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的一天傍晚,北平東四一條偏僻胡同里,李介人踩著急促步子推開木門,門內燈火昏黃,他低聲問了一句:“姨母在家嗎?”這一聲并不起眼,卻牽動了華北地下組織準備了整整一年的謀劃。
彼時遼沈戰役的火藥味已經漂到關內。東北野戰軍切斷北寧線,錦州岌岌可危;蔣介石急得在沈陽、葫蘆島之間來回飛,硬生生湊出“東西對進”兩個兵團,想保住東三省的咽喉。東進兵團的指揮棒交到侯鏡如手里,這位黃埔一期、短暫共產黨員、又當了二十年國民黨將領的男人,再次站上風口浪尖。
地下黨盯上的恰是他。李介人作為外甥在延屬地完成系統學習后,被派回北平,核心任務只有一條:試探舅舅的真實態度。劉仁慎之又慎,先以黃埔同學安子文名義寫勸降信,讓李介人帶回侯宅“投石問路”。
出乎意料的是,信件送到府上時,侯鏡如赴天津未歸,家中只有夫人李嵩云。她看完信,面色未改,手指一緊,雪白信紙瞬間散成幾瓣,隨后若無其事同外甥聊天氣茶點。來客叩門,李介人只得告辭。信,被掃入炭盆燒得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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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被撕毀的消息通過暗線反饋到城工部,值班人員一度心頭一緊,以為前功盡棄。不久劉仁給出判斷:李嵩云分寸拿捏得當。她與外甥同桌而坐,說明家庭渠道安全;當面撕信,是在蔣系耳目密布的天津、北平之間給自己“洗清嫌疑”。這種看似冷酷的舉動,反而為后續接觸贏得了最寶貴的掩護。
十月初,侯鏡如飛到葫蘆島。蔣介石在軍艦甲板上把他介紹給各路將領,要求“絕對服從”。蔣不知,前腳剛下令,后腳就被心腹將領要求“調92軍”,侯鏡如的嫡系不在身邊,他指揮不順心。傅作義遲遲不肯放人,塔山阻擊戰的槍聲已經響到震耳。前線膠著,蔣介石焦躁,侯鏡如“求援”無果,來回奔波,表面上是為調兵,實質上在割裂自己與蔣系嫡系的關聯。
城工部趁隙繼續滲透。李介人再入塘沽,聯系92軍高層;黃翔、張伯權都是侯的老友兼姻親,幾杯茶之后便默認了“家里事一起商量”的暗語。侯鏡如電報只回兩句話:“同意。聽你們安排。”電文簡短,立場卻站定。
平津之役打響,傅作義被迫與中共談判。單獨起義方案隨即擱置,92軍歸入整體受降序列,孫蘭峰、楊成武接收部隊。唯一“掉隊”的,是侯鏡如手中尚未交出的新編318師。這支三千來人的骨干被他帶到江南,等待下一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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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杭一線拉響警報,湯恩伯抽走87軍、95師,侯鏡如握在手里的,只剩那三千余人。廖云澤出現,兩位黃埔一期同窗彼此心照不宣:局勢已不可逆,不如擇機自保。報文傳往北平,可惜戰事混亂,聯絡斷線,318師再一次錯過整建制起義的時機。
四月,渡江戰役炮聲漸近,侯鏡如奉命守徽州。318師被拆得七零八落,只留下一個團隨身。廖運周率110師在浙江宣布起義,電報發來:“能否同舉義旗?”侯鏡如應允,卻因通信故障未趕上。兩次機會擦肩而過,讓他意識到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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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下旬,十七兵團被裁撤,他帶殘部到了福建。新318師重建,三千五百余人看似整編,實則人心浮動。此時蔣介石只關注廈門、臺灣防線,對福州守備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李介人根據中央社會部安排,經香港輾轉想再度接頭,卻始終沒能與舅舅面對面。侯鏡如被任命為福州綏署副主任,行政職務讓他遠離營房。面對逼近的十兵團,他留下一張手寫命令交給師長:“見機而動,不必顧我。”紙條摺成方塊,塞進軍服內袋。
1949年8月15日夜,福州北門外槍聲連成一片。新318師主動撤出陣地,向解放軍張開照明彈,隨即棄械,隨后協助攻城部隊封鎖倉庫、碼頭。侯鏡如則已由海路赴港,為自己爭取一個回歸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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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香港寓所電話響起,北京邀請他回國任職。1952年春,他抵達首都,成為國務院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那年劉仁見到他,握手時輕聲說了一句:“夫人當年那一下,真是高招。”兩人相視,誰也沒再提那封早已化為灰燼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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