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疫苗猶豫現狀、成因與系統性治理建議

摘要

疫苗猶豫是威脅公共衛生安全的一個復雜全球性問題。本報告重點關注除疫苗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之外，影響和削弱我國民眾疫苗信心，導致或關聯免疫接種率下降的因素，包括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懷疑、“信息疫情”對免疫認知的影響，以及醫務人員的推薦不足。建議關注不同疫苗的“猶豫”原因，優化證據支持和信息披露；加強跨部門協作，治理疫苗“信息疫情”；通過多舉措提升醫務人員疫苗素養，提供支持體系，落實醫防融合的機制創新，系統性地強化公眾免疫接種信心，筑牢群體免疫屏障。

一、疫苗猶豫在全球普遍存在，并威脅全球健康

疫苗猶豫指“盡管有疫苗接種服務，但仍延遲接受或拒絕接種疫苗”1，是影響疫苗接種率、阻礙傳染病防控和威脅公共衛生安全的一個復雜全球性問題2，單一部門（如衛生部門）的努力已不足以應對這一挑戰。

疫苗猶豫的成因、程度，因人群、時間、地點和疫苗而異1?？傮w而言，全球范圍內疫苗猶豫最普遍的原因是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存疑（91.4%），其他主要原因依次為信息匱乏（包括輕信虛假信息）、認知不足、宗教信仰等。一些較常見但相對次要的原因還包括對健康缺乏關注、遺忘、交通不便、對政府的不信任、疫苗費用、擔憂接種時年齡過小、時間安排問題、曾有過不良就醫經歷、疫苗接種卡遺失、兒童患有慢性病等3。

“信息疫情”或加劇了疫苗猶豫。2020年，世界衛生組織使用 “信息疫情” （Infodemic）描述在疫情爆發期間，數字和物理環境中充斥著過量信息（包括虛假信息和誤導性信息）的現象。覆蓋全球137個國家的調研顯示， “信息疫情” 與同期免疫接種覆蓋率下降和傳染病爆發趨勢相關4。新冠疫情以來，即便在免疫接種體系完善的國家，接種率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下滑。澳大利亞國家免疫研究與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兒童全程疫苗接種覆蓋率在1歲、2歲和5歲三個標準年齡評估點上持續下降，15歲前至少接種1劑次HPV疫苗的青少年女性比例從2020年的86.6%降至2024年的81.1%，而2023-2024年間降幅最為顯著，主要原因包括家長未將免疫接種列為優先事項，以及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認知障礙等5。2025年5月，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報告了33個轄區的1,088例麻疹確診病例，幾乎所有病例都與疫苗猶豫率高、接種不足的社區有關（主要分布在得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克拉荷馬州）6。

二、我國疫苗猶豫現況與主要原因分析

（一）我國疫苗猶豫主要表現

免疫規劃與非免疫規劃疫苗的猶豫情況存在顯著差異。我國自1978年起實施計劃免疫政策，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報告接種率長期保持在95%以上，所預防的疾病發病率均控制在較低水平。2023年的全國調查顯示，兒童家長對于10種免疫規劃疫苗的猶豫率為3.91%，其中不愿意為孩子接種脊灰減毒活疫苗的人占比最多7。另一方面，我國非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率普遍低于免疫規劃疫苗。針對非免規疫苗的全國調查（2021年）發現，父母對非免疫規劃疫苗的疫苗猶豫率高達61.96%，其中17.50%持高度猶豫態度8。

同一人群對不同疫苗的疫苗猶豫率呈現差異。例如，全國抽樣調查顯示，家長對流感疫苗、水痘疫苗的猶豫率約為27.94%、16.21%9，對腸道病毒71型滅活疫苗（EV71）的猶豫率為33.8%10。同一疫苗在不同人群中的疫苗猶豫程度不同。例如，HPV疫苗在高校女大學生人群中的猶豫率為9.9%11，部分地區初中女生家長的猶豫率可達42.95%12。

疫苗猶豫情況隨時間發生變化。2019-2024年針對上海家長的調研顯示，HPV疫苗猶豫在研究期間逐年下降13。一項針對中國成年人新冠疫苗猶豫的研究發現，2022年至2023年四輪調查隨訪結果顯示，基線調查的疫苗猶豫率最低（10.7%），而第四次隨訪的猶豫率最高（29.7%）14。

