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這兩天,一個短片刷了屏。
是某臺和某外賣平臺聯合拍的,講一個叫阿嵐的女外賣騎手的故事。
看完之后,我沉默了很久,心里堵得慌。
倒不是被感動了,而是想說:法克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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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里的阿嵐,曾經是個平面設計師,厭倦了“兩點一線”的枯燥,跑到了大理,成為了一名外賣騎手。
她說,這份工作讓她自由,讓她能隨時停下來拍風景、拍小狗、幫路人拍照。
她說,送外賣三個月,她就攢錢買了一臺近一萬五的新相機,用路上拍的照片辦了個人攝影展。
她說,送外賣讓她找到了人生答案,實現了夢想。在激昂的音樂里,她微笑著總結:“我向往的美好生活,我派送著,也收到了。”
畫面唯美,臺詞治愈,看起來,送外賣簡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清閑、浪漫、自由、高薪,還能治愈人生,實現夢想。
要不是我還活在現實世界里,我差點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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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濾鏡下的“騎手”,與現實里的奔波
讓我們先把短片的濾鏡關掉。
首先,是那個“第30單”。
片中一個清晨(從場景看大概率是早餐時段),阿嵐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已經送了30單。
這個數字,讓無數真正跑過外賣的網友瞬間破防。在大理,一個早上送30單早餐是什么概念?那意味著系統瘋狂派單、全程狂奔、幾乎不可能有任何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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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過外賣經驗的人都知道,在這種強度下,別說停下來精心構圖拍照,就是喝口水、整理一下被風吹亂的頭發都是奢侈。
短片中那種氣定神閑、宛若閑庭信步的狀態,與“30單”所代表的工作強度,在物理上就無法共存。
其次,是那臺“三個月買到”的相機。
富士品牌,價值不菲。我們算一筆很粗糙的賬:假設相機15000元,三個月買下,平均每月需為此攢下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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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一個外賣騎手每月除去房租、生活費、電動車損耗、電話費等必要開銷,要凈剩5000元閑錢用來買非生存必需的奢侈品,其每月實際收入需要達到多高?
這還不算她可能擁有的、與“剛轉行外賣員”身份不符的攝影基礎裝備和審美積淀。
這筆經濟賬,對于絕大多數風里來雨里去、一單一單攢錢的騎手而言,近乎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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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這款相機在攝影圈被公認為“富家子弟的玩具”,性價比極低,其成像效果被不少網友調侃“不如三千塊的手機”。
一個為夢想辛苦攢錢的人,真的會做這樣的消費選擇嗎?
最刺眼的,是阿嵐的狀態。
精致的妝容,整潔無瑕的工服,眼神清澈,笑容輕松。她穿梭在古城,仿佛不是在爭分奪秒地派送,而是在進行一場主題街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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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實中,女性外賣員,尤其是需要養家糊口的,是什么樣子?
是來不及梳理的頭發,是曬得黝黑發紅的臉頰,是沾著灰塵汗水的衣服,是時刻緊盯手機屏幕、計算路線和時間、寫滿疲憊與焦慮的眼睛。
她們的美,是堅韌、是頑強、是在生活重壓下依然努力向前的生命力,而不是鏡頭前精心修飾的“文藝范”。
果然,很快就有網友扒出,這位“阿嵐”并非真正的騎手,而是一名演員、模特,擁有自己的社交賬號和演藝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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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質疑,相關方或許可以解釋這是“故事片”、“藝術創作”。但問題在于,當這部短片被放在官媒平臺,與大型企業品牌綁定傳播時,它有意無意地營造了一種認知:看,送外賣可以如此美好,它是逃離枯燥的出路,是尋找自我的旅程。
這,是對數百萬外賣騎手真實日常的粗暴涂抹。
二、被美化的“苦難”,與失聲的勞動者
這部短片翻車,翻的不僅僅是一部片子,它撞上了公眾日益清醒的一種認知:我們厭倦了對于艱辛勞動的浪漫化想象和贊美詩。
送外賣的本質是什么?
是一份依托于算法與龐大平臺,以體力、時間和安全風險換取報酬的計件工作。
它關乎生存,遠多于生活。系統規劃著最“高效”的路線,時間被切割成以分鐘甚至秒計的單位,超時、差評直接與收入掛鉤。風雨無阻、交通安全風險、客戶的苛責、身體的勞損……這些才是這個職業日常的注腳。
短片試圖傳遞的核心信息是:只要你換個視角,苦難就能開花,困境即是風景。
這像極了那句被說爛了的“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但這句話對于真正身處“茍且”之中的人來說,有時近乎一種殘忍的嘲諷。
當一個人為了孩子的學費、父母的藥費、下個月的房租而奔波時,他頭頂的藍天白云、路邊的野花小狗,多半只是模糊的背景板,而非可以駐足品味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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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們沒有發現美的眼睛,而是生活沉重的引力,讓他們無法輕盈地抬起頭。
這種敘事套路并不新鮮。它把個體在龐大系統下的被動謀生,巧妙轉化為主動的、充滿哲思的人生選擇;把結構性勞動強度與生存壓力,消解為個人心態與視角問題。
仿佛你過得不夠好,不是因為這工作本身辛苦,而是你不夠“樂觀”,不夠“懂得生活”。
按照這個邏輯,我們可以“打開思路”,創造出無數美好的圖景:
貨車司機是一份能全國自駕游的工作。農民工是一份能每天健身的工作。農民是一份能隨時享受田園風光的工作……
大家都很幸福,就是XXX太可憐了,是一份為人民服務的工作......
