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利國家生死以——林則徐虎門銷煙

林則徐（1785—1850年），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是近代中華民族捍衛國家主權、反抗殖民侵略斗爭中涌現的偉大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座耀眼豐碑。

他在深刻影響了歷史走向的同時，更不斷帶給后人以思想上的教益與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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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經世之志，成濟民之事

林則徐能夠成為忠誠愛國、憂民濟世的一代名臣、民族英雄，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滋養。林則徐出身于下層知識分子家庭，自幼接受系統的儒家文化教育，也習得了深厚的傳統道德修養。他曾經撰寫過一篇“十無益”家訓，其中就有“存心不善，風水無益”“行止不端，讀書無益”“心高氣傲，博學無益”“作事乖張，聰明無益”等條目，鮮明地體現了林則徐對正心、齊家、篤行等中國傳統修身處世之道的服膺與踐行。

在林則徐身上，我們還能看到傳統文化中經世致用、勤奮務實等思想的積極影響。清朝后期，政治腐敗，國力衰頹，弊竇叢生。于是，倡導不尚空談、直面現實、推進改革，以“匡時濟民”挽救國家危局的經世思潮興起。這是時代的呼聲，也是林則徐從政道路的選擇。早在求學時期，他就立下“經國救世”之志，為學“實事求是，不涉時趨”。考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官之后，他“益究心經世學”，還編撰了《北直水利書》為朝廷治水建言獻策。之后，林則徐在多個省份擔任地方官，每到一地，他都力求“興利除弊”“利用便民”，治理水患、整頓鹽政漕務、獎勵農業生產、清理吏治，“所蒞治績皆卓越”，成為朝廷中經世派官員的代表。后來他能夠銳意禁煙御侮，更與“經世致用”思想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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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不絕誓不回

嘉慶、道光時期，清廷內部倡導“經世致用”的開明官員不乏其人，而能讓林則徐脫穎而出、成為一代民族英雄的，正在于他不但善“治內”，還能“治外”，跳出傳統王朝治理的定式，將維護國家安全的視野投向了外交和邊防。

對鴉片貿易之危害、海防問題之嚴峻，林則徐久有了解。早年任江蘇按察使時，他就認為江蘇風氣敗壞，全因鴉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蘇禁煙。在1838年清廷的禁煙大討論中，他更嚴正指出，“此禍不除，十年之后，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直指鴉片問題之要害，打動了道光皇帝。隨即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赴廣州查禁鴉片。禁煙事關外交，牽涉面廣，阻力很大，對此林則徐早有準備。赴任之前他就向同僚和師友表示，“原知此役乃蹈湯火”“早已置禍福榮辱于度外”，表現了一位進步士大夫忠心謀國、大公無私的高風亮節和無畏氣概。

從1839年3月抵達廣州到1840年10月被革職，林則徐主持禁煙并領導抗英斗爭十余個月。其間他詳密訪查，精心謀劃，一面對外國鴉片商人據理力爭，嚴行禁令，法在必行，絕不姑息；一面查處與外商沆瀣一氣的本地不法行商、官員，整頓官場和社會風氣，體現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高度原則性和嚴肅性。依靠過人的政治能力和清廉剛正的官德操守，他應對內外反動勢力軟硬兼施的種種手段，始終立場堅定、志在必行：“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這擲地有聲的表態，給不法商人和侵略勢力以巨大震懾。最終，1839年6月，由林則徐親自主持，在虎門海灘將收繳的近2萬箱、總重230余萬斤的鴉片全數公開銷毀，取得了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史上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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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的過人之處，還在于他堅持立場的同時，又不保守僵化、盲目排外。戰斗在對外交涉與抗擊侵略的前線，他深切認識到自己乃至整個清朝官場對世界形勢、外國國情的無知，于是積極收集、翻譯外文報刊和書籍，如將外國人針對中國的言論翻譯匯編為《華事夷言》，將澳門外文報紙上的新聞和評論編譯為《澳門新聞紙》，力求從中獲取信息和情報，做到知己知彼。他還主持將英國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編譯為《四洲志》一書，該書記述了世界上30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和政治狀況，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世界地理志。后來，林則徐的同道好友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又增補成《海國圖志》一書，影響益著。

林則徐還將西方知識運用于對敵斗爭。他組織編譯了西方學者的《國際法》著作（譯名《各國律例》），并借此批駁英方在拒繳鴉片、治外法權等問題上的無理要求。隨著國際視野的不斷開闊，林則徐更意識到需要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才能抵御外國的侵略，于是萌生出“師敵長技以制敵”的思想，由此開啟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掙脫保守封閉痼習、積極吸收借鑒國外發展經驗與文明成果的先河。林則徐也被后人譽為晚清“維新運動的重要先驅者”，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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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近代中國“塞防論”先聲

在禁煙的過程中，林則徐對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圖謀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一面主持禁煙，一面積極備戰，修炮臺，練水勇，嚴密布防，多次挫敗英軍挑釁。鴉片戰爭正式爆發后，他更是粉碎了英軍進攻廣州的圖謀，書寫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勇抗侵略的英雄篇章。

在廣東占不到便宜，英軍轉而北上，先攻定海，再抵天津，直接威脅北京。清政府驚慌失措，朝內主和派得勢，林則徐反成了戰爭失敗的“罪人”。1840年10月，清廷將林則徐革職，之后又“從重發往新疆伊犁，效力贖罪”。

從一品大員淪為流放罪臣，林則徐并沒有灰心喪膽、消沉墮落，而是全然以國家為重，置個人生死于度外。他在趕往新疆的戍途中，寫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曠世名句，至今警勵世人。到新疆后，林則徐更加積極投身于當地治理和建設實踐。他捐修渠道、查勘荒地、改良技術、鼓勵生產，至今伊犁還有“林公渠”存世。他高度重視新疆的邊防，不斷呼吁要警惕并防備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西北邊疆的侵略，主張積極練兵、巡防、屯田，開近代中國“塞防論”之先聲，為維護國家統一、邊疆安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1845年，內外交困的清政府重新起用林則徐。1850年11月，他在赴任廣西途中病逝，結束了波瀾壯闊又充滿遺憾的一生。林則徐終身都在踐行生死利國的信念，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的突出代表，也是仁愛、民本、務實、勤勉、廉潔等中華傳統美德的卓越踐行者和弘揚者。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王煦），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