盡管全國層面免疫規劃疫苗的覆蓋率仍維持高位，但根據世衛組織公開數據，我國部分預防重點傳染病的疫苗接種率近年略有下降，如2023和2024年兩劑含有麻疹成分疫苗估算接種率已降至95%的臨界水平15，可能增加傳染病爆發的潛在風險。公開數據顯示，同2023年比較，除五聯疫苗有所增加外，其他12種非免疫規劃疫苗2024年接種劑次數均有所下降16。尚未有公開發表的證據指向免疫接種覆蓋的下滑與疫苗猶豫直接相關，筆者在東部某地基層調研顯示，2023年以來，社區接種人員反映在執行地方惠民接種項目中，老年居民或學生家長對免疫接種的抵觸和拒絕較2023年之前顯著增加。對接種后會發熱、出疹的麻腮風疫苗，家長咨詢中出現“是否可以延遲接種”的頻率在上升；老年居民多以“疫苗無用”“有副作用”等理由拒絕接種。

（二）我國公眾疫苗猶豫的原因

疫苗猶豫成因復雜。本報告重點關注除疫苗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因素之外，當前主要影響和削弱我國民眾疫苗信心，關聯免疫接種覆蓋不足的因素。

其一，擔心疫苗的安全性，對有效性存疑。

與疫苗自身特性關聯。與全球情況類似，我國民眾疫苗猶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認為疫苗的保護效果不好或安全性不足。報告顯示，有關疫苗不良反應的報道影響了受訪者對疫苗安全的信任；而在有效性方面，人們則會對疫苗在不同毒株的保護程度、疫苗保護持續時間、不同人群保護力差異，以及因病毒突變導致的無效疫苗接種產生擔憂17。例如，此前在免疫規劃疫苗中，家長對口服脊灰疫苗的猶豫程度更高，主要原因在于擔心其潛在的引起疫苗相關的麻痹型脊灰的風險18；針對流感疫苗，常見的猶豫原因之一為“即使我接種了疫苗，仍有可能被感染”17。

與“疫苗事件”關聯。2018年長春長生疫苗事件后不久，針對廣州家長的調研發現他們對百白破疫苗產品質量的信任度顯著下滑19。事件發生一年后，一項全國6省的抽樣調查發現，仍只有61.26%的家長認為疫苗安全，58.43%的家長認為免疫規劃疫苗安全——均低于同期全球調查水平20。我國政府在疫苗事件發生后高度重視，也給予涉事企業嚴厲懲處，并相繼出臺法律法規（如2019年《疫苗管理法》）加強疫苗全流程的嚴格監管。回顧“疫苗事件” 進程處理和響應，政府相關部門尚缺乏成熟、有效、及時的危機溝通策略。相關研究也指出，如家長“對事件處理結果滿意”，他們對疫苗質量、疫苗安全性的信心恢復會相對更快19。

缺乏統籌整合、面向不同受眾的信息披露。我國疫苗上市后的監測體系日趨完善，真實世界研究近年來發展迅速，但對免疫相關的循證動態、疑似預防接種異常反應的監測情況、安全性有效性數據的披露不足。由于獲取國產疫苗監管和評價信息的渠道有限，導致部分公眾仍持有“國產疫苗質量不行”的觀念，為全行業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溢出效應21。免疫接種的研究證據多數停留在學術發表，散落在不同期刊或平臺，缺乏統一整合和發布的渠道，一些指南和技術文件更新時效不足，使得宣教和實踐時而不一致，難以幫助受種者和家長建立牢固的免疫信心。

其二，信息疫情加劇了認知偏差。

正向的科普投放缺乏策略。各級衛生部門、醫療機構和媒體單位不斷加大健康科普信息的供給和投放，但健康科普活動和內容產出通常缺乏統籌規劃。例如，未基于影響目標受眾的原則進行設計和選擇合適的媒體投放渠道、缺乏精準針對網絡輿情監測發布的正面“辟謠”或科學解釋等，以及科普內容投放后未有對傳播效果的評估和追蹤。此外，投入資源制作的科普多媒體內容往往與臨床健康宣教干預脫節，很少被用來輔助醫生或免疫接種人員在實際中開展宣教。