這荒謬嗎?但這正是美化苦難敘事走到極致后會產生的可怕結論。它抽空了現實中的痛苦與不公,只留下一個供人觀賞的、勵志的空殼。
這種歌頌,本質上是一種剝奪。
它剝奪了勞動者喊累、訴苦、要求改善工作環境的正當性。你都把苦難當修行、把磨難當風景了,你怎么還能抱怨呢?
你抱怨,就是你境界不夠,配不上這“美好的團體生活”。短片下那句“如果人人都打開這個思路,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細思極恐。它企圖讓每個勞動者進行自我說服,在內部消化所有壓力,從而維持系統表面上的和諧與“美好”。
真正的文明,不是教會人們在苦難中品出甜味,而是努力減少那些不必要的苦難。
不是贊美送外賣“可以”欣賞風景,而是去問:為什么送外賣不能擁有更合理的配送時間、更完善的保障、更有尊嚴的勞動環境?
讓每個人在奮斗中保有基本的體面與安全感,遠比教會他們在疲憊中擠出微笑更重要。
三、我們需要怎樣的敘事?
我并非否定平凡工作中的美好瞬間。任何一個職業,任何一段人生,都可能有閃光的、溫暖的時刻。
一個外賣騎手在等紅燈時瞥見晚霞,因為幫到客戶而得到一聲真誠的感謝,這些真實的、細微的慰藉,值得記錄和尊重。
但這與將那整個職業、那種生存狀態進行系統性美化,有本質區別。前者是看見具體的人,后者是制造抽象的幻象;前者充滿共情,后者充滿利用。
我們需要的是能看見汗水、也看見背后制度的敘事。是關注那個懷揣設計師夢想卻被迫跑單的年輕人,他今天的收入夠不夠支撐他晚上去上網課?
是關注那個帶著幼子送外賣的母親,她有沒有能暫時托管孩子、讓她安心送幾單的社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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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注那些在交通事故中受傷的騎手,他們能否得到平臺充分的醫療保障和賠付?
我們需要的是能引發改善、而非僅僅引發反感的敘事。是把鏡頭對準那些困在系統里的具體的人,傾聽他們的聲音,反映他們的訴求,推動配送時間更合理、算法更人性、保障更完善。
而不是請個演員,穿上工服,在風景如畫的地方,說著“人生答案在此”的漂亮話。
那個短片的結尾,阿嵐說她“收到”了向往的美好生活。可現實生活中,成千上萬的“阿嵐”們,他們“收到”的,可能是一份超時罰單,是一身酸痛的肌肉,是家人盼其平安歸來的擔憂。
最后,容我說幾句也許不那么“客觀”的話。
寫作這些年,我見過太多真實的面孔。我記得在深夜街頭,那個靠著電動車啃冷饅頭的中年騎手,他手機里孩子的照片笑得真甜。我記得雨夜里,那個全身濕透卻把外賣餐盒護在懷里的年輕女孩,她連聲說“不好意思湯有點灑了”時的惶恐。他們從不會說送外賣是“夢想”,他們只說,這是“生活”,或者,“沒辦法”。
他們的生活,不需要被包裝成一部浪漫電影。他們需要的,也許只是一句“不著急,注意安全”,是一個更寬松一點的配送時間,是一個摔倒時能扶他一把的制度。
歌頌苦難的旋律再動聽,也捂不熱被雨淋透的衣裳。粉飾現實的話術再精巧,也撐不起一個家庭沉重的期望。
今天,我寫下這些文字,不是想指責某一個短片,或某一個平臺(其實就是指責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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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對那個可能正在看這篇文章的、真正的騎手說:你的辛苦,我看得見。你的汗水,比任何濾鏡都真實。你的奮斗,不是為了成為誰鏡頭里的詩篇,而是為了自己與家人實實在在的明天。
我也對屏幕前的你說:當我們下次接過外賣,可以說聲謝謝。當我們看到這樣的短片,可以保持一絲清醒。我們的每一次關注,每一分理解,甚至每一次質疑,都可能讓真實的重量,增加一分。
這個世界當然需要鮮花,但鮮花不應該開在精心布置的攝影棚里,而應該開在每一位勞動者能夠從容行走的土地上。
這土地,或許現在還有些堅硬,但我們不能因為有人把它畫成了花園,就假裝它已經柔軟。
前行路上,我們可以慢一點,但看世界的眼睛,得真一點。
獨立思考,明辨是非!
最后,我想說,如果有機會,我想帶著阿嵐們,去一趟內蒙古大草原。
那里有我,有草,有泥,有馬,還有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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