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封存記錄與艾滋保護困惑：隱私權與知情權的平衡之道

不能讓隱私權和公眾知情權互掐。對于有吸毒史的人員，公眾和其交往時可以保有適度的警惕，或者對有吸毒史的人員進行監(jiān)督，這和歧視沒有關系。對于艾滋病人，公眾和其交往時可以做到必要的預防，這不但是對艾滋病人的一種尊重，更是自我保護。所以不能矯枉過正，只講隱私權不講知情權，對公眾也是一種傷害。

在法治文明日益精進的當下，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的邊界劃定，始終是社會治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治安違法記錄的封存制度，還是艾滋病患者的信息保護，核心都不在于簡單偏向某一方，而在于通過精準的制度設計，實現權利保障與公共利益的動態(tài)平衡。既不讓隱私權成為違法者的“避風港”，也不讓知情權異化為歧視他人的“借口”，更要杜絕“一刀切”的治理誤區(qū)。

從治安違法記錄的規(guī)制來看，新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確立的封存制度，絕非對違法行為的縱容，而是法治文明從“重懲戒”向“懲戒與救贖并重”轉變的體現。該制度明確規(guī)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查詢的單位還需對記錄情況嚴格保密。其立法初衷在于打破“一次違法、終身受限”的困境，每年超800萬曾受治安處罰的群體中，許多人因小額盜竊、輕微斗毆、初次少量吸毒等行為付出了行政拘留、罰款等相應代價。

若違法記錄隨意公開，他們將在就業(yè)、升學、考公等關鍵領域遭遇長期歧視，甚至牽連子女權益，陷入“違法懲戒社會排斥再違法”的惡性循環(huán)。記錄封存正是為這些真心悔改者卸下“終身標簽”，為其重新融入社會提供制度支撐，這也是禁毒法中“為吸毒人員提供社會復歸機會”立法精神的體現。

但這種封存并非“風險隱身”，更不意味著公眾知情權的缺位。治安違法記錄封存的核心是“限制公開與常規(guī)查詢”，記錄本身仍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統(tǒng)，并未被徹底刪除。以公眾高度關注的吸毒相關行為為例，法律對涉毒行為有著明確區(qū)分：僅因吸食少量毒品被行政拘留的治安違法記錄雖納入封存范圍，但走私、販賣、容留他人吸毒等構成刑事犯罪的記錄，則明確排除在封存規(guī)則之外，始終接受法律的嚴厲規(guī)制。同時，法律已構建多重防線保障公共安全。公安機關對吸毒人員的“動態(tài)管控”從未松懈，定期回訪、檢測等措施持續(xù)跟進；《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guī)定》《幼兒園工作規(guī)程》《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多部法規(guī)，已對網約車司機、幼師、保安、危險化學品運輸人員等關鍵崗位作出“無吸毒記錄”的準入要求。

這些均屬于“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guī)定查詢”的法定情形，比如幼兒園招聘時可依法查詢應聘者的吸毒記錄，記錄雖被封存但法定監(jiān)管需求不受影響。這意味著，公眾無需通過公開他人隱私的方式獲取安全感，合法的監(jiān)管渠道已能實現風險防控。公眾在與有吸毒史人員交往時，保有適度警惕與監(jiān)督意識本無可厚非，但這種警惕應止步于合理邊界，與歧視、排擠等非理性行為劃清界限。監(jiān)督是為了防范風險，而歧視則違背了人格尊嚴的基本準則，也與法律對公民人格權的保護原則相悖。

艾滋病患者的信息保護與權利平衡，更凸顯了制度設計的精細化要求。根據《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九條，未經本人或其監(jiān)護人同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姓名、住址、病史資料等可推斷其身份的信息，醫(yī)療機構也不得向配偶等第三方隨意泄露。這一規(guī)定的核心是尊重患者的隱私權與人格尊嚴，避免其因疾病標簽遭受社會歧視，從而保障其正常生活與就醫(yī)的權利。但權利與義務始終對等，艾滋病患者并非擁有無邊界的隱私保護。他們有法定義務將感染事實告知配偶或性伴侶，若因故意隱瞞導致對方感染，需依法承擔民事賠償乃至刑事責任。同時，制度也預留了合理例外，若配偶屬于必須接受醫(yī)學隨訪的情況，經本人同意后，相關機構可依法告知必要信息，既保障了親密關系中的知情權，也為疾病防控提供了支撐。

公眾在面對艾滋病患者時，同樣需要把握“預防而非歧視”的原則。必要的防護措施是對自身健康的負責，也是對他人的尊重，這種基于科學認知的自我保護，與基于偏見的歧視有著本質區(qū)別。事實上，隱私權的保護與公眾知情權的實現并非對立。公眾對艾滋病的防控知情權，可通過普及科學防疫知識、明確傳播途徑等方式滿足，而非通過窺探、泄露患者個人隱私來實現。若一味強調知情權而忽視隱私權，不僅會侵犯患者的合法權益，還可能導致患者因恐懼而隱瞞病情、逃避治療，反而加劇公共衛(wèi)生風險；反之，若只講隱私權而無視合理的知情權與公共安全需求，則可能讓公眾陷入未知風險，最終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歸根結底，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的平衡，關鍵在于“精準”二字。在治安違法記錄封存中，要嚴格區(qū)分輕微違法與嚴重犯罪、偶發(fā)過錯與主觀惡性，通過明確的適用邊界與例外條款，實現懲戒與救贖的統(tǒng)一，既不縱容嚴重危害行為，也不剝奪輕微違法者的改過機會。在艾滋病患者等特殊群體的信息保護中，要兼顧隱私尊重與風險防控，通過法定告知義務與合理查詢機制，避免權利失衡。在公眾層面，要樹立“理性監(jiān)督而非歧視”“科學防護而非排斥”的觀念，理解記錄封存并非放棄監(jiān)管，而是通過更文明的方式實現社會治理。唯有如此，才能既守住人格尊嚴的底線，又保障公共利益的安全，讓社會治理在多元訴求的平衡中走向更成熟、更包容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