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覓洞察：看不上or看不懂“嫌棄“跨境十年 廣州還有機會嗎？

“當一座城市不再能為跨境電商行業提供匹配的政策支持、產業生態和發展機遇時，行業自然會選擇用腳投票。“

廣州在跨境出海賽道上的 “被嫌棄”，本質上是政策響應滯后、產業適配不足、生態構建緩慢導致的行業資源流失。

廣州已失去“跨境出口電商黃金十年”，眼看著要繼續再次失去”跨境出海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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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跨境出海“嫌棄”的廣州時間不多了

1、廣州被跨境出口電商行業”嫌棄“？

2015年，廣州成為亞馬遜第一屆全球開店跨境峰會的舉辦地，這一事件本應是這座千年商都擁抱跨境出海浪潮的起點。

當時，亞馬遜選擇廣州，看重的是其作為華南外貿樞紐的積淀、珠三角完善的產業供應鏈，以及數千萬僑胞帶來的全球商貿網絡。

峰會吸引了全國數千家跨境電商企業參會，廣州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次年便達到146.8億元，占全國29.4%，出口86.5億元同比增長1.5倍，穩居全國首位。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屆峰會成為廣州與亞馬遜全球開店年度峰會的“唯一交集”。

此后十年間，亞馬遜全球開店的年度峰會再也沒有重返廣州，轉而落地上海、杭州、廈門、深圳、南京等城市。這一現象并非偶然，而是行業資源流動的直觀體現：當一座城市不再能為跨境電商行業提供匹配的政策支持、產業生態和發展機遇時，行業自然會選擇用腳投票。

廣州在跨境出海賽道上的“被嫌棄”，本質上是對跨境出口電商理解的政策響應滯后、產業適配不足、生態構建緩慢導致的行業資源流失。

2、為什么：峰會遷移背后的城市競爭力分化

（1）2015-2025年亞馬遜全球開店跨境峰會舉辦城市回顧

梳理2015至2025年的峰會舉辦軌跡，能清晰看到跨境電商行業資源的流動方向：

2015年首屆落地廣州后，2016年亞馬遜與杭州簽署合作備忘錄并深化合作，2019年年度峰會選擇上海舉辦，吸引上萬名賣家線下參與，線上直播參與者更是翻倍，同年還在杭州錢塘智慧城落地全國首個亞馬遜全球開店跨境電商園；

2024年，峰會首次進駐南京，市委書記、市長親自會見亞馬遜高管并致辭，彰顯城市重視程度。

2020-2023年期間，受疫情影響，峰會曾以線上形式舉辦，但線下恢復后仍未考慮廣州。

這十年間，亞馬遜全球開店的峰會舉辦地形成了“上海-杭州-廈門-寧波-深圳-南京”的輪換格局，本身跨境重鎮之一的廣州卻一直被排除。

這種布局調整背后，是亞馬遜對不同城市跨境電商發展生態的綜合評估，也折射出廣州在行業核心資源爭奪中的持續缺位。

（2）歷屆峰會舉辦城市對跨境電商的多維支持

舉辦城市對跨境電商的支持呈現出“政府引導+行業協同+產業賦能”的三維聯動特征，這正是廣州所欠缺的。

南京作為2024年舉辦地，迅速出臺跨境電商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支持企業“觸網升級”、吸引知名企業落戶、參與標準制定等目標，還升級了亞馬遜南京辦公室，發布30余項賦能舉措，涵蓋產業帶開發、品牌建設、服務商生態和人才培養等領域。

市政府與亞馬遜達成明確合作共識，將峰會成果轉化為具體政策落地，這種“峰會搭臺、政策唱戲”的模式讓行業資源快速沉淀。

上海2019年舉辦峰會時，依托浦東機場全球前三的航空貨運樞紐優勢，為跨境電商提供高效物流支撐，當時發布的亞馬遜2020年四大戰略中，全球物流網絡拓展與上海的物流樞紐定位高度契合。

上海海關后續推出跨境電商B2B出口試點，2022年浦東機場口岸跨境電商出口貨值已達389億元，同比激增2.8倍，申報票數增長58%，形成“峰會帶動政策創新、政策推動產業增長”的良性循環。

杭州則將峰會合作轉化為長期生態構建，2019年落地亞馬遜全球首個綜合性賣家培訓中心，發起“101時代青年計劃”，與亞馬遜共同推動辦公家具、智能家居等產業帶數字化轉型。

作為全國首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杭州推出113條制度創新清單，率先試點“無票免稅”“所得稅核定征收”等政策，形成“六體系兩平臺”的成熟模式并向全國推廣，這種系統性支持讓杭州成為跨境電商政策創新的標桿。

反觀廣州，在2015年峰會后并未出臺針對性的后續支持政策，既沒有像杭州那樣構建長期培訓體系，也沒有像南京那樣制定專項行動計劃，導致峰會帶來的行業熱度快速消散，未能轉化為產業發展動能。

（3）歷屆峰會后三年舉辦城市跨境出海的發展成就

峰會舉辦往往成為城市跨境電商發展的“加速器”，后續三年的發展數據直觀展現了這種帶動效應。

杭州在2019年與亞馬遜深化合作后，2020-2022年跨境電商出口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速，培育出子不語、卡羅特等頭部企業，其中子不語成功上市，成為杭州跨境電商品牌化發展的代表。

到2025年，杭州已吸引沃爾瑪全球電商、酷澎、樂天等國際平臺落戶，本土培育的阿里巴巴國際站、速賣通、菜鳥等形成完整生態，21所高校開設跨境電商專業，每年培訓人才10萬人，峰會帶來的平臺資源已深度融入城市產業體系。

上海2019年峰會后，跨境電商出口進入爆發期，2020-2022年浦東機場口岸跨境電商出口從試點初期的月均30萬票，增長到2022年12月單月破2000萬票的紀錄，單個包裹平均貨值從100元提升至300元，商品品類從服裝小飾品拓展到高附加值產品，實現了規模與質量的雙重提升。

這種增長背后，是峰會促成的平臺資源與城市物流、產業優勢的深度融合。

南京2024年舉辦峰會后，雖然暫無完整三年數據，但2025年已顯現增長勢頭，亞馬遜平臺上南京賣家數量同比增長30%，海外倉布局速度加快，政府與亞馬遜合作的產業帶開發項目已覆蓋電子、家居等優勢品類，預計未來三年跨境電商出口增速將保持在30%以上。

對比之下，數據顯示，廣州2015年峰會后，2016-2018年跨境電商出口增速從1.5倍逐步回落至20%左右，2018年1-9月跨境電商進出口僅增長4.8%，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種增速放緩與舉辦城市的快速增長形成鮮明反差，凸顯了當時的廣州對跨境出口電商發展機遇的把握不足。

（4）廣州十年跨境出口電商的監管關注、行業支持與成就

廣州十年跨境出口電商的發展呈現“起點高、增速緩、生態弱”的特征，成就與潛力嚴重不匹配。

政策支持方面，廣州雖在2015年成為南沙自貿區核心片區，推出“跨境電商監管新模式”等制度創新案例，但政策重心長期偏向進口。

2016年廣州跨境電商進口60.3億元，占全國23.1%，而出口支持政策多為通用性表述，缺乏針對性。

直到2024年，廣州市才在政策答復中明確加強跨境物流體系建設、服務平臺優化、人才培育等措施，但已落后杭州、深圳多年。

行業支持上，廣州未形成規模化的跨境電商產業園區或集聚區，服務商生態零散。

雖然2025年建成17個跨境電商監管作業場所，保稅倉儲面積42.4萬平方米，海外倉62個，但這些基礎設施未能有效整合，服務效率不高。對比深圳11個監管場所形成的全業態布局，廣州的設施優勢未能轉化為產業優勢。

發展成就方面，廣州跨境電商規模從2016年146.8億元增長至2024年跨境電商零售出口增長近20%，2024年外貿出口突破7000億元，其中美妝洗護用品出口近100億元，增長32.1%，成為全國第一大出口城市。

