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手藏于袖中”：一個姿勢背后的大清世界觀

大清的氣勢外交，大清初次接觸外國，還不太了解西方已經(jīng)通行的那一套對等外交規(guī)則，仍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來者，均為蠻夷或藩屬。

特別強調(diào)禮義不虧，就是說架子要擺足，氣勢以及大國威嚴，一定要到位，上下尊卑的禮數(shù)不能有虧，至于實際討論什么問題，那倒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表情、姿態(tài)，位置次序就是更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他們以為，只要在場面上贏得了面子，拿足了腔調(diào)，約等于贏得了談判。于是，冷面以對，儀態(tài)威嚴，手藏于袖，成為他們面對外國代表的標準動作。

他們就以這種外交姿態(tài)，來代替實際的利益交換。在很長一段時間，這種觀念，深植于清朝帝王以及各級官員心中，以及對外交涉的實際操作中。

1793年，英國為和大清尋求貿(mào)易，借乾隆80大壽之際，準備了兩年，精心挑選了兩大船禮物來祝壽，包括蒸汽機、火車，珍妮紡紗機，鐘表等等，西方當時最先進的器物，能代表他們先進生產(chǎn)力的機器。他們覺得按照常規(guī)，這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外交關(guān)系，應該能得到大清的尊重和對待。希望以這種禮尚往來的方式，與大清建交或貿(mào)易。

大清則要求英國使臣，必須以朝貢禮儀來覲見皇帝，行三跪九拜大禮，禮部官員也如臨大敵，全程要求保持肅立，冷面，以示威儀，英國人記錄道：“中國官員，雙手藏于袖中，以不屑的冷眼，注視著我們”。在英人眼中，這種接待毫無誠意可言，他們不認為這是威嚴，也不覺得是什么禮儀，而是拒絕交流，是敵意，甚至是挑釁，這就是兩種文化的沖突，更是兩種認知的沖突。一個要求平等，一個強調(diào)尊卑，一個要求互信，一個展示威儀，簡直是雞同鴨講，同一事件，各自表述。

這種接觸，表現(xiàn)在此后的多個外交場場合。咸豐時期，肅順接見英法等國使臣，英方文獻記載，西方代表試圖解釋條款內(nèi)容時，肅順雙手覆袖，不說禮貌的外交辭令，不請坐，以居高臨下的眼神，盯著翻譯和對方代表。而溝通過程，肅順全程以沉默應對，臉上帶著仿佛對一切都不屑一顧的神情。

另一位英方隨員也在日志中寫道，他不發(fā)一言，只以冷漠的目光，盯著我們，仿佛我們打擾了他的清靜。

像肅順這樣的姿態(tài)，在清朝官員，對外接觸的場景中，大量存在，清朝官員，傾向于在外交禮儀上保持絕對優(yōu)勢，希望通過姿態(tài)威懾對方，而不是通過談判溝通，切實解決問題，談判似乎變成了一種表演的舞臺。而肅順，在旗人官員中，還是以開明和開放著稱的呢。

那么，對方會不會被大清的威嚴嚇唬住呢？英國海軍日志也有記載，“他們擺出嚴肅的姿態(tài)，但我們既不畏懼，也不認為那是真正的實力”。這種重視氣勢上，壓倒對方一頭的精神勝利，并無助于他們真正了解國際秩序的變化，從而從根本上忽視了最實質(zhì)性的利益，也喪失了收集信息，評估風險的能力，讓許多可以通過談判化解的沖突，硬生生的拖成了軍事沖突，許多本可以通過妥協(xié)和互換，達到的協(xié)議，最終都不可調(diào)和。

這種事例，基本見于每一次談判。一味的愚、一味的詐，一味的你沒資格和我聊。所以我們回頭看這一段， 怒視外交，氣勢外交，不光是一種姿態(tài)，而是一整套認知方式。

然而世界的運行規(guī)則，不是靠氣勢奪人，而是有理有據(jù)，有原則有妥協(xié)的博弈，這樣才能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目標。

氣節(jié)不虧，不是姿態(tài)傲人，而是不在原則利益上讓步，這種事例太多了，和俄國勘定新疆邊界時，清朝官員竟連我國的界識都找不到。被俄國人多劃去了許多疆域，讓伊犁差點淪為一個孤立的點。

后又是曾紀澤，跑去俄國多方交涉，斡旋，才又劃回來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永遠被強行劃走。

影視作品中為了增強外交官們的愛國情懷，也多以姿態(tài)、氣勢和激烈的言語，來強化或表現(xiàn)他們的愛國熱情和堅定立場，可惜那只是一種情緒表達，對談判的實質(zhì)不但毫無幫助，甚至會引起更多的敵對和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