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宇：摒棄對刑法的盲目迷信，推動慎刑原則在更大范圍內達成共識，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使命

來源 |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

發言人 | 賈宇，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本次年會的主題是“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安全的刑法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必須以“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原則之一。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對法治建設，尤其是刑事法學如何更好地服務國家大局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們需要思考，在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背景下，怎樣探尋一種既能有效懲治犯罪，又能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抗、促進內生和諧、推進社會發展的治理智慧。我認為，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又契合現代刑事司法特質的慎刑原則，正是當前中國刑法學以及刑事司法制度促推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一個重要支點。紀曉嵐等人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二》按語中講到，“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新時代的中國正當盛世，應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中進一步明確慎刑原則。近期我對這個問題做了些思考，利用年會的平臺談幾點認識，與大家交流。

一、確立慎刑原則，筑牢刑事治理根基

當下，我國犯罪治理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嚴重暴力犯罪大幅下降，輕微犯罪占比上升。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罪犯占8.48%，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罪犯占85.20%。故意殺人、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案件由2015年的4萬余件下降至2024年不足1.6萬件。“兩搶一盜”案件較上一個五年下降33.26%。2024年中國每10萬人命案發生數為0.44起，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但是，與此同時，我國犯罪圈設置不斷擴大，刑事犯罪數量二十多年來大幅增長。1997年刑法制定以來，我國刑法修正案已經有12個，新增罪名75個，其中絕大部分是行政犯。“輕罪入刑”有利于形成震懾，短期內提升治安狀況、維護管理秩序。但從長遠看，“輕罪入刑”弊端較多，應當十分謹慎。慎刑原則，就是審慎運用刑罰的原則，要求對刑罰的制定、適用和執行應當審慎克制，盡量減少刑罰的動用、減輕刑罰的嚴厲程度，以防刑罰濫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這一重要論述為在我國刑法中確立慎刑原則提供了根本遵循。

慎刑思想最早見于《尚書》的表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從歷史上看，盛世時期往往是慎刑思想體現較為明顯、刑罰較為寬和的時期。文景之治時期，漢文帝廢除肉刑，漢景帝大幅減少笞刑。貞觀之治時期，《貞觀律》“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開元盛世時期，《唐律疏議》規定了一系列恤刑原則，充分體現了盛唐的自信和氣度。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我國有14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能過多依賴刑罰的威懾作用，而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開展綜合治理、系統治理。這也是現代世界各國的共識。日本刑法學家平野龍一提出“刑法謙抑性”，德國刑法理論則強調“最后手段原則”。這些理念與慎刑原則具有一致性，都強調不能過度適用刑罰。我認為，比之“謙抑性”的概念，“慎刑原則”的表述既符合中國傳統和語境習慣，也吸收了世界的共識，內涵更加準確全面，它不是簡單的輕刑化，而是強調審慎處理，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罰當其罪，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一致的，應當成為中國特色刑法學本土表達的典范。我們已經把“慎刑原則”作為刑法的理論原則之一寫入新修訂的“馬工程”刑法學教材。

二、立法上科學設置犯罪圈，系統優化刑罰結構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刑法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離不開科學的立法設計，犯罪圈的劃定與刑罰結構的配置直接關系社會治理效能與人權保障水平。科學設置犯罪圈，核心是把握入刑的必要性和審慎性、控制和減少死刑、完善刑罰執行制度。

第一，嚴格控制“輕罪入刑”。在刑法學界，積極主義立法觀和消極主義立法觀爭論已久、眾說紛紜。我認為，這個問題不能單純從法理上看待，應當根據罪名入刑后的實際效果來判斷是非得失。以危險駕駛罪為例，2011年“醉駕”入刑以來，確實減少了醉駕行為，但實踐中“醉駕”案件大幅上升，數量十分驚人。2022年，以“醉駕”為主的危險駕駛罪占了全部刑事案件數量的27.7%，其中有三個省份醉駕占比超過40%，全國每年有近30萬人因醉駕而入罪。這個龐大數字的背后，是無數個體及其家庭被推向社會對立面的風險，社會治理難度加大。針對這種情況，司法實務界圍繞限制處罰范圍，作了很多有益探索。2023年“兩高兩部”出臺新規，明確對醉駕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者可不予起訴。新規出臺后，危險駕駛罪案件顯著下降，占比從2022年的27.7%，下降到2024年的16.93%，但絕對數仍然不少，后續情況需要持續觀察，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深入思考。我們認為，在肯定刑法需要與時俱進應對新挑戰的同時，必須樹立“治罪與治理并重”的理念，節制輕罪入刑，推動形成更加和諧且富有韌性的社會。