但橫向對比，深圳2024年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3720億元，連續3年全國第一，杭州培育出多家上市公司，廣州的增長速度和質量均處于下風。

3、深圳跨境電商產業集群的形成邏輯

深圳能誕生華南城四天王、坂田五虎等跨境電商標桿企業，形成坂田、天安云谷、前海等區域發展中心，核心在于“產業基礎+政策紅利+生態協同”的三重驅動。

從產業基礎來看，深圳擁有全球最完善的電子信息產業供應鏈，3C數碼、智能家居等產品占據全球市場優勢，這為跨境電商提供了高性價比、強競爭力的貨源。

坂田天安云谷聚集的50%跨境電商企業中，3C數碼、藍牙耳機等品類憑借本地供應鏈優勢，能實現快速研發、生產、出海的閉環，反應速度遠快于其他城市。

政策支持上，深圳自2016年成為跨境電商綜試區后，構建了“商、關、匯、稅、貸、保”六位一體監管服務模式，搭建統一數字底座，取消海外倉模式備案要求、簡化出口單證申報手續，讓企業“輕裝上陣”。

前海自貿區的制度創新、稅收優惠等政策，吸引了大量跨境電商企業和服務商集聚，前海8%的跨境電商企業專注寵物家具、美容儀器等細分品類，形成差異化優勢。

生態協同方面，深圳建成5個國家級電商示范基地，孵化全國超一半的跨境電商配套服務商，形成賣家、平臺、服務商“1+1+1＞N”的合力。

南山15%的企業聚焦掃地機器人、AI機器人等高科技產品，依托深圳的研發優勢打造品牌；龍華、坪山等區域根據產業基礎形成特色品類集群，這種“全域協同、分區聚焦”的布局，讓深圳跨境電商形成規模效應和創新活力。

此外，深圳開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了全國跨境電商人才，25萬國際人才和完善的創業支持體系，讓中小企業能快速成長。

對比廣州，深圳的政策更具前瞻性，產業更具集聚性，生態更具協同性，這正是其能成為“跨境電商之都”的核心原因。

4、深圳跨境出口電商的區域品類分布特征

深圳跨境出口電商形成了“核心集聚、多點輻射”的區域品類分布格局，各區域依托產業基礎形成鮮明特色。

坂田天安云谷作為核心集聚區，占據深圳跨境電商50%的份額，品類覆蓋3C數碼、藍牙耳機、服裝、汽配、家居、玩具等，依托華南城的供應鏈資源和天安云谷的產業配套，成為全國跨境電商的標桿區域。

這里的企業多以亞馬遜平臺為主，憑借供應鏈快速響應能力，能在短時間內打造爆款產品。

南山區憑借高科技產業優勢，15%的跨境電商企業聚焦掃地機器人、泳池清洗機、AI機器人等高端智能產品，這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契合全球消費升級趨勢，部分企業的產品在亞馬遜平臺占據TOP3位置。

龍華區9%的企業專注化妝品、家具、兩季品、耳機等品類，依托本地的美妝產業帶和家具制造業基礎，以性價比為核心競爭力，深耕歐美中端市場；

前海片區8%的企業聚焦寵物家具、美容儀器等細分賽道，借助自貿區的政策優勢和跨境金融服務，打造精細化品牌；

坪山區8%的企業集中在耳機品類，形成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基地；寶安區和沙井分別以5%的份額布局兩季品和公路自行車，依托港口物流優勢拓展全球市場。

這種區域品類分布并非人為規劃，而是市場自發形成的結果，體現了深圳跨境電商與本地產業基礎的深度綁定，也反映了其產業生態的靈活性和多樣性，這正是廣州所缺乏的產業集聚效應。

二、廣州“看不上”跨境出口電商？

1、廣州”看不上“跨境出口電商？

廣州對跨境出海的“看不上”，本質上是城市發展戰略的優先級排序問題，體現在政策資源分配、產業發展重心、城市定位認知三個層面。

政策資源分配上，廣州長期將外貿發展重心放在傳統一般貿易和跨境進口上，跨境出口僅作為補充。

2015-2024年，廣州出臺的跨境電商相關政策中，關于進口的保稅倉儲、通關便利、消費促進等措施占比超60%，而出口支持多為通用性的物流優化、通關提速，缺乏像深圳“海外倉補貼”、杭州“品牌培育基金”那樣的針對性政策。直到2024年，廣州市才提及支持海外倉布局和品牌出海，但政策力度和覆蓋范圍遠不及深圳、杭州。

產業發展重心上，廣州始終堅守“千年商都”的傳統商貿定位，將專業批發市場、會展經濟作為核心優勢，對跨境電商這種“線上+跨境”的新型貿易形態重視不足。

在城市發展規劃中，跨境電商長期處于“依附于外貿發展”的次要地位，未被納入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導致資源投入不足、發展動力匱乏。

城市定位認知上，廣州對跨境出海的戰略意義理解滯后，未能認識到其對傳統產業升級、城市國際化轉型、乃至中國新出海的帶動作用。

當深圳將跨境電商作為“買全球賣全球”的核心抓手，杭州將其作為“數字經濟出海”的重要載體時，廣州仍將跨境電商視為傳統外貿的補充，這種認知差距導致廣州在跨境出口電商行業競爭一直游離狀態。

2、廣州騰籠換鳥：專業批發市場清理的得失與影響

廣州自2015年起推進“騰籠換鳥”戰略，累計完成322家專業批發市場的轉型疏解，其中原地轉型升級58家，規范整治177家，業態轉營41家，拆除關閉32家，搬遷疏解14家。

這一舉措旨在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推動產業升級，但對跨境出口電商的發展產生了復雜影響。

從“得”的方面來看，部分專業批發市場通過數字化轉型接入跨境電商賽道，形成新的增長點。

流花服裝批發市場開發運營垂直服飾類跨境電商平臺商城，吸引2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訪問，觸達過億人次；

名商天地皮料五金龍頭市場聚集70多家假發跨境電商企業，年交易額超10億元，通過阿里巴巴國際站、eBay等平臺銷往歐美；

萬菱廣場、中港皮具城等9家批發市場納入市場采購貿易試點，實現跨境電商與傳統批發的融合。

但從“失”的角度分析，大規模清理對跨境電商供應鏈造成了顯著沖擊。

鞋服箱包、消費電子、美妝彩妝等品類的中小制造企業和商戶大量外遷，夏茅工業區拆遷導致三分之一鞋廠淘汰出局，超百家制鞋企業遷往番禺、佛山等地，近6萬平米老舊廠房被拆除。

這種外遷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搬遷成本和物流成本，周邊地區廠房租金短期內上漲30%，還導致廣州本地跨境電商賣家的供應鏈響應速度變慢，部分賣家因無法及時對接貨源而選擇將供應鏈轉移至深圳、珠三角乃至全國其他區域。

更嚴重的是，清理過程中缺乏對跨境電商供應鏈的保護和引導。廣州的專業批發市場長期是跨境電商賣家的核心貨源地，尤其是中小賣家依賴市場的小額批發、快速補貨優勢。

但在騰籠換鳥過程中，政府未規劃專門的跨境電商產業承接區，也未建立貨源地與賣家的對接機制，導致供應鏈斷裂。

對比杭州推動產業帶與跨境電商對接的做法，廣州的騰籠換鳥只注重“騰籠”，卻忽視了“換鳥”的產業承接，最終導致跨境電商持續發展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就近供應鏈基礎土壤。

3、廣州跨境進出口電商的政策支持差異

廣州對跨境進口和出口電商的政策支持呈現“重進口、輕出口”的顯著分化，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者發展失衡。

跨境進口方面，廣州憑借南沙自貿區、白云機場等優勢，構建了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在通關便利化上，推出“雙前置”貨站監管模式、冰鮮水產品“就地檢”、車厘子“快速驗”等專項措施，2024年白云機場冰鮮水產品、南沙口岸車厘子進口量均增長超四成。在基礎設施上，建成42.4萬平方米跨境電商保稅倉儲面積，17個海關監管作業場所重點服務進口業務，菜鳥、京東、唯品會等龍頭企業的進口業務在廣州快速擴張。

