑容，如此坦蕩，如此自信，如此樂觀！當晚，也與傅先生的妹妹、兒子等至親有了一些深入的交流，對于傅先生的家族、身世、關切和性格等有了更多的了解。這真是一場為了告別的聚會，天南海北的人趕到這個小小的告別廳，只為了見最后一面，只為了說一聲再見，這種超越任何世俗和功利的哀悼和告別，才是超凡脫俗的傅先生所樂見的吧。

參加追悼會的傅先生生前幾位好友

傅先生突然去世后，資中筠、崔衛平、景凱旋、丁東、向繼東等諸多學者和編輯都撰文悼念，互聯網上掀起了一場罕見的追悼熱潮。傅先生僅僅是一個體制外的歷史學者和兒童教育、國語教育踐行者，沒有任何顯赫身世和頭銜，學歷也不高，可謂一個體制的素人，為何會引起這么多真誠而發自內心的悼念？這個現象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前面簡單敘述的我跟傅先生生前的一些交往片段，還有一些以他為代表的文化現象值得提出來作為討論，我想，對于一個學者和作家最好的紀念，莫過于嚴肅地討論他的作品及所延伸出來的議題。

回首我成長的歲月，傅先生和謝泳、丁東、智效民、邵建、范泓等所代表的大多數屬于學院體制外的歷史研究和寫作者，對于我們的知識和人格成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那應該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后期，伴隨著《南方周末》文化副刊、《書屋》、《東方》、《老照片》、《炎黃春秋》、《隨筆》、《萬象》、《看歷史》等報紙和雜志的興盛，這批學者和作家在這些公共文化空間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傅先生是其中最負盛名而又高產的幾位之一。他們以一種強烈的淑世情懷和濃厚的歷史興味，投入到近代中國歷史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報刊史的世界，發掘了大量的歷史細節和人物，用一種梁啟超式“筆鋒常帶感情”的文體表達出來，文章篇幅可長可短，知人論世不拘一格，字里行間往往蕩氣回腸著對于中國歷史轉型的感慨和反思。

這些作者的文章，完全不同于學院體制內那些中規中矩而又缺乏思想和靈魂的學報體文章，所以往往能一紙風行，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其實也引發了學院里一些知名學者的關注，比如余英時先生、錢理群先生和高華教授等都對于這個寫作群體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可以說，這個群體也是世紀之交中國公共文化空間相對開放和自由的產物，而他們身體力行的高密度寫作和同氣相求的共同體意識也助力了這個空間的拓展和成熟。假以時日，若非此后之世變，學院體制內外完全可能形成一個積極互動共同推動中國進步的知識共同體。從這個意義而言，這個學院體制外的寫作者群體，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啟蒙其實是有著不容輕忽的積極貢獻。

就傅先生的公共寫作而言，我個人感覺比較親切的是他三本代表作，分別為《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簡史》和《一報一館一大學：中國轉型的是非成敗（1897-1949）》等。第一本書是我最早接觸的傅先生作品，因為跟我自己的研究領域近現代知識分子史相關，出版沒多久就注意到這本書。這本書是一個知識分子研究的文集，聚焦在1949年這個歷史的風陵渡口知識分子的處境、選擇、命運和心路歷程，重點考察的是柳亞子、胡風、竺可楨、夏衍、沈從文、梁漱溟等十幾位留在大陸的知名知識人，也涉及到包天笑這樣離散到港臺的文人。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書信、日記、回憶錄等私人性的文本，重構了這批知識人在1949年去留之際的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尤其對于這些知識人隱秘的內心做了極有深度的透視和剖析，可以說在史料掌握和闡釋上是到位的，對于人物的理解也是客觀公允的。

我閱讀之后，對于傅先生研究和寫作歷史人物的獨特視角是極為欣賞和共鳴的，比如他談到柳亞子倚老賣老在建國前后狂狷言行背后的“體制化”心態，也就是表面上名士風范，骨子里仍舊高度依賴最高權力者的嘉賞和體制的承認，比如談到中共文化干部、左翼劇作家夏衍1950年代后在上海工作對于高度單位化和干部體制化的生活的不適應和抱怨，也從一個側面折射了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的嬗變，再比如傅先生談到沈從文在1949年前后的“發瘋”，除了郭沫若等代表政治力量的壓力，他也重點分析了張兆和、沈龍珠、沈虎雛等家人對他不能緊跟新時代的抱怨和不理解等所構成的內部壓力，這個角度對于理解知識人命懸一線的生死抉擇也是極為關鍵的。

《筆底波瀾》是一本近代中國言論史的編年史，從1872年《申報》在滬創刊開端，到1949年左翼知識人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萬言長詩《時間開始了》收束，完整地呈現了晚清民國中國的報人和知識人爭取言論自由而備受權力摧殘仍舊不屈不撓的歷史，此書圖文并茂，結構極為獨特，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聚焦在某一個具體的言論事件，同時又以“記事”的形式簡明扼要記錄當年言論自由遭受迫害的細節和事件，附錄幾乎不做任何評論，而又一切盡在不言中，此書宗旨在傅先生2012年所撰寫的后記里昭然可見：“有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是一個民族是否真正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標志。理清言論史的脈絡，不是沉溺于過去，而是著眼于未來。一個民族總要認識自己的來路，才能找到方向。我希望有一天我終于能完成一部令自己無憾的信史，以回報多年來知我、愛我、關心我的親人、師友、讀者。”