第二，嚴格控制和減少死刑。在死刑適用方面，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強調“少殺慎殺”的政策理念。新中國成立后創制的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制度，立法初衷就是限制死刑的適用范圍。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統一了死刑適用標準，加強了死刑適用的程序控制。從立法上看，我國死刑的罪名數量也呈現逐步減少的趨勢，從1997年刑法規定的68個縮減至目前的46個，目前僅保留針對嚴重暴力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的死刑。總的來看，我國在控制和減少死刑的方向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基于我國國情、社會現實的需要以及人民群眾的意愿，國家宣布不會廢除死刑；同時，出于人權保障、防范冤假錯案以及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立面等因素的考量，又始終堅持嚴格控制和逐步減少死刑。在把握死刑政策時，也應秉持慎刑原則，正確理解死刑的適用標準，對于因民間矛盾激化所引發的命案慎重適用死刑；應堅持最嚴格的證明標準和規范要求，確保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第三，優化減刑、假釋和非監禁刑制度。在刑罰執行中，過度依賴監禁刑特別是短期自由刑，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再社會化困難以及成本高昂等問題。但從實踐情況看，當前我國的減刑、假釋適用率處于較低水平，非監禁刑的整體應用比例也不高，尤其是假釋制度適用率極低。面對問題，2023年“兩高兩部”發布《關于依法推進假釋制度適用的指導意見》，旨在扭轉假釋適用率過低的現狀。進一步落實慎刑原則，擴大減刑、假釋和非監禁刑適用，需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將緩刑、假釋條件中的“沒有再犯罪危險”調整為“再犯罪危險較低”，增強可操作性。二是健全罪犯危險性評估體系，引入科學評估工具與方法。三是立法上完善對違反監管規定行為的撤銷程序、適用條件，維護刑罰執行的嚴肅性與公正性。

三、司法上正確適用法律，審慎運用刑罰

慎刑原則要求司法機關正確理解和適用法律，審慎運用刑罰。與慎刑原則的要求相比，當前刑事司法還有不少問題，一些地方存在重刑主義慣性思維，刑事司法理念滯后于實踐要求，導致許多爭議問題出現。當前，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如何堅持好慎刑原則，我談幾個觀點。

一是注重罪質與罪量的統一，激發但書的出罪功能。我國《刑法》第13條對犯罪概念的規定，既定性也定量，實際上承擔著從反面限定犯罪范圍的作用，適用于刑法分則的所有罪名。一方面，對沒有罪量規定的犯罪可以適用但書出罪。但書中，“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實際上劃定了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量”的界限，司法者需要對個罪的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將罪量不達標的行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另一方面，對具有罪量規定的犯罪，達到入罪標準時也可適用但書出罪。從當前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看，這種罪名仍有但書出罪的司法政策空間。例如，存在超法規的違法或責任減免理由、欠缺犯罪預防必要性、其他政策性出罪因素等特定情形，可以但書出罪。

二是注重法理情平衡，確保三個效果統一。講三個效果統一，不是“領導說了算”，也不是司法應當屈從于社會輿論。三個效果是內在一致的。首先，違反法律規定，哪會有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反之，當我們辦一個案子，造成了負面的政治效果，危害了國家和社會利益，廣大人民群眾一片反對聲，怎么能說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這樣的辦案對法律的理解和適用一定是存在問題的。剛剛召開的第八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提出，要“將法律的專業判斷與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認識判斷結合起來”，強調“把遵循法度、順應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這值得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學習貫徹。

三是注重刑法與民法的界分，避免以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是處理歷史遺留問題，還是應對新業態中的法律爭議，都必須恪守慎刑原則，堅決避免將民事履約風險、商業博弈矛盾錯誤納入刑事規制范疇。首先，對于形式上違反了秩序性規范但未造成實際損失的不法行為，不宜動用刑事手段直接干預。其次，民事救濟足以保障受損人的合法權益時，刑法不應主動介入私主體之間的經濟糾紛。再次，因行政機關未依法履職、不及時作為或者政策變遷等原因導致的不法風險，不宜由企業或者公眾承擔。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則與“從舊兼從輕”原則，對政策變化前的失范經濟活動，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按照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對尚無國家規定的創新經營行為，也要慎重入罪。

四、程序上強化監督制約，確保司法權規范運行

程序公正是實現實體公正的前提，也是慎刑原則的重要體現。在當代司法程序中落實慎刑原則，關鍵在于按照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嚴格規范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的正確行使。

一是持續完善公檢法三機關分工配合、互相制約機制。“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既是憲法原則，也是刑事訴訟法原則。該原則自1979年刑事訴訟法確立以來至今一直未作修改。從整體來看，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應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不能否定或忽視其中任何一項內容。但在刑事辦案實踐中，經常出現公檢法三機關“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問題。因互相制約落實不到位，后一環節難以對前一環節的結論進行實質性否定，導致刑事追訴程序一旦啟動，就難以停止和糾正。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從理念和制度入手，構建有效的權力制約體系，改變“后一環節的不同意見是對前一環節工作的否定”的陳舊觀念，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完善配套措施，將互相制約原則轉化為合理的考核指標和操作規程。

二是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質化、規范化運行。近年來,全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很高,但是部分案件實質化協商程度不夠,存在認罪認罰自愿性不足、控辯機制失衡等問題。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質化、規范化運行，應當杜絕走過場式協商，嚴格落實權利告知，保障辯護律師充分參與，確保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三是準確貫徹證據裁判原則。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唯一的證明標準，是防范冤假錯案的法律底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標準。即便被告人認罪，也必須依法全面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認定和采信，確保定罪有據、量刑合法，決不能因認罪而放松審查、對疑案進行降格處理。

各位同仁，刑法歷來被視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利器。然而，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今天，需要充分認識到刑法是一把“雙刃劍”——用之不當，則國家與公民兩受其害。讓社會各界充分了解刑法的雙重屬性，摒棄對刑法的盲目迷信，推動慎刑原則在更大范圍內達成共識，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使命。我們要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把明確慎刑原則與推進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有機結合起來，為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貢獻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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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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