在政策紅利上，南沙自貿區實行“境內關外”監管政策，貨物進出自由、外匯進出自由，吸引了大量進口電商企業落戶，2024年廣州消費品進口值占全市進口總值的22.1%，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跨境出口方面，政策支持長期處于“被動跟進”狀態，缺乏系統性和前瞻性。

通關便利化措施多為全國統一推行的常規操作，如2024年上線的跨境智慧物流信息系統，雖實現全鏈路可追溯，但比深圳的“智慧場站”晚了3年；

在海外倉支持上，直到2024年才出臺政策引導企業布局，而深圳早在2020年就已推動海外倉標準化建設，2025年上半年深圳跨境電商海外倉（9810）出口貨值同比增長19.5倍；

在財稅支持上，廣州未推出針對跨境出口的專項退稅優惠或資金補貼，而杭州則早早就已試點“無票免稅”政策，深圳提供出口信用保險補貼，大大降低了企業成本。

政策引導方向上，廣州將跨境進口與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深度綁定，通過進口商品展示、保稅體驗等業態豐富消費場景，而跨境出口僅作為外貿增長的輔助手段，未與傳統產業升級、品牌培育等戰略進行系統務實相結合。

這種政策傾斜導致廣州跨境進口規模連續9年全國第一，但跨境出口增速遠低于深圳、杭州，形成“進口強、出口弱”的失衡格局。

4、千年商都的保守與跨境浪潮的沖突

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形成的保守、穩重的商業文化，在跨境出海浪潮中逐漸成為發展桎梏。這種文化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對新型貿易形態的接受度低。

廣州的商業優勢長期依賴線下專業批發市場、廣交會等傳統載體，商家習慣了“面對面交易、批量拿貨”的模式，對跨境電商“線上交易、小額批發、直面終端”的新型模式缺乏信任和適應能力。

許多專業批發市場的商戶即使接入跨境電商平臺，仍沿用傳統批發思維，缺乏數字化運營能力和品牌意識，難以在全球市場競爭中立足。

二是風險偏好偏低，創新動力不足。

廣府商人注重穩健經營，對跨境出海面臨的匯率波動、政策風險、市場不確定性存在天然抵觸，更傾向于深耕國內市場和傳統外貿渠道。相比深圳企業“敢闖敢試”的創新精神，廣州跨境電商企業多選擇跟隨策略，缺乏在獨立站建設、品牌出海、新興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突破性嘗試。

三是路徑依賴嚴重，轉型意愿薄弱。

廣州長期依賴“前店后廠”的傳統商貿模式，對跨境電商這種需要“數字化轉型+全球化布局”的新型模式，缺乏主動轉型的緊迫感。

政府層面也未能及時引導傳統商貿企業向跨境電商轉型，導致大量優質的鞋服、美妝、家具等產業資源未能轉化為跨境出海優勢。

而深圳、杭州則通過政策引導，推動傳統產業與跨境電商深度融合，實現了產業升級。

這種保守與穩重，在全球化緩慢推進的時代是優勢，但在跨境電商快速迭代、市場競爭白熱化的當下，卻意味著錯失機遇。

當深圳企業在亞馬遜平臺快速打造爆款，杭州企業通過獨立站構建品牌時，廣州的不少傳統企業仍在堅守傳統模式，最終被行業浪潮甩在身后。

5、廣州人才優勢未能轉化為跨境出海動能的根源

廣州擁有華南最豐富的高校資源和人才儲備，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高校每年培養大量商科、外語、計算機專業人才，人才板凳深度遠超深圳。

但這些人才優勢未能轉化為跨境出海的發展動能，核心原因在于“人才供給與行業需求脫節”。

高校人才培養體系和本地智庫資源挖掘滯后于行業發展。

廣州僅有10余所院校設置跨境電子商務專業，且課程設置偏重理論教學，缺乏實操訓練和行業對接。多數高校仍以傳統國際貿易、電子商務專業為主，課程內容未涵蓋亞馬遜運營、獨立站建設、跨境物流、海外營銷等跨境電商核心技能，導致畢業生難以直接滿足企業需求。

不少高校的跨境電商課程設置陳舊，只懂宏觀敘事，卻無法給企業務實可行之策略和輔導。企業與高校間缺乏有效的聯合培養與實戰轉化機制，導致“有人才，但無可用之才”。

廣州大量的工貿一體型跨境出海企業和產品型跨境出海企業急需的多渠道本土化產品品牌出海路徑長期戰略制定及系統落地能力一直沒有很好滿足。

與此同時，大量植根本地持續多年致力廣州跨境電商發展的行業智庫能力和資源并未得到充分發掘和開發。

比如多渠道本土化產品品牌出海增長、廣東省電子商務協會跨境專委會專家、執委會主任、中國跨境電商50人論壇成員的亞覓出海等為代表原生于全球品牌及跨境出海行業的研究智庫，則一直持續多年陪伴廣州跨境出海行業成長。

對比杭州成立全國首個跨境電商學院，21所高校開設相關專業，每年培訓10萬人次，廣州的人才培養速度和質量均存在差距。

人才政策缺乏針對性，難以吸引跨境電商高端人才。

廣州的人才政策多聚焦于高端科研人才、領軍人才，對跨境電商領域的運營人才、營銷人才、技術人才缺乏專項支持。

而深圳推出“跨境電商人才計劃”，提供住房補貼、子女教育優惠等政策；杭州通過“精英人才培訓班”“人才基地建設”等方式，吸引全國跨境電商人才集聚。

城市產業生態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跨境電商人才的成長需要完善的產業生態，包括優質企業、專業服務商、行業交流平臺等。

廣州跨境電商企業及服務商生態零散，缺乏頭部服務商，人才難以獲得，行業交流活動相比深圳杭州稍遜一籌，在強力競爭的深圳虹吸效應效應下，廣州的動作顯得異常無力。

相比之下，深圳、杭州的跨境電商生態能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成長支持，吸引大量跨境出口電商從業者和創業者涌入。

6、廣州外貿行業的衰落與跨境出口電商的崛起斷層

廣州外貿行業的傳統優勢逐漸衰落，而跨境出口電商未能及時補位，形成了“舊動能減弱、新動能不足”的斷層局面。

廣州外貿的衰落體現在傳統優勢產業競爭力下降和增長動力不足。

曾經支撐廣州外貿的紡織服裝、鞋類、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成本上升、訂單外流的壓力。受美國關稅政策沖擊，部分紡織服裝企業將產線遷至越南等成本洼地，導致廣州相關產品出口增速放緩。

2015-2024年，廣州外貿進出口增速從兩位數逐步回落至2024年的3%，雖2024年出口額突破7000億元，但增速遠低于深圳的跨境電商增速，傳統外貿的增長引擎作用持續減弱。

跨境出口電商本應成為外貿增長的新動能，但廣州未能抓住這一機遇。

2016年廣州跨境電商出口占全國36.3%，但此后增速持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24年跨境電商零售出口增長近20%，雖看似不錯，但對比深圳2024年跨境電商進出口3720億元、連續3年全國第一的成績，差距十分明顯。

更重要的是，廣州跨境電商與傳統外貿的融合度極低，傳統外貿企業向跨境電商轉型的比例不足10%，而深圳、杭州的這一比例均超過30%。

造成這種斷層的核心原因在于政策引導缺失和產業協同不足。

政府未出臺鼓勵傳統外貿企業轉型的專項政策，缺乏資金支持、人才培訓、平臺對接等配套服務；

傳統外貿企業轉型意愿不強，仍依賴線下展會、代理商等傳統渠道，對跨境電商的數字化轉型存在抵觸情緒；

跨境電商企業則多為新興企業，缺乏與傳統外貿企業的供應鏈協同，難以借助傳統外貿的渠道資源和客戶基礎。

這種斷層導致廣州外貿行業在傳統優勢減弱時，未能通過跨境電商實現動能轉換，而深圳、杭州則通過跨境電商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實現了外貿的高質量增長。