負面信息比正面科普更易傳播。網絡社交媒體的興起豐富了疫苗科普信息供給，也加速了負面信息的快速傳播，放大風險感知。相比于權威賬號主體發布的科普內容，同平臺上的負面內容傳播力更強。例如，因接種后兒童出現發燒、皮疹等的概率較高，麻腮風疫苗在多個社交媒體上被俗稱為“苗王”，描述其接種后不良反應的內容更容易獲得大量的點擊、討論和轉發，而基于證據的麻腮風疫苗科普瀏覽和互動量則較低。

算法推薦強化了錯誤和偏差認知。當前，主流的社交媒體、資訊平臺和短視頻平臺（如小紅書、今日頭條、抖音等）均采取“千人千面”的算法推薦邏輯，推送基于用戶偏好或搜索記錄的相關信息。例如，檢索或閱讀過疫苗“副作用”、“疫苗不良反應”的用戶，將被進一步推送此類信息，強化對疫苗不良反應的認知偏差，影響免疫決策。

海量信息導致內容監管難落實。由于媒體平臺數量眾多，類型多元，每日信息發布形成海量的數據，逐條篩查、辨別幾乎難以達成。采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機器審核，盡管提升了效率，但誤差率高，對醫學信息的誤判概率更高。平臺的醫療內容專項治理主要集中于涉及機構運作的偽科普內容和違規醫療產品營銷22,23，但對呈現方式更為隱蔽復雜（如采用視頻分享、未涉及特定關鍵字）的疫苗不實信息傳播、反疫苗內容等，未能形成系統性的甄別機制。筆者在分別在小紅書、抖音和微博平臺以 “HPV疫苗” 關鍵字檢索內容，搜索結果均包含疫苗陰謀論、不實信息和多個廣泛流傳的HPV疫苗謠言（如導致不孕），均來自未經認證的個人賬號。

第三，醫務人員推薦不足。

醫務人員疫苗素養不足。我國醫護人員對疫苗知識的掌握遠少于臨床藥物、疫苗實踐和科研人員的知識水平。在我國高等醫學教育體系中，“重臨床輕預防”的理念長期占據主導，疫苗知識主要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相關課程中24。對南通市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的調研發現，醫務人員疫苗素養總得分偏低25。對安徽部分地區醫務人員流感疫苗接種的調查則顯示，未接種者主觀自滿（“流感癥狀輕，無需接種”，49.3%）、懷疑疫苗不安全（45.5%）和不知曉流感疫苗（6.4%）均有被提及26。

多因素致醫務人員不主動推薦。除認知因素外，由于工作負擔重、醫患關系敏感、以及非本職工作范疇等原因，使部分臨床醫務人員對免疫接種的推薦信心及意愿較低；多數地方的衛生系統也未能有效鼓勵醫護人員接種疫苗，從而進一步削弱其向患者主動推薦疫苗的意愿。針對兒科醫生的調查發現，兒科醫生在接診適齡兒童時經常介紹、有時介紹、基本不介紹兒童疫苗的比例分別為25.3%, 50.2%和24.5%。不主動介紹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相關要求和職責（89.7%）；雖然84.8%的兒科醫生過去一年收到過兒童家長咨詢疫苗相關問題，但僅有30.1%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疫苗知識來回答家長咨詢27?；鶎尤苹驄D保醫生亦有較高頻率被患者咨詢免疫接種相關問題，但因專業限制、培訓不足以及缺乏平臺了解免疫接種權威證據等，無法充分回應患者。

“疫苗處方”落實尚有優化空間。我國多地近年來陸續啟動“疫苗處方”的探索實踐，其提升免疫接種覆蓋的效果尚待時間和數據檢驗。實踐中，融合患者教育、處方開具及免疫接種落實的鏈路仍需優化?；鶎釉L談顯示，由于醫療信息系統尚未與預防接種系統打通，醫生難以在就診中快速了解患者的免疫接種狀態。其次，成人患者對基層醫生科普宣教的接受度和后續免疫決策更基于雙方已建立的信任，“認識久、和我很熟的患者，我推薦后他們就會去接種，不需要開具疫苗處方”；部分基層醫生提到，對于受教育程度有限或難以理解專業信息的居民，分享個人接種經歷往往比純粹的科學解釋更具說服力。在綜合醫院方面，部分低收入家庭難以承擔在預防接種門診的額外掛號費用，而持醫院開具的“疫苗處方”的患者，要再次前往社區接種，便利性不足，且接種情況難以追蹤落實。此外，個別社區在面對特殊健康狀態人群時，曾出現“不敢執行三級醫院的處方建議”的情況，影響患者對醫療服務整體滿意度。

