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研究——2025年美國游學札記之二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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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的短暫訪學斯坦福大學，研學主旨并非美國的憲法政治，尤其不是當今的美國政治和法律，而是與中國政法問題相關的學術研究及其交流，所以，上述有關特朗普的種種言說，并不在我的研學范圍，但我為什么要把它單獨寫出來并放在札記的開篇，乃是基于某種思想的語境。但凡近期來美國的學者，無論你做什么，似乎都擺脫不了特朗普問題，即特朗普的新政給美國社會乃至美國學術界帶來的沖擊，似乎一切都籠罩在特朗普的陰影之下，故爾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表明自己的思想立場（即便是扭曲混亂的甚或矛盾沖突的），反而會踏實很多，尤其是作為一個法政學者，時代問題是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

還是回到本題上來，我此次訪美就像去年上半年我的游學日本一樣，并非小住下來研究一個學術課題，而是學術觀察和思想漫游，即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對于現代美國社會的認知，感受和了解自己的問題意識與他國經驗，這個目的在這次游學美國時尤其明顯。四個月的訪學使我對于美西大學的中國研究有了深入和經驗性的體認，它們向我展示了另外一種美國中國學的風貌。

斯坦福大學（圖源：網絡）

說起美國的所謂中國學，一般會追溯到美東的一些知名大學，它們關于中國的研究機構和學術隊伍以及相關著述，可謂歷史悠久，成就斐然，其中尤以哈佛大學的燕京學社、費正清中心，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為其代表。從二戰之后到今天，這些以美東大學為主體的中國研究，構成了美國學術思想界的中國學重鎮，此外，在美國其他一些大學也有一些研究的網點和機制，但中國學研究的中心和主要機構，還是在美國的DC、紐約、波士頓一線。

不過，目前學界也開始有一些反思和批判性的文章，例如榮J的系列文章和專著，對于費正清學派就有明確的批判性反思，還有任劍濤關于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者的幾波情況的研究也有一些質疑的批評，等等。我對此的看法是，美東大學的中國學研究大致有如下幾個特征，第一，它們具有進步主義的思想意識的主導，對于中國的認知還是受到費正清學派開啟的思想觀念的影響，缺乏保守主義的或者保守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入影響。第二，這些中國學的研究機構和知名學者及其著述，其研究領域和內容還主要是中國的文史學術以及歷史問題，缺乏社會科學的視野和方法論，所以，對于中國的經濟制度以及相關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學術性的研究較為貧乏。第三，由于美東是美國傳統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與這些大學的中國學研究相互聯系的還有一些智庫和中立機構，但它們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研究，主要還是以實證主義的政策性為主導，屬于應用型的、政策工具型的研究，不屬于純正的社會科學之范疇。

當然，上述只是我的初陋之見，并沒有什么嚴謹的論證，總的感覺是美東的中國學研究多是文史哲方面的，以及政策性的，少有社會科學的綜合研究機構及其知名教授和重要著述。不過，隨著美西，尤其是加州大學及斯坦福大學和硅谷的興起，美國關于中國學的研究范式以及機構，正在悄悄地發生一些深刻的變化。由于硅谷是美國新近數年來強勢發展起來的一塊高科技研究的高地，在此孕育著美國的一系列制度的創新，這些都推動了諸如斯坦福大學的一些經濟學和社會學乃至法學的研究機制發生了一些變化，例如，中國經濟中心利用大數據集成來分析經濟制度的量化變遷及其內在邏輯，促進了他們對于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的有效研究，為高新經濟發展提供理論依據，還有胡佛研究所，伯克利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以及圣地亞哥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的其他學院，例如商學院、法學院、經濟學院、社會學院，等等，這些機構和學院成立較早，影響也很大，雖然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機構主要分布在美東，但美西也并非一無所有，也有自己的創新和專長，胡佛研究所收藏的中國近代歷史文獻，如蔣介石日記等就非常珍貴。隨著美西大學的蓬勃發展，關于中國的研究范式以及方法和內容，均開始有所輕微的改變，實證科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和傳統意義上的保守主義有所抬頭，自由進步主義的勢頭開始有所減弱，這固然與特朗普主義的凸顯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問題意識有所改變。