7、廣州跨境出海的產業資源復盤

廣州擁有豐富的產業資源，但這些資源未能有效整合轉化為跨境出海優勢，具體可從以下維度復盤：

產業供應鏈資源方面，廣州依托珠三角產業帶，在紡織服裝、鞋類、箱包、美妝、家具等品類擁有完整的供應鏈體系。

廣州是全國美妝洗護用品第一大出口城市，2024年出口近100億元，增長32.1%；中大紡織商圈是全國最大的紡織面料集散地，聚集數千家紡織企業；

白云區的皮具、番禺區的珠寶、花都區的皮革制品等產業帶，均具備跨境出海的產品優勢。

但這些產業帶多以傳統制造和線下批發為主，數字化程度低，缺乏針對跨境電商的柔性供應鏈能力，難以滿足小批量、多批次、快速補貨的跨境需求。

物流通關資源方面，廣州擁有白云機場、南沙港兩大樞紐口岸，2024年兩大口岸進出口貨運量分別增長14.2%和18.7%；廣州國際港開行中歐班列390列，形成“海陸空鐵”立體物流網絡。

通關方面，廣州跨境電商通關信息化系統已上升為全國統一版本，2025年建成17個監管作業場所，具備良好的物流通關基礎。但資源整合不足，白云機場的航空運力與跨境電商需求對接不暢，南沙港的海運快線發展滯后于深圳鹽田港，中歐班列的跨境電商貨物占比不足20%，物流效率和成本缺乏競爭力。

僑胞資源方面，廣州擁有數千萬僑胞，分布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廣泛的海外商貿網絡。這些僑胞在當地擁有豐富的渠道資源、市場認知和人脈關系，本應成為廣州跨境出海的重要橋梁。

但目前僑胞資源的利用僅限于傳統外貿的人脈介紹，未形成系統化的合作模式，缺乏針對僑胞的跨境電商合作平臺和政策支持，數千萬僑胞的資源優勢未能轉化為跨境出海的競爭優勢。

會展經濟資源方面，廣交會作為中國外貿的“晴雨表”，每年吸引數十萬境外采購商，但廣交會的數字化轉型滯后，未能與跨境電商深度融合。

廣州雖舉辦中國（廣州）跨境電商交易會，但規模和影響力遠不及杭州的全球跨境電商峰會、深圳的高交會，未能形成連接全球資源的行業平臺，會展經濟對跨境電商的帶動作用有限。

三、廣州“看不懂”跨境出海？

1、廣州跨境出海的自然生長與生態浮沉

廣州跨境電商的發展呈現“自然生長”的特征，缺乏政府引導和生態培育，導致龍頭企業、明星企業和服務生態企業均經歷起伏浮沉，未能形成持續發展的動能。

廣州本地跨境出口電商龍頭企業的浮沉軌跡尤為典型。

廣州棒谷作為早期跨境電商“老兵”，2017年GMV已突破80億元，連續7年蟬聯eBay中國區銷售金獎，亞馬遜平臺貢獻核心營收。

但由于內外因素主客觀因素綜合影響下，棒谷在2017年啟動的IPO進程后，因海外倉庫存周轉問題、風控沖擊等因素受阻，2022年上半年營收同比下滑40%。

雖提前布局獨立站，在2020年亞馬遜封號潮中實現部分訂單回流，但長期轉型的陣痛明顯，短時間內很難像深圳安克創新那樣成長為全球品牌。

另外一個廣州跨境出海老兵，則是亞覓出海跟蹤多年的老朋友，廣州藍深。

廣州藍深科技從樂器代工起步，2012年進駐亞馬遜美國站，2020年躋身亞馬遜樂器品牌全球Top3，2021年獲得近億美元B輪融資，2023年營收突破15億元。

但其發展面臨供應鏈短板和市場容量競爭壓力，2024年因木材價格波動導致毛利縮水。

廣州千洛貿易，則是近年備受關注的沉淀多年的跨境出海行業新秀。

公開消息顯示，廣州千洛專注服裝服飾跨境業務，2020年銷售額破10億元，旗下CRZ YOGA獲得亞馬遜年度最具價值品牌獎項，2023年銷售額邁進15億元

但面對服飾類目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流量成本上升，千洛缺乏務實可行的品牌出海政策支持、中高級人才及全球營銷資源支持，要想進一步提升全球影響力和增長，明顯壓力更大。

廣深兩地跨境出口服務生態企業的發展同樣一言難盡。

2015年，廣州出口易作為廣州跨境物流服務商代表，向總理匯報跨境電商物流發展情況，處于行業領先地位。

福州縱騰集團后來居上，布局全球海外倉網絡，2025年成為全球領軍跨境電商基礎設施服務商并在11月成功借殼上市。

其他服務生態企業如跨境支付、營銷、培訓等，在廣州也呈現“零散發展、缺乏協同”的特征。

深圳、杭州、福州等城市將跨境物流視為跨境電商發展的“生命線”，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支持、資源整合等方式，培育龍頭服務商，而廣州并沒高度重視服務生態的發展，對物流、支付、營銷等服務商缺乏系統性支持。

廣州未形成像深圳那樣的服務商集聚效應，企業之間缺乏合作，服務效率低、成本高，難以滿足跨境電商企業的全方位需求。

這種從上而下的服務生態及薄弱支持，進一步加劇了廣州跨境出口電商企業發展困難，形成“企業發展難→生態更薄弱→企業更難發展”的惡性循環。

3、廣州、深圳、杭州跨境出海發展的核心差異對比

廣州與深圳、杭州在跨境出口電商發展上的差距，本質上是政府引導、行業發展、人才聚集、產業資源四大維度的系統性差異。

政府引導方面，深圳以“制度創新+精準扶持”為核心，構建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體系。

自2016年成為綜試區后，深圳率先探索跨境電商陽光化試點，搭建“1個平臺+4個產品”公共服務體系，取消海外倉備案、簡化出口單證，2024年出臺政策支持品牌獨立站建設和跨境直播，形成“政策跟著行業走、精準對接需求”的模式。

杭州以“政策創新+生態構建”為特色，推出113條制度創新清單，率先試點“無票免稅”“所得稅核定征收”，建立跨境電商立法和互聯網法院跨境貿易法庭，形成可復制推廣的“杭州經驗”。

廣州則以“被動跟進+基礎保障”為主，政策出臺滯后于行業發展，缺乏創新舉措和精準扶持，直到2024年才完善跨境物流、人才培育等基礎服務，引導作用薄弱。

行業發展方面，深圳形成“龍頭引領+中小企業集聚”的格局，14家跨境電商上市企業引領行業發展，5個國家級電商示范基地孵化超3萬賣家，服務商生態覆蓋物流、支付、營銷等全鏈條，2024年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3720億元，連續3年全國第一。

杭州聚焦“品牌培育+產業帶融合”，培育出子不語、卡羅特等頭部品牌，推動辦公家具、智能家居等產業帶數字化轉型，全球跨境電商峰會、三創賽等活動形成行業交流氛圍。

廣州則呈現“企業分散+缺乏協同”的狀態，龍頭企業規模有限，中小企業缺乏集聚效應，服務商生態零散，2024年跨境電商零售出口增長雖近20%，但規模和質量均落后于深杭。

人才聚集方面，深圳以“政策吸引+生態留人”為核心，推出跨境電商人才專項計劃，提供住房補貼、子女教育優惠，25萬國際人才和完善的創業環境吸引全國人才流入，企業能快速招聘到運營、營銷、技術等專業人才。

杭州以“產教融合+人才培訓”為特色，21所高校開設跨境電商專業，成立全國首個跨境電商學院，每年培訓10萬人次，“一會一賽一展”為人才提供成長平臺。

廣州則因“人才培養滯后+政策缺乏吸引力”，本土高校人才輸出與行業需求脫節，且未能有效挖掘利用本地跨境出海行業智庫資源和能力，外地人才流入不足，企業面臨“招聘難、留人難”的困境。

產業資源方面，深圳依托電子信息產業帶，形成3C數碼、智能家居等優勢品類，供應鏈響應速度快、成本低，與跨境電商的適配度極高，坂田、前海等區域形成產業集聚效應。

杭州依托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形成數字經濟優勢，跨境電商與直播電商、社交電商深度融合，營銷渠道豐富。

