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到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的是誰？三位旅居海外的子孫最迫切

“1977年8月22日晚八點，代表同志們請靠右站，輕聲慢行。”警衛員的提醒在燈火通明的天安門廣場上顯得格外清晰。距毛主席逝世已近一年，紀念堂第一次對少數受邀者打開大門，卻沒有誰料到，正式意義上的第一批瞻仰者最終是三位剛從海外歸來的炎黃子孫。

那天夜色并不深，濃烈的白熾燈把北大廳照得如同白晝。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早已在漢白玉坐像前肅立。來自美國的丁肇中、牛滿江、何炳棣三人站在代表隊伍之后，心緒翻涌。幾分鐘前，他們遞交的“特許請求”被批準，“一定要讓他們先進去”——這是中央對科學報國者的一份溫情，也讓他們意外地成為紀念堂開放前的“第一位來賓”。

鏡頭先拉回到十一個月前。1976年9月9日凌晨，中南海燈火通宵，華國鋒剛與汪東興敲定保護遺體方案：取蘇聯列寧墓經驗為鑒，卻不能全盤照搬。徐靜和劉湘屏登上名單，他們需要在15天內完成初步防腐，又要留下二次長久保存的余地。“只許成功”的話語沒有再次出現，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分量。之后的六天吊唁，七百萬人次涌進人民大會堂，場面至今難以復制。

水晶棺的研制成為另一場隱秘的競賽。北京玻璃總廠一度把熔爐溫度加到2000攝氏度，仍難消除折射影像。有人提議換用光學玻璃，有人堅持純水晶方案并行。25噸一級水晶、64次實驗、上百塊報廢品堆滿廠房角落。直到1977年8月初，通體無暇的六塊水晶板終于嵌合成功。從車間到紀念堂南門只不過幾公里，卻動用了一支摩托車護衛隊，還借調了64名解放軍小伙子肩扛入場，只因任何機械吊裝都被否決——振動系數不達標。

而紀念堂本身，短短十個月拔地而起，更像一次集體意志的凝固。設計組剛成立就被問到“放哪兒合適”。中南海、香山、八寶山，甚至有人提出在井岡山原址立陵，但最后還是回到廣場中央。原因很樸素：人民英雄紀念碑在此，五星紅旗第一次升起也在此。周恩來早年的一句話被反復引用——“讓這里成為人民最喜愛的地方”。決定拍板那天已是1976年10月8日，秋風透涼，幾位首長在城樓上俯瞰廣場，誰都沒再猶豫。

工期極限只有六個多月。北京當年罕見低溫，夜里零下十四五度，混凝土一澆就結冰。施工隊在模板外通蒸汽，耗煤量激增，道道白汽讓廣場宛如霧海。有人從40米塔吊上摔下，僅擦破皮卻拒絕去醫院；有人三天三夜沒合眼，回宿舍倒頭睡在水泥地。統計表顯示：六個月內綁扎鋼筋1.2萬噸、挖運土方114萬立方米——不亞于再造一個小型人民大會堂。

雕塑創作同樣跌宕。北大廳巨型坐像敲定房山漢白玉，三個月完工，速度驚人。真正犯難的是四組群雕。方案會上爭論反復，直到有人翻到《毛澤東選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那頁才豁然貫通——主題就用人民戰爭與人民建設。于是，從四川到東北，草稿如雪片寄來，最終挑出“秋收起義”“抗日烽火”“土地改革”“時代新貌”四幅。八十多位雕塑家在簡易棚里一住半年，最冷的夜里靠烤鐵桶取暖，手指僵硬也不肯停錘。

再說回1977年8月22日晚。三位海外科學家在北大廳鞠躬后轉入瞻仰廳。透明棺內，毛主席雙手覆蓋黨旗，神情安詳。牛滿江后來回憶：“那一刻，科學與信仰交匯，心跳聲比腳步聲更響。”他們緩緩繞行一周，未發一語。緊隨其后的，是參加中共十一大的代表們。許多老紅軍淚流滿面，有人恨不得再握主席的手，卻只能高舉拳頭悄聲喊一句“報告首長，我來了”。

第三位特殊訪客是鐵托。8月28日午后，他在李先念陪同下走入大廳，花圈上僅寫“南斯拉夫人民敬獻”。這位曾在國際舞臺與各方斡旋的硬漢，在水晶棺前停留了足足五分鐘，隨后輕聲說了一句塞爾維亞語，大意是“老朋友，我兌現承諾了”。很多工作人員當時還不知道，毛主席生前曾稱贊他“骨頭是硬的”。

9月9日紀念堂正式對公眾開放。首日安保壓力空前，廣場外圍排隊長龍五公里。老人拄拐、小孩騎肩，沒有人喊累。那之后，每年清明、國慶，總有人專程來北京就為了走這一圈；外國首腦訪華，把敬獻花圈當作重要政治禮儀；普通游客則在留言簿寫下寥寥數句：“沒見過主席，但他一直在。”

回望建造過程，它其實是一部“眾人成城”的現實史詩。設計師、醫生、玻璃工、農民工、警衛員，一個個名字未必載入史冊，卻在不到十個月里讓世界刮目。也正因此，當三位遠道而歸的華裔學者成為第一批瞻仰者時，象征意義遠勝排隊次序——毛主席生前常講“歸根結底是人民”，此刻“人民”三個字被再次寫得鏗鏘：不論身處何方，血脈與記憶，終會讓我們在同一尊像前默默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