三、應對疫苗猶豫的策略建議

即便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應對疫苗猶豫的策略通常也是被動、零散的28。因疫苗猶豫成因復雜，政策制定者自身對免疫接種和疫苗猶豫的認知不足，導致其在應對上缺乏系統性、結構性的策略。當前，我國衛生管理部門及相關方在監管體系建立、科研證據支持、政策工具提供、科普資源投入和新技術應用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實踐。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應對疫苗猶豫還需繼續深入貫徹落實《疫苗管理法》，做好政府統籌協調，動員多部門參與，加強“硬監管”制度，并提升“軟治理”能力。

（一）關注不同疫苗的“猶豫”原因，優化證據支持和信息披露

不同疫苗的疫苗猶豫存在特定的原因，鼓勵科研機構和疾控部門加強對疫苗猶豫成因的科學調查研究以及干預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建議通過社交媒體輿情聆聽，分析網絡媒體上的公眾討論，識別不同疫苗的疫苗猶豫原因或潛在信號，并開展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有關部門應持續強化全流程監管，定期進行風險排查，及時、快速和從嚴處置“疫苗事件”中的違規主體；強化政府部門對“疫苗事件”的輿情危機處理能力和事后對公眾信心的修復溝通。建立和加強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監測系統、主動監測上報系統等；推進大模型與智能化監測預警系統落地，開展重點人群識別與免疫監測評估，為重點人群接種疫苗提供證據支持29。

（二）加強跨部門協作，治理疫苗“信息疫情”

一是建設疫苗和免疫接種內容的官方知識庫。例如，美國疾控中心網站和澳大利亞的skai.org.au網站面向不同類型受眾（特定人群、大眾和醫務人員）提供及時的免疫接種循證信息。其中，skai的內容團隊由社會科學、免疫學、臨床醫學、傳播學等跨學科背景的專家組成，確保內容符合受眾的理解視角。上述網站是兩國業內公認的疫苗權威信息出口，確保免疫接種循證信息的統一性、及時性。需強調的是，此類平臺的內容來源、團隊和合作機構等均為 “利益中立” 主體，以確保平臺和內容的公信力。

二是鼓勵跨部門合作，打擊疫苗不實信息，回應公眾關切問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國際上一些重大突發事件后已出現通過傳播深度偽造視頻、圖片及語音操縱輿論，并引發信任危機的情況。因此，落實網絡空間中涉疫苗的“信息疫情”治理對我國的傳染病防控和公共衛生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疾控部門可與網信辦等監管部門加強合作，強化對重點社交媒體平臺涉“疫苗”內容的發布主體監管和內容審核；需注意避免監管中“一刀切”式的處理，影響優質正向科普內容的發布。推動平臺調整算法設置，減少對疫苗不良反應經歷分享的重復推送。疾控部門可通過跨部門、跨學科合作，聯合輿情監測大數據平臺等，設立快速反應團隊，發布對疫苗謠言的澄清，并針對公眾關注的常見預防接種疑問提供清晰、有科學依據的公開回應。

三是統籌健康科普投入，拓展分發渠道，關注科普傳播的效果。加強疫苗科學傳播的研究、制定傳播策略和計劃，合理引導各級醫療機構和疾控機構的科普投入，鼓勵貼合目標受眾的需求、媒介使用習慣的高質量內容輸出，提高內容在線上線下等多場景中的利用率，并在事后對傳播渠道、形式和內容開展效果評估。衛生管理部門可考慮與專業平臺或達人合作，發揮官方科普影響力；考慮拓展跨部門合作，聯動社區和學校等多渠道力量，擴大免疫接種事項通知和科普內容的覆蓋面。

（三）提升醫務人員疫苗素養，提供體系支持

醫護人員在全球疫苗接種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在塑造公眾認知與免疫信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且已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更傾向于向患者推薦并接種疫苗。

一是將疫苗學相關課程納入醫學教育體系。推動我國高等教育階段的臨床醫學、護理等專業學生修習疫苗學相關課程，使其明確疫苗的作用原理，正確理解疫苗不良反應28。在繼續教育方面，針對綜合醫院重點科室，如兒科、感染科、呼吸科、婦產科等，提供關聯的特定疫苗的免疫接種知識的繼續教育培訓；在基層全科醫生培訓中，強化全生命周期的免疫接種知識，并輔以患者溝通策略指導。