廣州雖擁有紡織服裝、美妝、家具等產業帶，但數字化程度低，供應鏈與跨境電商需求脫節，物流、僑胞等資源未能有效整合，產業優勢難以轉化為跨境出海競爭力。

4、行業關鍵關口的城市支持差異：封號風波與合規風暴

在2022年亞馬遜封號風波和2025年跨境電商財稅合規風暴這兩個關鍵關口，廣州、深圳、杭州的支持措施差異，直接導致了行業資源的進一步流動，廣州的被動應對使其再次錯失機遇。

2022年亞馬遜封號風波中，深圳迅速出臺“組合拳”支持企業應對。

政府聯合亞馬遜、eBay等平臺舉辦合規培訓，覆蓋超數千家企業；推出法律援助專項服務，組織律師團隊為被封號企業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和維權支持；設立10億元專項基金，為企業提供資金周轉支持，幫助企業轉移庫存、拓展獨立站；海關、稅務部門簡化通關流程和退稅手續，加快企業資金回籠。

這些措施幫助深圳企業快速應對危機，許多企業通過獨立站轉型、多平臺布局實現逆勢增長，眾多企業通過政府支持，快速恢復元氣。

杭州的應對則聚焦“合規引導+轉型賦能”。組織行業專家編寫《跨境電商合規運營指南》，免費發放給企業；依托跨境電商綜試區的制度優勢，推動企業建立合規運營體系；加大對獨立站建設的支持力度，提供技術培訓和流量補貼，幫助企業降低對第三方平臺的依賴；聯合阿里巴巴國際站、速賣通等本土平臺，為被封號企業開辟綠色通道，快速對接國內供應鏈資源。

杭州企業在風波后加速向品牌化、獨立化轉型，子不語等企業通過合規運營和品牌建設，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

廣州在封號風波中的應對則顯得被動滯后，乏系統性的政策支持，并未設立專項基金或提供法律援助，被封號企業只能自行應對；

對獨立站轉型、多平臺布局等方向缺乏系統務實戰略及落地支持引導，只是簡單給與資金補貼引導，不少嘗試進入獨立站跨境出海的企業因對其難度認知不足、經營困難甚至資金鏈斷裂、庫存積壓而項目最終鎩羽而歸。

2025年跨境電商財稅合規風暴中，深圳、杭州再次展現了前瞻性的支持措施。強烈建議查看：亞覓洞察：跨境成本認定困局與合規破局 呼吁更懂業務監管照亮出海路

深圳推出“財稅合規專項服務計劃”，組織稅務專家上門為企業提供合規診斷，幫助企業規范財務流程；聯合金融機構推出合規企業信貸優惠政策，降低融資成本；推動稅務部門簡化跨境電商退稅流程，實現“離境即退稅”，加快企業資金周轉。

杭州則出臺“財稅合規獎勵政策”，對率先完成合規轉型的企業給予最高100萬元獎勵；建立跨境電商財稅合規服務平臺，整合稅務、會計、法律等服務商資源，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試點跨境電商所得稅核定征收優化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稅負。

廣州在財稅合規風暴中的支持措施仍未突破“基礎保障”層面，缺乏引入本地智庫專家進行針對性的系統診斷服務和資金支持；未建立合規服務平臺，企業需自行對接服務商，成本高、效率低；退稅流程優化滯后，企業退稅周期比較長，資金占用壓力大。

四、跨境出海與廣州難舍難分

1、廣州跨境電商的企業格局與龍頭浮沉

盡管發展滯后，但廣州跨境電商已形成獨特的企業格局，白云平臺型賣家、番禺獨立站賣家為主的“大雜居小聚居”發展勢頭，仍展現出一定的產業基礎，一批龍頭企業的浮沉軌跡也反映了廣州跨境出海的潛力與困境。

白云區作為平臺型賣家的集聚地，依托三元里皮具、石井服裝等產業帶，聚集了大量亞馬遜、eBay平臺賣家，以中小規模企業為主，品類覆蓋鞋服、箱包、美妝等。

這些企業憑借本地供應鏈優勢，能快速對接貨源，但缺乏品牌意識和合規運營能力，受平臺政策波動影響較大，2022年亞馬遜封號風波中，白云區眾多平臺型賣家受到沖擊。

番禺區則聚焦獨立站賣家，依托南村、大石的電商產業園，聚集了一批從事家居、家具、戶外用品等品類的獨立站企業。

這些企業注重品牌建設和私域流量運營，避開部分平臺政策風險，但缺乏持續流量獲取、海外營銷等專業能力，廣州本土缺乏相關系統智庫和服務商支持，許多企業需從深圳、杭州引進服務商，運營成本較高。

廣州跨境電商龍頭企業的發展歷程，既展現了廣州的產業優勢，也暴露了生態短板。

廣州棒谷從早期深耕eBay、亞馬遜，到2013年布局獨立站，投入3000萬升級多語言站點系統，2015年黑五期間獨立站逆勢增長287%，形成“平臺+獨立站”雙核戰略。

2020年亞馬遜封號潮中，棒谷憑借風險隔離機制實大份額訂單回流，這場危機應對被寫入行業研究案例庫。

但由于行業變化、內外部因素疊加產業協同影響，棒谷的獨立站發展速度遠低于其他明星企業的獨立站，2022年因海外倉庫存問題營收下滑嚴重，轉型之路充滿坎坷。

廣州藍深科技專注樂器垂直品類，工程師占比超40%，累計獲得140項專利，碳纖維靜音吉他等爆款產品長期占據亞馬遜熱銷榜，2023年營收突破15億元，旗下品牌Donner入選凱度BrandZ中國全球化成長明星榜單。

但面對雅馬哈等巨頭的競爭和木材價格波動，藍深缺乏海外產能布局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2024年毛利縮水，增長壓力增大。

廣州千洛貿易建成自營工廠，實現“研發-生產-運營-銷售”全鏈路布局，自主研發產品超2000款，SKU超13萬，文胸產品覆蓋A到K杯，2023年銷售額達15億元。

但其發展面臨服飾類目流量成本上升和時尚趨勢快速迭代的挑戰，除了內外部競爭壓力之外，廣州缺乏針對服裝跨境電商的品牌營銷支持和產業帶協同政策，千洛想要進一步擴大全球市場份額，要克服的難題還不少。

廣州時易中采取“穩步擴張、多品類布局”策略，聚焦辦公電子、汽摩配等品類，注重合規管理，近年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速，核心團隊吸納了華為、廣汽等企業的專業人才。

但基本盤依賴傳統品類，新興消費趨勢下創新迭代速度不足，廣州缺乏對跨境電商創新品類的培育政策，時易中要持續突破增長瓶頸，需要完成的工作還有很多。

廣州沃芙科技專注女裝細分賽道，深耕北美市場，憑借快速迭代的新品和精細化運營，成為亞馬遜女裝類目增長較快的品牌賣家。

但公開渠道披露，廣州沃芙極度依賴單一平臺的單一服飾品類，缺乏品牌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后續發展挑戰要過難關不少。

上述企業，除了類似廣州藍深因為早早引入風投在企業合規提前布局，絕大部分廣州的跨境出口電商企業如今都面臨國家稅務總局15、16、17號文推動的整體架構和財稅合規壓力，如履薄冰恰好此時此刻。強烈建議查看：萬字長文：”無票免征≠救贖 從9810到離岸架構 資金自由與成本才是核心

2、廣州人才優勢與跨境電商人才需求的錯配

廣州擁有華南最豐富的高校資源和人才儲備，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高校每年培養數十萬商科、外語、計算機、國際貿易等專業人才，人才板凳深度遠超深圳、杭州。

