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路軍除了楊虎城，還出兩位開國將軍，三位抗戰名將

“1931年秋末的一個黃昏，西安城南的營盤里——’連長，這仗真能打贏嗎？’年輕通信兵壓低嗓子問?！碑敃r誰也沒料到，眼前這支名為國民革命軍第17路軍的部隊，會在動蕩年代里走出兩位共和國開國中將、三位抗戰名將，并在民族生死關頭寫下不小的篇章。

第17路軍的根子扎在1926年初的關中。楊虎城以警備旅為骨干，聯合當地民團與舊部，硬是在軍閥混戰的縫隙中湊出一支五千人的機動勁旅。起步條件艱苦，衣料、槍械全靠戰場上“自己解決”。兵源多是關中農家子弟，他們脾氣倔，卻耐熬；這種底色后來成了17路軍能常年堅守西北的原因之一。

一年多后，部隊擴編為第17路軍，下轄第7軍與第38軍，總兵力觸頂約六萬。有人說，這是一支“雜牌軍”。不過，從西北冷風里爬出來的官兵很快用戰績證明——火力和番號無關；北伐前后，17路軍屢屢在河南、陜南與地方武裝周旋，打下潼關、挺進洛陽，一度被南京方面稱作“刀尖子”。

1930年的中原大戰，楊虎城站在反蔣陣營，與閻錫山、馮玉祥并肩。戰局雖然以失敗收場，但17路軍保存了主力，隨后退守西安。蔣的嫡系看不慣這支“硬茬”，卻又拿它沒轍。就這樣，楊虎城在華山腳下養精蓄銳，直到1936年掀起了震動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改變了國家命運，也改變了17路軍的走向。楊、張被囚禁后，蔣介石把第17路軍收編為中央軍序列，拆分、改番號、輪調前線，企圖消化這股“刺”。然而，兵可以拆，人的記憶拆不了。不少軍官把“停止內戰、聯日抗戰”的理念深埋心底，后來的選擇印證了這一點。

先說孔從洲。此人早年任綏署特務第一團團長，粗獷豪爽，善使重炮?？箲鹌陂g，他在娘子關和中條山動用迫擊炮“點名”日軍陣地，屢獲戰功。1946年5月，他干脆率部在渭北起義，投向西北民主聯軍，被改編為第38軍。渡江戰役時，這支部隊火炮穿云裂石，逼得對岸守軍節節后退。之后的西南戰役，他任特種兵縱隊副司令員，指揮山地炮兵連續搶占節點。新中國成立后，孔從洲調任西南軍區炮兵司令員，后來主抓高級炮兵學校、炮兵工程學院籌建，1955年被授予中將。人們常說，“老孔脾氣直”，他卻笑答：“炮兵嘛，打得準就行。”

另一位開國中將閻揆要，出身黃埔一期。1926年奉派西北做兵運，在西安、渭南一帶埋下組織火種。西安事變后，他悄然離開第17路軍，輾轉延安。解放戰爭爆發，他擔任彭德懷西北野戰軍參謀長，參與榆林、青化砭、蟠龍諸戰，善于沙盤細算，被部屬戲稱“閻算盤”。新中國建立后，閻揆要出任兵團參謀長、軍政大學副校長，同樣在1955年獲授中將。與孔從洲豪放不同，閻揆要說話輕聲細氣，卻能一針見血：“紙上標注一厘米，戰場要走一公里。”

除了這兩位將軍，第17路軍在抗戰時期還涌現出三位名將。第一位武士敏，早年任第1師第1旅旅長。太行山、太岳山的堵截戰，他帶著不足三千人撕開日軍包圍圈，硬是拖住優勢兵力十余天。日軍檔案稱其“行動詭秘，夜襲如常，防不勝防”。武士敏的打法簡單：白天隱蔽，夜里反沖，依山就險，疲敵而動。

接下來要提孫蔚如。此人出任第38軍軍長時不過四十歲，卻以穩重著稱。1941年中條山戰役，日軍志在打開潼關直奔西安。孫蔚如巧用山地縱深布防，把兵力分布成竹節狀，隨時收攏再突擊。整場鏖戰持續三十多天，日軍“掃蕩”七次均未突破封鎖線，怒稱孫為“鐵柱”。西北后路由此保住。

還有馮欽哉，第7軍軍長。太原會戰后，他率殘部折回晉南，在保德、離石構筑縱深堡壘，以運動防御方式反復牽制日軍裝甲。兵力拉不開，他就砍樹設鹿砦；彈藥不足，他命工兵動用土炸藥。一次夜間反突襲，馮欽哉親自端著機槍壓制火力點，擊斃日軍中隊長，險些被流彈擦過肩。戰后不少士兵感慨：“馮軍長不躲子彈，我們就不退?！?/p>

有意思的是，這三位名將在抗戰勝利后命運各異：武士敏因傷退居二線，孫蔚如赴臺灣，馮欽哉留在大陸進入西北軍政體系。時勢滾滾，每個人都隨波而動，但那段浴血歲月卻把他們的名字寫進了軍史。

總結第17路軍的軌跡，會發現一個規律：這支部隊從關中鄉野起身，幾經編散，卻始終保持硬骨頭氣質。它的核心成員后來分散到不同陣營，卻都盡力在各自立場上對抗外侮、推動變革。兩位開國中將與三位抗戰名將，正是這種氣質的縮影。若把17路軍比作一株扎在黃土地里的老槐樹，那么那些枝杈向外舒展，最終在不同方向開花結果，而根系依舊留在關中——這，或許就是中國近現代軍事史上最獨特的一道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