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MZ世代"無證婚姻"興起 不領證不生育只要"人生搭子"

近年來，韓國年輕夫妻在舉辦婚禮后推遲婚姻登記的現象日益普遍，維持雖共同生活卻未在法律上確立婚姻關系的“事實婚姻”狀態。這一趨勢不僅與住房、貸款及稅收等制度密切相關，折射出在房價高企與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加劇的背景下，年輕一代對婚姻與生育選擇進行現實性重估。
一項調查顯示，去年在韓國舉行婚禮的夫妻中，約19%在婚后一年內未完成婚姻登記。同時，延遲登記超過兩年的比例亦約達9%，反映出部分輕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應對現行制度結構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在傳統觀念中，韓國社會普遍將婚禮儀式與婚姻登記視為一體同步的行為，延遲登記通常僅出現在留學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況下。然而近年來，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遲登記的現象迅速擴散，并在過去兩三年間顯著增加，逐漸演變為不容忽視的社會趨勢。
年輕夫妻選擇推遲登記，與當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資格受限”的結構性問題密切相關。在優惠住房申請政策方面，韓國實行“一戶一宅”申購制度。婚前，雙方作為獨立的“單身戶”均具備申請資格；而一旦登記結婚，則合并為“單一家庭戶”，僅能共同申請一次住房申購，導致婚后購房機會相應減少。
同時，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擁有住房，婚后申購順位將相應后移，即便成功申購，亦將被視為“一戶兩宅”，從而面臨更高的取得稅與財產稅負擔。使得許多經濟能力尚不穩固的年輕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記而被歸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疇。
此外，韓國多項面向青年的住房貸款政策以個人收入作為審核標準。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條件，即可申請利率較低的政策性金融產品；而婚后則需合并計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額而喪失相關優惠資格。韓國銀行及房地產政策專家指出，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機性購房，卻在無意中對首次組建家庭的年輕人構成了結構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續上漲的房價也是推動“事實婚姻”現象擴散的重要原因。據韓國國土交通部數據，去年首爾公寓平均成交價已突破14億韓元（約合人民幣750萬元），較五年前上漲約40%。以韓國平均工資水平計算，即便完全不進行消費，仍需要約15年時間方能湊齊購房首付。這一數據被韓國年輕群體視為“現實版結婚壓力指數”。專家指出，在高房價、高利率與就業增長放緩的背景下，年輕夫妻已將“是否登記結婚”視為一項重大財務決策，而不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確立家庭關系的儀式性環節。
婚姻登記延遲現象直接反映在韓國出生人口結構的變化中。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兒約為1.4萬人，占全體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專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兒比例上升不僅與婚育觀念轉變有關，也與“事實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記程序滯后密切相關。
報告進一步指出，傳統上維持在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現上升，與年輕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記”的模式密切相關。盡管這些新生兒多數出生于穩定的伴侶關系中，但在法律統計中仍被歸類為非婚生子女，從而推高了整體比例。
據悉，過去幾年在中國部分大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事實婚姻”現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為獲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規避購房次數限制，選擇暫時解除婚姻關系，待完成購房后再恢復登記。此類“通過調整家庭結構以規避制度性成本”的行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勵下呈現出高度的靈活性與適應性。
由于處于“事實婚姻”狀態的夫婦普遍推遲生育計劃，該現象間接加劇了生育率下降的趨勢。韓國近年來總和生育率維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負擔顯著上升是影響韓國年輕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現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記成為“經濟風險”。韓國國會在相關政策討論中提出，“不應使結婚成為年輕人的不利選項”。專家普遍認為，韓國社會正經歷從“法定婚姻主導型”向“事實婚姻漸增型”的結構性轉變，而住房與金融制度未能及時適應這一變化，進而引發登記行為滯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連鎖效應。未來，如何有效穩定住房市場預期，并重建對婚育行為的社會支持體系，將成為韓國人口政策調整中的關鍵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