但這些人才優勢與跨境電商的人才需求嚴重錯配，導致“有人才無可用”的尷尬局面。

高校人才培養與行業需求脫節是核心問題。

廣州僅有10余所院校設置跨境電子商務專業，多數高校仍以傳統國際貿易、電子商務專業為主，課程設置偏重理論教學，缺乏實操性。

不少廣州高校的國際貿易專業核心課程仍圍繞傳統外貿流程、國際貿易規則展開，僅在選修課中涉及跨境電商基礎概念，未涵蓋亞馬遜運營、獨立站建設、跨境物流管理、海外社交媒體營銷等核心技能。

相比之下，杭州高校則直接成立跨境電商學院，開設亞馬遜運營實務、獨立站搭建與推廣、跨境電商數據分析等實操課程，每年為杭州輸送數千名實用型跨境電商人才。

校企合作機制不完善，人才實踐能力不足。

廣州高校與跨境電商企業的合作多停留在參觀學習、講座交流層面，缺乏深度的產學研合作。多數高校未建立跨境電商實訓基地，學生難以獲得真實的運營實踐機會，畢業生入職后需企業崗前培訓，增加了企業的用人成本。

而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與平臺及服務商企業共建實訓基地，學生在校期間即可參與真實項目運營，畢業即可上崗。

人才政策缺乏針對性，難以吸引跨境電商高端人才。

廣州的人才政策多聚焦于高端科研人才、領軍人才，對跨境電商領域的運營人才、營銷人才、技術人才缺乏專項支持。

跨境電商運營總監、海外營銷專家等崗位的薪酬待遇在廣州與深圳、杭州存在差距，且缺乏住房補貼、子女教育優惠等政策吸引力。

深圳針對跨境電商人才推出“住房補貼最高50萬元”“子女優先入學”等政策，杭州則通過“精英人才培訓班”“人才創業補貼”等方式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應。

行業人才培訓體系不完善，現有人才難以適應行業發展。

廣州缺乏規模化、專業化的跨境電商人才培訓機構，行業協會組織的培訓多為短期講座，缺乏系統性。

而深圳、杭州擁有大量專業的跨境電商培訓機構，能為企業員工提供從基礎運營到高級管理的全流程培訓。廣州跨境電商企業的員工想要提升技能，往往需要前往深圳參加培訓，既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也產生核心員工流失風險。

3、廣州未被挖掘的服務資源與跨境出海潛力

廣州擁有海陸空物流通關、數千萬僑胞、零售品牌、國內電商、直播電商等豐富的服務資源，但這些資源遠未被充分挖掘，成為跨境出海的潛在優勢。

物流通關資源方面，廣州擁有白云機場、南沙港兩大樞紐口岸，2024年白云機場國際貨運量增長14.2%，南沙港集裝箱吞吐量達1675.7萬標箱，年均增長8.4%；廣州國際港開行中歐班列390列，形成“海陸空鐵”立體物流網絡。

但這些資源與跨境電商的對接不足，白云機場的跨境電商航空貨運航線僅60余條，遠低于深圳機場的251個貨運航點；

南沙港的跨境電商海運快線發展滯后，缺乏針對跨境電商的快速通關和物流配套服務；

中歐班列的跨境電商貨物占比不足20%，未能充分發揮鐵路物流的成本優勢。

對比深圳，其海關推動前海、鹽田等綜保區開展跨境電商網購保稅進口業務，機場國際快件中心擴容升級，智慧場站建設助推通關提速，2025年上半年深圳海外倉（9810）出口貨值同比增長19.5倍，物流資源的利用效率遠超廣州。

僑胞資源方面，廣州擁有數千萬僑胞，分布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尤其在歐美、東南亞等跨境電商核心市場，僑胞擁有豐富的渠道資源、市場認知和人脈關系。

這些僑胞本可以成為廣州跨境電商企業對接海外市場的橋梁，幫助企業了解當地消費需求、拓展銷售渠道、處理售后問題。

但目前僑胞資源的利用僅限于傳統外貿的人脈介紹，缺乏系統性的合作模式。廣州未建立針對僑胞的跨境電商合作平臺，也沒有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僑胞參與跨境電商業務，導致數千萬僑胞的資源優勢未能轉化為跨境出海的競爭優勢。

如果能搭建僑胞跨境電商合作平臺，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務保障，僑胞資源將成為廣州跨境出海的獨特優勢。

零售品牌和國內電商資源方面，廣州擁有眾多優秀傳統零售品牌，以及一批本土國內電商企業，但這些企業的跨境出海意愿不強，未能成為跨境出海的新主力。

傳統零售品牌擁有豐富的供應鏈資源和品牌運營經驗，但缺乏跨境電商運營能力和全球市場布局意識；

廣州的國內電商企業多聚焦于淘寶、京東等國內平臺，對跨境電商的海外市場和運營模式缺乏了解。

對比深圳，其本土零售品牌和國內電商企業紛紛布局跨境電商，通過跨境電商拓展全球市場，形成“國內電商+跨境出海”的雙輪驅動模式。

廣州缺乏對傳統零售品牌和國內電商企業跨境轉型的務實落地可行政策引導和行業智庫陪伴孵化支持，未能激活這部分資源的跨境潛力。

直播電商資源方面，廣州是全國直播電商的重要基地，擁有辛選等頭部直播機構和大量主播資源，但直播電商與跨境電商的融合不足。

目前廣州的直播電商多聚焦于國內市場，跨境直播電商仍處于起步階段，缺乏針對跨境直播的政策支持、技術服務和流量引導。

杭州則推動直播電商與跨境電商深度融合，鼓勵主播開展跨境直播，提供外語培訓、海外流量補貼等支持，跨境直播成為杭州跨境電商的新增長點。

廣州如果能將持續直播電商的流量優勢與跨境電商的出海需求結合，將形成新的發展動能。

4、廣州的產業供應鏈基礎與跨境出海的適配潛力

廣州依托珠三角產業帶，擁有紡織服裝、鞋類、箱包、美妝、家具、電子信息等完善的產業供應鏈，這些產業基礎為跨境出海提供了堅實的產品支撐，具備巨大的適配潛力。

紡織服裝產業帶方面，廣州是全國重要的紡織服裝生產和集散地，中大紡織商圈聚集數千家紡織企業，流花、白馬等服裝批發市場是全國服裝潮流的風向標，2024年廣州服裝出口額達數百億元。

該產業帶的產品款式多樣、性價比高，契合全球跨境電商的消費需求。

但目前產業帶的數字化程度低，多數企業仍采用傳統批量生產模式，缺乏針對跨境電商的柔性供應鏈能力，難以滿足小批量、多批次、快速補貨的需求。如果能推動產業帶數字化轉型，建立柔性供應鏈體系，廣州紡織服裝跨境電商將實現規模和質量的雙重提升。

美妝產業帶方面，廣州是全國美妝洗護用品第一大出口城市，2024年出口近100億元，增長32.1%。

白云美灣是全國重要的美妝產業集聚區，聚集了數千家美妝生產企業和品牌，產品涵蓋護膚品、彩妝、個人護理等多個品類。

廣州美妝產業的研發能力強、產品迭代速度快，在跨境電商平臺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但產業帶存在品牌影響力不足、同質化競爭嚴重等問題，多數企業以OEM/ODM代工為主，缺乏自有品牌。

如果能加強品牌培育和海外營銷支持，廣州美妝跨境電商將有望打造出全球知名品牌。

家具產業帶方面，廣州番禺、順德等地是全國重要的家具生產基地，產品涵蓋實木家具、板式家具、戶外家具等多個品類，出口額長期位居全國前列。

廣州家具產業的供應鏈完善，生產工藝成熟，產品質量可靠，契合歐美等海外市場的消費需求。但家具產品體積大、物流成本高，跨境電商運營難度較大。

如果能優化跨境物流方案，建立海外倉配送體系，降低物流成本，廣州家具跨境電商將迎來快速發展。

電子信息產業帶方面，廣州依托珠三角的電子信息產業優勢，在3C數碼、智能家居、消費電子等品類擁有完善的供應鏈。

廣州的電子信息產品技術含量高、性價比高，在跨境電商平臺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但產業帶的跨境電商滲透率低，多數企業仍依賴傳統外貿渠道。如果能加強政策引導，推動企業向跨境電商轉型，廣州電子信息跨境電商將形成新的增長點。