二是優先強化醫療系統隊伍的免疫接種覆蓋。統籌資源配置、落實醫療機構傳染病防控責任，通過激勵措施或加強對部分疫苗接種率的考核等，對公共衛生系統、醫學院校、醫療機構等重點單位的醫務人員、工作人員、醫學生等擴大流感疫苗、成人乙肝疫苗等的接種覆蓋；配合接種工作實施，提供面向醫療系統內部的免疫接種科普宣講，提高醫護人員的整體免疫認知水平。

三是開發方便臨床使用的免疫接種咨詢支持工具。考慮結合官方疫苗知識庫的建設，開發面向醫務人員、基于動態更新的高質量疫苗證據的大語言模型工具，以提升查詢效率，并適配?？茊栐兓蚧鶎庸ぷ鞯膱鼍?。在基層醫療機構，提供便于患教的豐富工具，例如面向老年患者的紙質宣傳頁、桌面海報，面向家長和兒童免疫科普的圖文或動畫視頻等。

四是鼓勵“以患者為中心”的醫防融合的機制創新。打通臨床醫療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聯動協同的機構職能范圍壁壘、費用支付壁壘、信息系統壁壘等，落實醫防融合機制創新，推動便利患者的診療、檢測、咨詢和免疫接種一體化服務29；打通醫院信息系統和免疫接種系統；引進疫苗處方的激勵機制，考慮疫苗處方的分級29，考慮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疫接種評估服務的費用減免等。

專欄：對社交媒體“信息疫情”引發的疫苗猶豫實施干預30

社交媒體上的疫苗錯誤信息對免疫接種行為具有顯著影響，而減少這些影響的干預措施證據基礎有限。當前，在部分社交媒體平臺上已有包括事實核查、防偽預防（即在用戶接觸不實信息之前，通過干預措施，教他們識別錯誤信息）等新干預策略?；仡櫲驅用嬉验_展的信息干預措施，多數已證實在減少“信息疫情”和改變公眾認知方面具有成效，但因網絡和傳播研究難以關聯和追蹤行為改變，干預措施在提高接種率方面的直接證據有限。

Ruggeri等建議關注下述方面，并開發更有效的干預手段：1）社交媒體上的負面情緒可能比干預措施更快地加劇疫苗猶豫現象；2）信息傳播效果最佳時，往往是針對特定群體已知信息和關注點定制的；3）僅基于數據簡單傳達疫苗益處與風險的信息遠遠不夠；4）青少年群體和他們的家長均需要納入干預范疇，而不是只針對家長；5）信任的建立至關重要；6）開展“辟謠”工作需關注信息接收者的背景知識與信念；7）免疫接種宣傳活動需設定疫苗信息框架；8）“封禁”信息的手法可能適得其反，或驅使特定群體的傳播轉向更加隱蔽的平臺；9）社交媒體平臺必須參與到“信息疫情”的治理中。

作者介紹

潘張旸

昆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 公共傳播與政策倡導副主任

于媒體、醫藥行業以及全球健康領域從業逾15年，負責企業傳播、醫療衛生相關的戰略合作項目的管理與實施。主要工作職責是為包括疫苗交付研究創新實驗室在內的多個全球健康項目制定傳播與政策倡導策略、建立和管理媒體關系，并促進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政策倡導，鏈接利益相關方的合作。她目前也在積極推動加強公眾免疫信心的溝通策略制定與實踐。潘張旸女士擁有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新聞學碩士及美國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理學碩士學位，曾任職于碧迪醫療器械、拜耳健康消費品兩家跨國企業。

梁凡

昆山杜克大學社會科學部 媒體學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新興傳播技術如何推動社會政治變革，以及社會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和規范這類技術的設計與運作，其研究成果發表于《新媒體與社會》《政策與互聯網》《國際新聞政治學刊》《社交媒體+社會》《傳播學學刊》等權威期刊。他同時擔任昆山杜克大學社會科技未來實驗室及數字技術與社會集群負責人。梁凡教授擁有密歇根大學傳播與媒體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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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疫苗接種攻略

陽過了，該怎么打疫苗？最全接種指導手冊來了

撰寫| 疫苗交付研究創新實驗室

校稿| Gddra編審| Hide / Blue sea

編輯 設計| A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