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6 萬考生搶 3.9 萬崗：考公熱為何十年不退？

近幾年，只要到了報名和筆試節點，「考公」幾乎都會登上一輪熱搜。招聘公告一發布，職位表被人反復下載，教學視頻和經驗貼在各個平臺密集出現，培訓機構的廣告占滿社交媒體的縫隙。「上岸」成了無數年輕人口中最常見的詞之一，也成了他們在不確定環境下為自己爭取的一種心理錨點。

招錄人數在增加，報名人數漲得更快，競爭比被一次次推高。數據年年刷新，趨勢沒有松動的跡象。與此同時，走進考場的人也變得不同了。從應屆畢業生到在職考生，從互聯網行業的轉行者到三四線城市的年輕人，這支隊伍在不斷擴容，背景越來越多樣，但選擇的目標卻越走越同質，進入體制，被視為一條重要乃至唯一的穩定路徑。

當幾百萬考生在同一個時間段、為同一條路徑而競爭時，這不僅是年輕人的職業判斷，更是社會結構變化的映照。為什么是在這個時間點？為什么是這代人？為什么是體制內？這些問題若不回答，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考公熱背后的動力，也無法看清它未來將把更多人推向何處。

考公熱最直接也最容易觀察到的，是報名人數年年刷新紀錄。2025 年國考計劃招錄 39,721 人，而通過資格審查的報名人數達到 341.6 萬左右，平均競爭比約為 86:1。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很多行業的就業門檻，也完全不是普通人能夠在短時間內逆轉的競爭態勢。

從過去五年的趨勢來看，招錄人數的確有增長，但報名人數增長得更快。2019 年國考招錄約 1.4 萬人，通過資格審查的報名人數約 138 萬。到 2025 年，招錄人數接近翻倍，而報名人數卻增加了兩倍多。也就是說，崗位增長無法匹配報名增長的速度，競爭自然不斷抬升。

中公教育高級副總裁何玓并不認為這只是階段性的波動，他判斷考公熱將在未來十年持續存在。他解釋這種持續性來自兩個源頭：高校畢業生數量長期維持在高位，以及往年未就業的考生選擇二戰、三戰，構成不斷累積的備考群體，這給報考人數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基礎。同時，新一代年輕人的擇業觀更趨務實和多元化，他們既看重工作的薪酬待遇，也高度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職業的社會認同感與價值實現，而公務員崗位在這些維度上提供了頗具吸引力的綜合包。

華圖教育輪值 CEO 蔡金龍的判斷與之高度一致。在他看來，考公人數上升是「待就業人口擴張」的自然結果。「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同時未能就業的人也在增多。只要這兩類人還在擴張，公考報名人數下降就不太可能，只能是增速變化。」這意味著公務員考試正在從一個「擇業途徑」變成一種「結構性承載」。高校擴招、行業波動、就業結構收緊，使越來越多人把體制內當成自己的下一站。「穩定」之所以顯得更有分量，不是吸引力上升，而是其他選擇的確定性在下降。

與此同時，崗位本身也在發生結構變化。2025 年國考中，約有 27,500 個計劃面向縣（區）級及以下基層機構，這意味著大量崗位集中在基層，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和一線窗口崗位。國家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把人才力量下沉到一線，但考生并不一定愿意向同樣方向流動，尤其是在基層崗位通常附帶五年最低服務年限的情況下，這進一步削弱了崗位的流動性與吸引力。

冷熱分化也在加劇。在多鯨采訪中，何玓提到，最熱職位出現在云南，而無人報考的職位幾乎遍布全國，包括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但這些無人報考的崗位有一個共同特征，即均來自縣級以下一線崗位。這顯示考生的選擇正在變得越來越務實，他們把地理位置、生活成本、未來調動可能性納入考量，而不僅僅盯著錄取人數。

蔡金龍也認為這種冷熱分化是一種正常現象。「考公的本質，對學生而言是一次就業選擇，對國家機關來說則是常規的招聘工作。那些待遇好、工作環境相對優越的崗位，報考人數自然會多；而像位置偏遠、環境條件差、待遇也一般的崗位，報考的人自然就少。」但他同時提醒，公考領域和其他行業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不少崗位之間存在調動的可能，對畢業生來說，早期先選一些稍偏遠的崗位積累經驗，也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只不過這需要剛畢業的同學完成一次思想轉變。