《一報一館一大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傅先生自我期許的“信史”，以近代中國最具公共影響力的報紙——《大公報》、最有文化輻射力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最有學術和政治影響力的大學——北京大學作為研究對象，以點成線，以線成面，通過大量的報刊史料、回憶錄、口述史、書信、日記、文集等，以近二十年的積累和精讀，織就了近代中國的公共文化版圖。這部書稿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史料特別豐富，以類似編年體的時間線索呈現，但又在每一章和每一節甚至每一個段落有特定的主題來展開，因此盡管史料汪洋恣肆，但閱讀起來并無碎片化的感覺，有著史家的嚴謹和立足于文明互鑒的大格局。這種類似日記體的敘事，有助于形成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感，同時也在重建歷史現場，比如對于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傅先生征引了多重史料，展現了不同立場和背景的人對這些社會沖突的不同反應及其背后理由，可謂以小見大管中窺豹的典范。

傅先生前半生致力于嚴肅閱讀和經典閱讀，因緣際會也曾涉入一些公共政治活動而遭受巨大壓力，重獲自由后沉潛到歷史深處，致力于近代中國歷史的發掘和重構，而且是以新知識、新文明和現代政治觀念等為主線的公共歷史寫作，即此而言，傅先生聚焦的是中國這艘大船如何從百年跌宕的歷史三峽開出來，進入現代文明世界的康莊大道，他就像一個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一樣。崔衛平老師在紀念文章里激賞傅先生對于哈維爾、米奇尼克等東歐思想資源的重視和理解力，這也說明他是一個廣采人類文明精華來為中國造命的知識人。崔老師這樣寫道她記憶和心目中的傅先生：

“這些天我在想，國涌本人難道不正是我們身邊漫漫長夜的守護人？他發掘和守護為自由中國進程做出開拓性貢獻的人們，守護在最為殘酷黑暗年代里堅貞不屈的人們，守護人的尊嚴、人格和價值理想。國涌讓她/他們在我們頭頂上星光燦爛，而國涌自己也加入了這片永恒的星海。”

這真是知人之論，切中了傅先生一生關懷之所系。而九十多歲的著名學者資中筠更是在紀念文字里如此寫道：

“我心目中，傅國涌是極為難得的人才：學、才、識都有其獨特之處。他學歷并不顯赫，但是治學有方，在文史方面積累豐富，又有其一貫的、有目的的關注面。”

所有接觸過傅先生的人都一致認為他是一個真誠待人的好人，一個嗜書如命的書生，沒有城府和機心，只有一顆胸懷坦蕩的赤子之心，他致力于近代中國歷史的打撈，也是為了從歷史中國汲取知識和智慧的火種。盡管如此，他并未走到為了現實政治和知識啟蒙的目的，而歪曲和高度選擇性地裁剪歷史，換言之，他的啟蒙是以呈現歷史的真實和真相為前提的，而不是像一些寫作者認定自己具有啟蒙的崇高目的，就可以任意或隱晦地曲解歷史。在這方面，我認為傅先生在學院體制外的公共歷史寫作者中間，也是歷史涵養和治史造詣很高的一位，因此，他的作品大都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和嚴格史學標準的考驗的。

傅先生所有作品中，可能《金庸傳》是引起較大爭議的一部，可是十多年后回頭再審視這部作品，再看看當初傅先生對于金庸所謂現代獨立人格的批評，其實還是有振聾發聵的意義。這十多年來，環視周圍，矚目神州，也會發覺一些上一代的學人，更無論同代學人紛紛墮入彀中，追名逐利跪舔權力導致如今的學術界似乎成了一個名利場，而帝師情結更是讓一些所謂專家學者熱衷于上折子寫專報等批示等 。傅先生對于金庸早年教育，青年時代在香港深受張季鸞、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影響創辦《明報》等經歷做了客觀公允的呈現：

“從一九四七年起，他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后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穿越了整個青春時代。他在這里開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大公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舞臺，他一生事業的根基都在這里奠定。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楊歷樵、胡政之、許君遠，令他一生懷念。”

不過，對于金庸滲透在武俠小說里的清官情結、帝王崇拜等，傅先生在浙江大學的一個學生活動演講中也給予了不留情面的剖析（這也是此書出版后遭受金庸強烈批評的原因），這種批評的根基是源于他站在近代以來中國匯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價值觀基礎之上：

“作為一個普通文人的話，這些或許本來無可厚非，人各有志，愿意站在哪邊都是自由選擇。但如果我們要問他（指金庸）到底有沒有成就他的現代人格？起碼從這一點來說，是沒有成就。因為成就現代人格最起碼有四大要件。第一點，如果有現代人格的話，這個知識分子肯定是一不媚權、二不媚俗，并不是說社會大眾對這件事怎么看，我就跟他們的；也不是權勢者怎么看，我就跟他的，而是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第二個要件，作為一個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一定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有創造性，無論是技術或者是學術，總要有他看家的有創造性的一面。第三個，作為一個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有公共關懷的意識，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趨時，不矯揉造作，能夠為社會說話。第四個要件，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精神。如果這些東西沒有的話，說他具有現代人格那是肯定不及格的。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對金庸的權力觀的上述分析，我覺得他是不夠格的。”

這何嘗不是傅先生的夫子自道呢？斯人已長逝，但其留下的言行舉止和文字，以及他近些年致力的語文教育和兒童教育，都為他精神生命的永恒留下見證，用王鼎鈞先生的話來說，傅先生這幾十年的生命可謂是“埋藏知識，留下種子”的典范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