5、廣州跨境出海的政策迷局

廣州跨境出海的政策支持始終處于“模糊不清、缺乏體系”的狀態，讓企業和從業者“看不清、摸不透”，這成為制約跨境出口電商發展的重要因素。

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前瞻性是核心問題。

廣州相關政策多分散在對外貿易、電子商務、產業升級等通用文件中，缺乏明確的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

對比深圳出臺的《深圳市跨境電子商務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明確提出到2025年跨境電商進出口額突破5000億元，培育100個知名品牌；

杭州的《杭州市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發展“十四五”規劃》，詳細規劃了產業布局、生態構建、人才培養等重點任務，廣州的政策支持顯得零散而被動。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針對性。

廣州對跨境電商的資金支持多為小額補貼，且申請流程繁瑣，難以真正幫助企業降低成本。

在財稅支持上，廣州未推出針對跨境電商的專項退稅優惠或所得稅減免政策，而杭州早早就開始試點“無票免稅”政策，深圳提供出口信用保險補貼，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

政策執行不到位，企業獲得感不強。

廣州出臺的部分跨境電商支持政策，如跨境物流優化、人才培育等，多停留在文件層面，缺乏有效的執行機制和監督評估。

人才培育政策中提到的“支持高校開設跨境電商專業”，但缺乏具體的資金支持和課程標準，高校的落實力度不足。

政策溝通渠道不暢，企業參與度低。

廣州跨境電商政策的制定多由政府部門主導，缺乏與真正了解行業及業務場景的企業、行業智庫、行業協會、服務商的充分溝通，導致政策與企業、市場需求脫節。

許多企業反映，不知道廣州有哪些跨境電商支持政策，也不知道如何申請，政策的知曉率和使用率較低。

而深圳、杭州定期舉辦邀請行業智庫專家共同參與的政策宣講會、企業座談會，建立務實可行的政策咨詢服務平臺，讓企業能及時了解政策、享受政策紅利。

五、老廣州跨境出海人給廣州的建議

作為在廣州讀書生活工作近30年且在廣州經歷全球品牌出海、跨境電商和跨境出海10年的亞覓出海，很是想給廣州跨境出海發展一些建議：

1、政策層面：對標深杭，構建系統性支持體系

廣州須摒棄“被動跟進”的政策思維，全面對標深圳、杭州，構建“目標明確、重點突出、措施具體、保障有力”的跨境出口電商政策支持體系。

首先，制定專項發展規劃，明確發展目標。借鑒深圳、杭州的經驗，出臺《廣州市跨境電子商務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2026-2030年）》，規劃應明確產業布局、生態構建、人才培養、品牌培育等重點任務，讓政策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

其次，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優化補貼政策。設立跨境電商發展專項基金，重點支持海外倉建設、獨立站搭建、品牌營銷、供應鏈升級等領域。簡化補貼申請流程，通過“一網通辦”平臺實現線上申請、快速審批，提高政策獲得感。

再次，創新財稅支持政策，降低企業成本。積極爭取國家試點，推進跨境電商“無票免稅”政策和所得稅核定征收政策，對小微企業實行跨境電商出口退稅“即報即退”，縮短退稅周期。設立跨境電商財稅合規專項補貼，對企業聘請專業智庫及財稅機構進行合規整改的費用給予補貼，幫助企業降低合規成本。

最后，完善通關便利化措施，提升物流效率。優化廣州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公共服務平臺功能，實現“關、匯、稅、清、融”一站式辦理。推動白云機場、南沙港建立跨境電商專用通道，實行“7×24小時”通關服務，提高通關效率。加大對跨境電商物流的支持力度，拓展國際貨運航線，對跨境電商貨運包機給予補貼，降低物流成本。

對比深圳、杭州過去五年的政策支持，廣州需在三個方面實現突破：

一是政策的系統性，從單一措施轉向“規劃+基金+財稅+物流+人才”的全方位支持；

二是政策的針對性，聚焦企業痛點難點，提供精準支持；

三是政策的執行力，建立政策落實監督機制，確保政策落地見效。

在十五五電子商務發展計劃中，廣州應將跨境電商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納入城市發展核心戰略，與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傳統產業升級等戰略相結合，形成政策合力。

2、產業層面：推動外貿轉型，激活供應鏈潛力

引導傳統工貿制造企業、內貿零售企業、品牌集團企業向跨境出口電商、跨境出海轉型，激活產業供應鏈潛力，是廣州跨境出海的當務之急。

一是建立外貿轉型支持體系。出臺《廣州市傳統外貿企業跨境電商轉型行動計劃》，設立轉型專項補貼，對傳統工貿企業開展跨境電商業務的平臺入駐費、運營培訓費、營銷推廣費給予補貼。

組織開展“外貿轉型賦能行動”，邀請跨境電商平臺、行業智庫、服務商、龍頭企業為傳統外貿企業提供付費培訓和咨詢服務，每年培訓企業超1000家。

建立外貿轉型試點企業制度，選擇100家傳統外貿龍頭企業進行重點培育，提供“行業智庫一對一”精準服務，打造轉型標桿。

二是推動產業帶數字化轉型。聚焦紡織服裝、美妝、家具、電子信息等優勢產業帶，建設跨境出口電商產業帶數字化轉型示范基地。

支持產業帶龍頭企業建立柔性供應鏈體系，適應跨境電商小批量、多批次的需求。搭建產業帶跨境電商對接平臺，整合供應鏈資源，為中小跨境電商企業提供一站式貨源采購服務。推動產業帶與跨境電商平臺深度合作，幫助企業拓展全球市場。

三是培育跨境電商產業集群。

規劃建設“廣州跨境電商明星示范產業園區”，整合辦公、倉儲、物流、培訓、金融等配套服務，吸引跨境出口電商企業、服務商、行業專家智庫集聚交流。

重點打造白云/花都/荔灣/增城平臺型賣家集聚區、番禺/海珠/天河/黃埔獨立站賣家集聚區、南沙/花掉/從化/增城跨境電商物流集聚區，形成“多核多極”的產業布局。

支持園區引入跨境電商平臺、行業專家智庫、物流服務商、支付機構、財稅機構等，構建完善的產業生態，降低企業綜合試錯及運營成本。

四是加強品牌培育，提升全球競爭力。

出臺跨境電商品牌培育政策，設立品牌培育基金，引入更多本地專業智庫伙伴，對企業開展多渠道本土化產品品牌出海的戰略升級、出海孵化、國際認證、商標注冊、品牌營銷給予補貼，支持企業參加國際展會、海外路演等活動，提升品牌國際影響力。

3、行業層面：規范發展秩序，強化合規支持

針對跨境電商行業存在的合規風險，廣州需加強規范引導，強化合規支持，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一是建立合規服務體系。

搭建廣州市跨境電商合規服務平臺，整合稅務、法律、知識產權、跨境支付等專業服務商資源，為企業提供一站式合規服務。

組織本地專家智庫編寫《廣州市跨境電商合規運營指南》，涵蓋平臺規則、財稅合規、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等內容，免費發放給企業。

定期組織本地專家智庫舉辦合規培訓和研討會，邀請行業專家、政府官員為企業解讀政策法規，提升企業合規意識和能力。

二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建立跨境電商知識產權保護機制，聯合海關、市場監管等部門開展知識產權執法行動，打擊侵權假冒行為。

支持企業開展知識產權國際注冊和維權，對企業的商標注冊費、專利申請費給予補貼。建立跨境電商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機制，幫助企業快速解決知識產權糾紛，降低維權成本。

三是規范市場競爭秩序。

出臺跨境電商行業自律公約，引導企業誠信經營、公平競爭。建立跨境電商企業信用評價體系，對誠信經營的企業給予政策傾斜和榮譽表彰，對違法違規企業進行聯合懲戒。加強對跨境出口電商平臺的監管，規范平臺規則，保障賣家合法權益。

