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廖夢醒調整為副部級待遇，胡耀邦對人說：廖家在歷史上很特殊

1978年10月，政協禮堂里正開一場離退休干部座談會。會后，許多人圍著交談購物票、油票的事，一位頭發花白卻衣著簡單的老人站在角落，悄悄記下大家反映的物資短缺情況。她就是廖夢醒。六年后，這位不善言辭的老人被批準享有副部級待遇。消息傳到中南海，胡耀邦隨口一句話在會客室里飄開：“廖家在中國歷史上可不一般，老輩人先后殉國，這一代只剩夢醒，好好照顧她。”

追溯到1925年8月20日，廣州街頭槍聲乍響，廖仲愷倒在血泊中。左派骨干被公開刺殺，大革命由此急轉直下。幾天后，周恩來趕赴醫院，卻險些被臨時戒嚴的衛兵當作可疑分子擊斃。周恩來從車底爬出時只說了三個字：“救仲愷。”從那刻起，他把對廖家的關照當作私人承諾。

何香凝帶著一雙兒女奔走于葬禮、會議、籌款之間。廖承志、廖夢醒從小耳濡目染，對“犧牲”二字并不陌生。鄧穎超見面常說一句玩笑：“咱倆同一天生日，你得叫我姐姐。”這種近乎家常的親昵，讓兩個家庭的交情越發深。

1930年，廖夢醒在香港與李少石成婚。新人沒拍婚紗照，卻在出租屋里搭起秘密交通站，將中央蘇區的電文一份份轉運上海。彼時她剛過二十歲，說英語、日語順口就來，外界卻只當她是富家千金練口語。

1933年，“中國工人通訊社”成立，廖夢醒做英文翻譯，李少石任負責人。正忙得腳不沾地，香港街頭爆出一條新聞：李少石被捕。敵人拎著鋼鞭逼口供，李少石挨打到肺部穿孔。有人勸廖夢醒斷絕關系，她當場回絕：“他不說一句，我也不退半步。”

抗戰爆發后，宋慶齡籌組“保衛中國同盟”，點名要廖夢醒出任秘書。重慶窄巷里，她日夜同外國友人周旋，替八路軍、新四軍募集藥品、無線電元件，最缺的時候直接把陪嫁首飾送進當鋪。宋慶齡評價她：“沉靜，硬骨頭。”

1945年10月8日，李少石在重慶陪同周恩來外出，被特務冷槍擊中舊傷，壯年殞命。周恩來趕到醫院時，只能輕聲說：“對不起，子彈里沒長眼。”廖夢醒握著丈夫冰涼的手，不哭不鬧，轉身安排后事。等到夜深，她一個人坐在階梯上才低聲念出一句：“革命賬，不算情賬。”

1948年底，北平城外寒風凜冽，何香凝母女乘專列北上出席新政協。站臺上，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列隊相迎。鄧穎超挽著廖夢醒，壓低聲音提醒：“身份可以公開了。”廖夢醒卻搖頭：“孫夫人還在上海，再等等，不讓她為難。”直到1953年，她的黨籍才正式列入中央組織部名冊。

建國初期，全國婦聯剛成立國際部，只三個人一張桌子。部長楊之華直接把副部長職務給廖夢醒，她寫條子退回：“我不熟新環境，先當秘書。”言辭直白，卻沒人覺得失禮。她吃不慣北方飯菜，神經性胃病愈發嚴重，夜里泡熱水止痛，第二天照常翻譯外文簡報。

1961年初，陳賡去上海治病前探望她，勸一起同行。廖夢醒寫下“權衡輕重”四字，對著“去”和“留”兩列利弊斟酌，終究決定去上海。她帶走一個硬皮本子，封面寫“斗病日記”。五個多月里，輸液、理療、每次晨練都準確記錄，連護士遲到幾分鐘也寫進去，純粹當作自我監工。

有意思的是，同年她在協和醫院偶遇溥儀。短暫寒暄后，她直截了當：“繼續努力，爭取入黨。”溥儀回宿舍寫日記稱“如能入黨，實為空前大事”。旁人聽來覺得夸張，廖夢醒卻只是表達常識——人人都可進步。

1972年，她把丈夫留下的一套北太平莊房產及全部紅木家具捐給國家。自己家還用著五十年代的矮桌，沙發棉絮都露了頭，只在客人到訪前用舊碎布蓋一蓋。有人勸她換新家具，她笑一句：“坐得穩就行，面子不是木頭做的。”

1984年，組織決定給予副部級生活待遇。文件下達到全國婦聯時，辦公室主任還以為弄錯了，特地向中組部核實。得到肯定答復后，一批營養品、大米、牛肉票送到胡同深處的舊樓。廖夢醒簽收清單，隨手把牛肉票分給門衛和樓里的年輕人，她留下的只是幾包核桃仁。

“廖夢醒這人，滿足得很。”女兒李湄后來私下評論，“寫封信、送枝花，她都高興半天。”1987年底，她住進北京醫院。病情惡化那天凌晨，護士聽見她輕聲背英語單詞，一遍又一遍。1988年1月7日清晨，心電圖劃成直線，年齡定格在八十四歲。

檔案里，廖夢醒的職務欄始終簡單：全國婦聯國際部干部，歷任副部長、顧問。獎章不多，隱藏的故事卻足夠厚重。胡耀邦當年那句“廖家在中國歷史上很特殊”，不僅是體恤，更是一種歷史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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