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朱道來聯系賀敏學，透露了一件事情，賀：幸好子珍不知道

“小毛毛”這三個字，像一根生銹的針，扎進賀家三代人的肉里，拔出來帶血，插回去又看不見傷口。1971年，南京一家廠辦醫院給37歲的朱道來下了肝癌晚期的判決，他托人給上海寄了張明信片，只有一行字：舅，我可能要走了。賀敏學把明信片鎖進抽屜，轉頭對秘書說，今天起，凡是江西來的信，都先放我桌上。那一刻，他慶幸姐姐賀子珍正遠在福建養病，耳背，心不背。

其實早在1953年，北京東城那座灰磚小樓就演過一出啞劇。邵式平把朱道來從瑞金接來，照片送到中南海，賀子珍隔著一張圓桌，手指在玻璃板上摩挲，眼淚滴在呢子外套上，像一場無聲的暴雨。毛家這邊剛準備認親，半路殺出一個南京女人，手里舉著出生證、疫苗卡，還有一張褪色的百日照，說孩子是她1934年逃難時丟的。周總理把兩摞材料并排擺開，沉默三分鐘，只說一句：先讓娃上學吧。朱道來被帥孟奇領走，戶口本上“監護人”一欄寫得客氣——“組織”。從此，他有了干凈床單、牛奶券，也有了不能隨便說的姓。

帥家飯桌上，帥孟奇給他夾菜，叫他“小朱”，他答應；同學問他是不是“那個朱”，他搖頭。1960年，他考上南京機床廠技校，畢業分配時檔案里多了一句“政治表現可靠”，沒人告訴他這句評語是替誰擋了雷。車間師傅回憶，朱道來手極穩，車出的一根根絲杠亮得能照見胡子，可夜里常醉，醉了就唱《紅梅贊》，調子跑得厲害，仍唱。有人猜，他是把搖籃曲和國歌混到一起了。

再往前倒帶，1934年瑞金的雨夜，毛澤覃把襁褓交給朱盛苔，只說“紅軍要轉移，孩子姓毛，先姓朱吧”。老鄉以為“先”是幾天，沒想到是十七年。朱盛苔兩口子把嬰兒衣服拆了，在里層繡了個“毛”字，又縫回去，線頭藏得比秘密還深。后來衣服被土頑搜走，只剩黃月英一句口供：“孩子左耳垂有顆痣。”1953年干部比對時，朱道來左耳那顆淡褐色的痣被拍了特寫，照片背面寫著“似相符”，三個字的縫隙里，全是嘆氣的空間。

1949年車禍現場，泰和縣的盤山公路比謠言還陡。賀怡的吉普車翻下三十米，她懷里還抱著剛找到的“疑似”男孩——不是朱道來，是另一個被戰火掰碎的家庭的碎片。消息傳到南昌，賀子珍正在給部隊做報告，話筒“咔”一聲斷電，她站在黑暗里，整整三分鐘沒動，像被時間罰站。后來有人把這段寫成“母親感應”，其實她只是膝蓋軟了，扶不住講臺。

1971年深秋，朱道來最后一次出廠大門，工裝口袋里塞滿止疼片。他騎二八大杠去中山陵，把車子一扔，爬到臺階最高層，躺平，看天。那天南京上空有殲五拉線，白煙劃得筆直，像誰給天空車了一道絲杠。回醫院后，他寫了一張“請把遺體交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紙條，落款仍寫“朱道來”。賀敏學趕來時，人已經涼了，護士遞給他一塊上海牌手表，表背刻著“道來”兩個小楷——是帥孟奇當年送他的成年禮。賀敏學把表揣進兜里，沒哭，只說：“這小子，到死都沒敢姓賀。”

后來，瑞金鄉下重修族譜，朱盛苔的孫子把“道來”寫進“養子”欄，備注“生于1934，卒于1971，身世待考”。七個字，比長征還長。有人提議做DNA，可毛家后人搖頭：算了，再驗也是血肉，驗不出那十七年。于是朱道來的墓碑上依舊光禿禿，沒族徽，沒遺像，只一行生卒，像一根沒車完的毛坯，留給歷史去猜毛刺。

偶爾有游客經過，會問導游：“這誰？”導游背過身，小聲補一句：“可能是毛主席丟的那個兒子。”風吹過來，尾音被草蓋住，像1934年那個雨夜，有人把姓縫進布里，再沒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