粉筆教研負責人給出的地區數據也說明了結構變化的復雜性。2026 年國考崗位最多的地區是廣東，招錄人數達 3,310 人，位居全國榜首。其次是山東和四川，分別位列第二、第三位，其中山東擴招力度最大，比去年多招錄 154 人。這些都說明招考人數和地區經濟社會發達程度是正相關的。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2026 年國考對新疆出現顯著的政策傾斜，主要體現在應屆生崗位擴容、門檻降低等方面。應屆生可報崗位占比達 43.53%(622 人/總招錄 1429 人)，其中僅限 2026 屆應屆生崗位占 24.84%(355 人)。專科可報崗位增至 9 個，本科「僅限應屆」崗位占比 65%。這些變化背后，是國家希望通過政策調整帶動區域均衡，支持邊疆發展和人才儲備，但考生的期待值與選擇偏好卻并非同步改變。

競爭的加劇不僅僅是一場數字游戲，更是一場供需結構錯位的結果。崗位向基層傾斜，考生向資源集中地區聚集；崗位在擴招，報考人數卻以更快的速度累積。競爭在放大，而匹配度卻沒有相應改善。這便是當下的考公現實：一邊是擴招數據體現出的政策力度，另一邊是報名人數持續攀升帶來的就業壓力。二者疊加，使競爭呈現出一種長期且持續緊繃的狀態。

如果將視線從競爭數據轉向個人，會發現更值得關注的變化正在發生。如今走進考場的人，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畢業生群體」。這支隊伍正在不斷擴張，它包含更復雜的年齡層次、職業軌跡、生活狀態和路徑選擇。不同階段、不同處境的人，正以各自的理由匯入同一條通往體制的通道。

對于應屆畢業生而言，考公有著明顯的現實驅動。當畢業生規模多年保持在千萬級別時，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幾乎是必然的。行業承載能力有限，新興行業增長放緩，試錯成本上升。這讓部分學生開始把考公視為一種「避免犯錯」的方式，而不是追求某種職業理想。

采訪中，何玓提到新一代年輕人的擇業心態更務實，他們在工作內容之外，會更重視生活質量、社會認可與職業穩定性，而公務員崗位在這些維度上具有長效吸引力。

但考公熱不可能僅由應屆生撐起。真正讓競爭加速膨脹的，是在職人群的不斷涌入。他們往往已在行業工作幾年，卻因為行業波動、發展受限或職業倦怠選擇重新出發。相比行業的不確定性，他們更看重體制內的穩定節奏與長期路徑。

然而，在職群體的困難比他們的動機更明顯。他們需要在工作之余擠出時間備考，在責任和學習之間不斷拉扯。蔡金龍認為這些人在備考時通常面臨「時間更少、基礎更弱」的劣勢，因此對學習效率的要求極高。一味跟隨大課難以滿足需求，他們更需要小班、個性化甚至一對一的輔導形式。

粉筆則強調了「碎片化備考」的必要性。在職考生無法按部就班地上課，他們需要隨時可進入、可暫停、可回放的內容，AI 技術因此成為他們的主要輔助。粉筆的系統班與 AI 產品正是圍繞這種需求設計，讓在職考生可以在極短的時間段內完成精細化學習。

還有一類人被政策重新拉回了賽道：大齡考生。隨著多地放寬年齡限制，「35+」 群體有了新的選擇窗口。他們本不在公考的典型年齡結構中，但政策的松動讓他們重新獲得職業調整的機會。何玓認為,這一政策對大齡人群來說是實質利好，為「35 歲+」群體提供了寶貴的機會，有機會進入體制內，實現穩定的職業發展。而且公務員招錄政策對全社會具有風向標意義，打破「唯年齡論」，傳遞出注重個人能力的積極信號，有望引導企業招聘理念的轉變。