四是應對行業風險挑戰。

建立跨境出口電商行業風險預警機制，聯合行業專家智庫及時發布市場渠道變化、平臺政策變化、貿易壁壘、匯率波動等風險信息，幫助企業提前應對。

設立跨境電商風險應對專項基金，為企業應對不正常封號、貿易摩擦等風險提供資金支持和法律援助。加強與國內外跨境電商行業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行業標準制定，提升廣州跨境電商的行業話語權。

4、人才層面：創新引育模式，釋放人才活力

廣州擁有豐富的人才儲備，但需創新人才引育模式，讓人才活力充分釋放。

一是優化人才培養體系。

支持高校深化跨境電商專業改革，調整課程設置，增加跨境出海戰略、多渠道本土化產品品牌出海戰略落地、亞馬遜運營、獨立站建設、跨境物流管理、海外營銷等實操課程。

建立跨境電商實訓基地，推動高校與跨境電商企業、行業專家智庫、服務商共建產學研合作平臺，學生在校期間即可參與真實項目運營，提升實踐能力。擴大跨境電商職業教育規模，支持職業院校開設跨境電商相關專業，培養更多實用型技能人才。

二是加大人才引進力度。

出臺《廣州市跨境電商人才引進計劃》，針對跨境電商運營總監、海外營銷專家、AI工程師等高端人才，提供安家補貼、子女教育優惠、住房優先權等政策支持。

舉辦跨境電商人才招聘會、海外人才對接會等活動，吸引全國乃至全球跨境電商人才來穗發展。建立跨境電商人才“綠色通道”，簡化落戶流程，實現“一站式”辦理。

三是搭建人才交流平臺。

聯合行業協會、本地專家智庫共同舉辦廣州跨境電商人才節、行業峰會、技能大賽等活動，為人才提供交流學習的平臺。建立跨境電商人才數據庫，整合人才資源，為企業提供精準人才對接服務。

支持跨境電商行業協會、本地智庫機構開展人才研究，發布人才需求報告，引導人才培養和引進方向。

5、教育層面：高校自我革命與本地智庫賦能

教育層面的突破是廣州跨境出海長期發展的關鍵，需推動高校自我革命，同時發揮本地專家智庫機構的賦能作用。

高校自我革命需聚焦三個方面：

一是更新教育理念，從“知識傳授”向“能力培養”轉變，樹立“跨境導向、實操導向、創新導向”的教育理念，培養適應跨境電商行業發展需求的復合型人才。

二是重構課程體系，刪除過時的傳統外貿課程，新增跨境電商平臺運營、海外社交媒體營銷、跨境電商數據分析、跨境合規管理等核心課程，建立“基礎理論+核心技能+實踐項目”的課程體系。

三是創新教學模式，采用項目式教學、案例教學、翻轉課堂等方式，引入跨境電商真實項目，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

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鼓勵教師到跨境電商企業掛職鍛煉，邀請企業專家智庫、行業精英進校園以客座教授身份持續系統授課，培育市場需要的既有戰略視野、也有復合能力的綜合性跨境出海人才。

發揮如亞覓出海這種本地智庫機構能力是重要補充。

廣州擁有一批從跨境電商行業發展起來的本土智庫機構，這些機構熟悉行業動態、了解企業需求，能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咨詢顧問孵化陪跑服務。

政府應加大對本土智庫機構的支持力度，為其提供資金補貼、資源對接等政策支持，鼓勵智庫機構開展跨境電商行業研究、政策咨詢、人才培訓、企業診斷等服務。

建立政府與智庫機構的合作機制，在政策制定、規劃編制、行業監管等方面充分聽取智庫機構的意見建議，讓政策更貼合行業實際。

支持智庫機構與高校、企業合作，開展跨境電商人才培訓、課題研究、項目孵化等工作，形成“智庫+高校+企業”的協同賦能模式。

此外，還應推動建立跨境電商終身學習體系，支持行業協會、培訓機構開展面向企業員工、創業者的繼續教育和技能培訓，滿足不同人群的學習需求。

通過高校自我革命與本土智庫賦能的雙輪驅動，為廣州跨境出海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

6、其他方面：挖掘特色資源與優化發展環境

除上述重點領域外，廣州還需挖掘特色資源，優化發展環境，為跨境出海增添新動力。

一是充分挖掘僑胞資源。

出臺《廣州市僑胞參與跨境電商發展行動計劃》，搭建僑胞跨境電商合作平臺，為僑胞提供政策咨詢、資源對接、創業支持等服務。支持僑胞利用海外渠道資源，幫助廣州跨境電商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建立海外倉、處理售后問題。

設立僑胞跨境電商創業基金，對僑胞在穗創辦跨境電商企業給予啟動資金支持。舉辦僑胞跨境電商論壇、對接會等活動，促進僑胞與廣州跨境電商企業的合作。

二是推動直播電商與跨境電商融合。

出臺《廣州市跨境直播電商發展支持政策》，支持直播機構開展跨境直播業務，對跨境直播設備采購、海外流量推廣、外語培訓等給予補貼。

建設廣州跨境直播電商基地，提供直播間、倉儲、物流、翻譯等配套服務，吸引跨境直播機構集聚。支持主播開展跨境直播，評選“廣州跨境直播達人”，給予資金獎勵和政策傾斜。推動跨境直播與產業帶深度融合，舉辦“產業帶跨境直播專場”活動，幫助企業快速打開海外市場。

三是優化營商環境。

建立跨境電商企業“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商務、海關、稅務、外匯、市場監管等部門資源，實現企業注冊、備案、通關、退稅等業務“一網通辦”。

推行跨境電商企業“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服務模式，建立企業訴求快速響應機制。加強跨境電商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監管等工作，營造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

四是加強區域合作。

深化與深圳、杭州等跨境電商先進城市的合作，學習借鑒其發展經驗和政策措施。

加強與珠三角城市的產業協同，整合供應鏈資源，形成“廣州研發設計+珠三角生產制造+廣州跨境出海”的產業格局。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拓展海外市場，建立海外倉和展示中心，提升廣州跨境電商的全球輻射力。

結語 廣州 我哋撐硬你！

廣州，這座從不缺乏商業底蘊和開放基因的城市，在跨境出海的新航道上，一度顯得有些遲疑和笨重。

它被“嫌棄”，并非源于資源的匱乏，而是源于認知的時差、戰略的搖擺與生態的遲滯。

十年光陰，足以讓一座城市錯過一個時代；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廣州手中緊握的，依然是華南甚至中國跨境出海最優的產業底牌、行業智庫、人才底牌和樞紐底牌。

現在最需要的，是正視差距的勇氣、重塑戰略的魄力，以及將千年商都積淀的商貿智慧，與多渠道本土化產品品牌出海、AI時代的速度和知識進行一場徹底的重組與融合。

政策、產業、人才、教育、智庫、生態六箭齊發，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將“跨境電商之城”的藍圖扎扎實實寫在廣州的大地上。

時間，從來不會等待任何一座沉睡的巨人。

廣州，是時候醒來，并全力奔跑了。

廣州，我哋撐硬你（我們一定支持你）！

最后 給跨境出海中產的建議

于跨境中產而言，在企業和行業面臨合規合規要求時，傳統單純的稅務申報已無法應對跨境出海企業發展過程中境內外、企業發展、個人財富、家庭健康、子女教育等系統風險挑戰，亞覓出海團隊的四位一體方案通過“合規筑基、增長賦能、治理護航、資產增值”的全鏈路服務，打破單一解決方案的局限性，實現“風險可控、業務增長、財富穩健”的三重目標。

唯有將合規內化為企業與家庭的核心能力，才能在跨境市場的競爭中真正“留得青山、守住財富”。

亞覓出海智庫家辦團隊打造的“合規-增長-治理-資產”四位一體跨境出海增長全鏈路服務體系，以“合規筑基、增長賦能、治理護航、資產增值”為核心，通過頂尖專業團隊、全鏈條服務矩陣和閉環交付能力，打破了單一服務的局限性。

這一服務體系不僅能夠幫助跨境電商企業解決當前的合規風險和增長瓶頸，還能為家族財富的穩健增值、子女教育的優質資源對接、家族傳承的平穩推進提供長期支撐，真正實現“風險可控、業務增長、財富穩健”的三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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