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催生，北大又開始作妖了

學術界總不缺少讓人瞠目結舌的神奇研究。前有中央財經大學王存同教授在國家社科基金支持下，對全球139個國家11萬多名男性進行調查后得出“陰莖長度與IQ存在負相關”的結論，即陰莖越短，智商越高。它發表在北大期刊網上。

現有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團隊基于51萬中國人的數據，分析子嗣數量與疾病死亡風險的關聯，指出“無子女者死亡風險更高”。

我只想問一句：這51被試是雙盲選擇嗎？我看了界面的報道，居然完全不提是否雙盲。這決定了試驗結果是否可操控，但似乎研究人員覺得不重要。

一根陰莖越短，智商越高；孩子生得越多，死亡風險可能越低。在北大系列研究的學術外衣下，兩項研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共同描繪出中國學術研究的某種生態——相關性包裝成因果性，科學疑似淪為婢女。

01

我們在見證神論文的狂歡。

王存同教授的陰莖長度與智商研究，像學術界的“行為藝術”。這篇研究，控制了人均GDP、教育支出甚至日均氣溫等變量后，莊嚴宣告：陰莖長度與IQ（智商）存在顯著的負相關。

研究還將人種精確排序：蒙古人種智商登頂而陰莖尺寸墊底；黑人則相反。這種簡單粗暴的歸類，令人恍惚回到了十九世紀的顱相學時代。

更有趣的是，這篇論文在方法論上存在明顯問題。它一邊宣稱“不包含因果推斷”，一邊卻用“物種演化”等詞匯暗示智商在人種間存在差異且有進化論依據。

無獨有偶，北大公共衛生學院的生育研究同樣精彩。該研究基于51萬名中國成年人長達12年的追蹤數據，發現無子女群體面臨更高的健康風險：無子女男性死亡風險比有子女者高37%，女性高27%。每千人年的死亡率,無子女男性為28.38，而有一個子女的男性僅為7.90；女性的對比數據分別為15.03和3.66。

然而，這兩項研究共享同一個方法論陷阱：它們把相關性包裝得近乎因果性，卻對真正的因果關系輕描淡寫。

相關性不是因果性。

2

生育與健康的研究中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顛倒。論文自己也承認，關于無子女者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無子的信息并未收集。

以精神疾病為例，該病往往在25至35歲之間首次發病，這恰好是生育的黃金年齡。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由于社會功能受損，本身就更難建立家庭、生育子女。是疾病導致無子女，還是無子女導致疾病？研究無法回答這個關鍵問題。

這令人想起指甲與健康的關系。指甲生長速度或與人體的某些病理變化有正相關，但不會有嚴肅學者聲稱“指甲長得快所以壽命長”，因為大家都明白這可能是第三變量（如整體健康狀況）的影響。

同樣，無子女群體往往教育水平較低、收入較少、對生活滿意度更低，這些因素本身就是健康的重要決定因素。將健康差異簡單歸因于有無子女，在方法論上是不嚴謹的。

學術界的投機分子們深知，只要樣本量足夠大，任何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變量都可以挖掘出“顯著相關性”。今天可以是陰莖長度與智商，明天可能是耳垂大小與壽命，只要數據挖掘得夠深，總能發現驚人的“相關性”。

學術不能婢女化。

3

生育研究選擇在鼓勵生育政策密集出臺的時期發表，時機選擇令人玩味。近年來，從“全面兩孩”到“三孩生育新政”，一系列政策相繼出臺，但并未產生持續的生育回升效應。

于是，學者們開始為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真正的學術研究應當揭示現象背后的復雜機制。例如，有研究表明性別平等才是推動生育水平回升的關鍵。在北歐國家，性別平等程度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均較高。而南歐和東亞一些國家，傳統家庭模式占據主流，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均相對較低。

然而，揭示真相的研究往往不如迎合政策的研究來得“安全”和“有利”。當學術研究淪為某種功利性的注腳，其科學性便讓位于功利性。

于是各種看似科學實則經不起推敲的研究紛紛出爐。

學術研究的第一要務是追求真相，如果研究確實發現生育與健康存在關聯，那么真正的學者應該深入探究背后的機制，而不是急于給出簡單結論。

例如，研究可以探討為什么在過去子女是老年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依靠，而今天社會保障體系已相對完善的情況下，這種依賴關系是否仍然成立？也可以分析不同社會支持系統下，無子女者健康差異的變化。

遺憾的是，在當前學術生態下，這類真正有深度的研究往往不如簡單直接的相關性研究來得“高效”和“引人注目”。

未來史學家在回顧這段學術史時，或許會將陰莖長度與智商研究、以及生育數量與健康風險研究，視為21世紀中國學術的特殊標本。它們共同反映了在特定科研評價體系與政策環境下，學術研究如何異化為數字游戲與功利性注腳。

當我們一邊用“陰莖越短智商越高”娛樂全球，一邊用“不生育更短命”制造焦慮時，學術的尊嚴何在？

或許北大學術研究已陷入一場需要被挽救的“智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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