但年齡放寬也會加劇公考的競爭環境。蔡金龍指出，這些考生未必是弱者，相反，他們往往帶著多年行業經驗和成熟的應試能力進入考場，甚至會加大整體競爭力度。

這些不同的流動路徑，勾勒出當下考公隊伍的真實結構。來自不同年齡、專業與職業階段的人，因為各自面對的壓力與不確定性，最終在同一個出口匯合。考公已不再是某一類人的職場起點，而是一種跨階段、跨領域的再選擇機制。沿著這條路徑，人們的決策呈現出高度一致的趨勢：在波動的環境中，轉向更可預期的選項正成為一種普遍的行動邏輯。

考公不僅改變了年輕人的路徑，也重塑了一個龐大的培訓產業鏈。如果只看考生，很容易以為變化發生在考場；但實際上，另一場更劇烈的競爭正在培訓行業內部發生。

隨著考生數量持續增長，培訓行業的體量隨之膨脹，但行業內的競爭結構卻不再像過去那樣由名師資源決定。AI 技術的介入正在快速改變行業格局，顯著抬高了競爭壁壘并加速市場集中。行業核心競爭力已從對"名師"資源的依賴，轉向對"技術、數據與產品"的整合能力。頭部機構憑借研發與數據優勢快速建立起護城河，獲得前所未有的競爭優勢，而缺乏技術能力的中小機構生存壓力驟增。這一轉變正驅動整個行業從營銷驅動邁向科技驅動的新階段。

在公考備考領域，蔡金龍強調，AI 技術已經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教育行業的核心追求是因材施教，也就是個性化教學，而要實現個性化、低成本和高質量的三者融合，行業內早已形成共識——AI 是必然的突破口。」當 AI 介入公考備考后，每個人的備考效率、學習質量都會顯著提升，同時備考成本還能降低，這也讓 AI 成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何玓在采訪中提到，中公持續推動 AI、數字人等技術在就業服務培訓領域的應用實踐。今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以自主研發的 AI 就業學習機為核心載體，依托大數據技術深入分析學員的學習數據與需求，將中公 20 多年積累的教研、題庫、崗位信息等轉化為「AI 數據資產」，實現「測評-規劃-學習-求職-就業」閉環。這套系統使大量標準化內容可以由 AI 承擔，降低成本的同時提升學習效率。

粉筆則把 AI 作為粉筆產品生態里的關鍵賦能點，系統班復購率提升與 AI 輔助教學密切相關。它通過智能算法判斷學情，為個體用戶動態匹配不同學習路徑，精準繪制個人能力圖譜。AI 通過用戶動態訓練數據，實時判定其學習進度是否完成階段目標，達標即刻跳級，讓備考節奏精準匹配個人學情。在粉筆管理層的投資人調研大會上，他們強調當前 AI 相關業務產生的收入已能覆蓋其成本并貢獻利潤，且利潤以后會越來越好。同時，粉筆的公考 AI 模型和能力還可以被快速復用到事業單位、教師、軍隊文職、國央企等新領域，增長天花板有望進一步抬高。

但現在行業內的競爭焦點，早已不是「用不用 AI」，而是「如何用好 AI」。蔡金龍認為，各家公司和產品在 AI 應用上會千差萬別，很容易出現「形似而神不似」的情況，但最終的落腳點還是要回歸到實際效果，比如考生的備考學習效率有沒有翻倍，公司內部的工作效率有沒有翻倍。他預判兩年之內就能見分曉，而能實現學生和員工效率翻倍的公司，會憑借生產力優勢擊敗效率未達標的同行，這種效率優勢就像冷兵器遇上熱武器，屬于斷代式的競爭壁壘。

競爭的升級不僅僅發生在技術層面，也發生在生存模式上。何玓在采訪中提到，近三年來,行業正經歷從「分散競爭」向「聚合升級」的關鍵演變。頭部機構均在調整預期求穩求長遠，但與此同時，公共人才招錄培訓從業人員卻在不斷增加，疊加小紅書、抖音、視頻號等新媒體平臺的普及，大量個人 IP 工作室及地方機構快速產生，市場加速兩極分化。這些區域性中小機構通過低價策略搶占市場份額，加劇了市場競爭態勢。

然而，中小機構缺乏統一產品標準，依賴個體師資的「老本」，在缺乏規模化研發及時更新補給的情況下，導致整個培訓市場交付水平的青黃不接，服務能力無法持續，由此在行業內也持續出現了一些中小機構服務能力無法持續的情況。在此大背景下，就業培訓試錯成本上升，對消費者來說，「教學質量敏」勢必會戰勝「價格敏感」，低價非標化產品的平替效應會逐步出清，頭部機構的核心交付能力將得到重新驗證和需求傾斜。

蔡金龍判斷，未來最有壓力的不是個人工作室，而是腰部機構。工作室可以憑借人情價值維持少量招生，而頭部機構依賴技術與教研體系形成壁壘，中間層卻兩頭不靠，很可能在新競爭中被淘汰。他預判在這種斷代競爭下，那些無法應用、沒能力自研，或是沒財力投入 AI 技術的公司，會逐漸被掌握 AI 能力的企業整合，行業集中度的變化幅度會遠超以往。

考公熱不僅是年輕人的賽跑，也是機構之間的賽跑；不僅是在考場上競爭，也是在產業鏈上競爭。而這種競爭反向影響考生。當培訓行業呈現明顯的集中化趨勢，意味著未來的考公路徑將更加依賴頭部機構的內容供給和技術服務。考生對培訓資源的依賴本身也會在無形中被行業塑形。

這場產業鏈的重組與考公熱本身一樣，都源于一種共同的趨勢，即對效率的需求不斷上升，對確定性的需求不斷上升。無論是考生還是機構，都被逼著以更快速度適應變化。

考公熱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它只是更大背景下的一個出口。要理解為什么越來越多人擠向體制內，就必須回到時代本身，回到人們對未來的感知發生怎樣的改變。

從宏觀層面看，就業結構的調整是不可忽視的背景。過去十多年間，互聯網和新經濟行業曾承載大量年輕人就業，但隨著行業增長放緩、機構裁員頻繁、企業成本收緊，這些行業再難以提供大規模的吸納能力。青年就業結構隨之受到擠壓。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穩定、流程清晰、風險較低的職業路徑自然會成為選擇。

風險偏好的變化則進一步推動了這種流向。上一代人愿意在行業擴張的浪潮中去冒險，如今的年輕人往往只希望不要被淘汰。互聯網行業的殘酷競爭、房地產行業的劇烈下滑、制造業的利潤壓力，都讓「穩定工作」成為當下最現實的選擇而不是保守的標簽。年輕人不是不想追求變化，而是不愿意承擔變化的代價。

然而，「穩定」本身并非同質。在體制內，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之間的差異巨大。基層崗位的服務期與流動受限、崗位職責的瑣碎性，以及地區差異導致的行政資源不均，都會造成所謂穩定的不同面貌。何玓提到，無人報考的基層崗位廣泛存在，包括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崗位本身，而是考生對未來發展與生活成本的判斷。

蔡金龍則從另一角度提醒人們，不同崗位之間存在調動可能，偏遠地區也可能是積累經驗的通道，但這種「通道」需要考生作出思想轉變，而這種轉變在當前價值體系中顯然并不輕松。

事實上，體制內的穩定也受到現實制約。一些地方財政吃緊、晉升速度緩慢、崗位本身壓力不小，這些都讓「穩定」變成一種復雜的體驗。但與外部不確定性相比，它依然構成一種相對可控的選擇，因此考公熱不僅沒有降溫，反而進一步升溫。

考公熱不是簡單的社會情緒，而是一條被現實不斷推高的路徑選擇。在時代壓力、行業收縮和個體焦慮交疊的背景下，人們在穩定與不穩定之間反復權衡，最終將目光投向體制內，這條在當前環境中最清晰、也最容易被抓住的路。

上岸不是終點，也不是成功的唯一方式。它只是一個時代背景下，被無數人共同指向的方向。每個人都在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而真正重要的不是考試本身，而是我們如何在這條趨同的路徑中保持自我判斷，不被潮流推著走，也不被焦慮裹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