就我來說，短暫的斯坦福訪學雖然是自由和放松的，但也是相對緊張和熱烈的。在此我做了三次專題講座，分別是制憲的技藝、中國憲制史的分期等主題，這些內容是我近十年來關于憲法學和中國憲Z理論的集中思考，并已經在海內外以論文和專著的形式發表和出版。在斯坦福的講座，需要我根據當今的國內外形勢，在新的語境下，用提綱挈領的方式，予以通曉的闡發，并回答來自各個領域和方面的不同聽眾的提問和討論，這對于我來說，也是一種挑戰和壓力。記得我其間還是能夠應對來自經濟學、政治學以及歷史學的提問，并且結合特朗普的中美新關系帶給中國的憲法學意義上的刺激，集中論述了我關于中國憲法以及法制國家的一系列看法，這些思考直到今天，也是我回國之后在學術思想層面所要應對的主要問題。

關于中國憲法制度的創建、運行、修改和未來轉型，也屬于中國經濟制度的基礎性架構，我一再申說，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不能回避憲法學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中美目前都有一個憲法時刻的問題意識，雖然，兩個國家政體的憲法時刻在性質上是完全迥異的，特朗普也隨時面臨憲法時刻或憲法危機的詰難，中國的改革與演變甚至倒退，也有一個憲法時刻或憲法危機的問題。我時爾戲言說，特朗普的班底里，缺乏一位保守主義的憲法學家，使得他的總統使命缺乏某種美國立憲主義者們的咖啡或雪茄味道，這或許是特朗普主義的某種短板，他還是一位小商人式的治國理政的膚淺觀念，尚缺費城時代的大立法者的高遠氣象，云云。

斯坦福是開放的，我們到達斯坦福大學，從一開始就與隔壁的胡佛研究所密切相關，相互之間建立起學術性的多維交流平臺和機制，甚至難分彼此，相互砥礪和支持。我多次參加胡佛研究所的討論會，其中最值得關注的還是我們幾位政治、法律和經濟學教授參加的關于中國變革問題的全美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聚集了美國東西岸的美籍學者和華裔學者以及各界人士，我稱之為胡佛研究所的中國專題。那天的會議，進行得非常密集、飽滿和豐富，我提供的報告是有關憲法變革的動力機制問題的論述，我從革命建國到改革開放的憲法構建，再到前幾年轟轟烈烈的憲法修改，從制憲權的視角，論述了當今憲法運行的內在動力及其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和對峙，提出了我所揭示的真正的動力機制與虛假的動力偽裝的雙層逆反的憲法學命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幾位來自中國的社會科學領域的獨立學者的觀點與看法，還是頗受歡迎和予以重視的，這一點在我分別參與的胡佛研究所的其他幾個會議以及多場講座中，都有深切的感受。

此外，我春節之后的美東大學之行，在DC的喬治城大學、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訪學中，在與諸位美國教授的交流中，也充分感受到這種受歡迎的氛圍，他們很愿意聆聽我們的看法和觀點，以及提出了很多切中要害的問題。為什么會是如此呢？顯然，并非我們的理論觀點有多少高明之處，而是因為我們來自中國的所謂學術研究的第一線，有著直觀的中國經驗的感受。在與他們的私下聊天中我突然醒悟過來，這些中國問題研究的政治學家、憲法學家和經濟學家們，他們都有多部著作問世，是所在大學相關專業領域的資深教授，但遺憾的是，近十年來，尤其是疫情之后，他們很少或幾乎全都沒有再度來過中國考察和研究，這也是中美關系的日益惡化使然。

在美國，他們耳邊時常有兩種聲音和言說充斥其中，一種是跑出去的那些政治異見受者們的控訴和批判性的肆意言論，那些所謂唱衰中國的論調，其中不乏充斥著各種謠言，對此他們多有厭惡，至少不再視為學術性的理論言說，而是予以同情的理解；另外一種便是大量的來自中國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各種學術交流團和考察參觀團的官方學者，在與他們的接觸中，他們明確感受到這些體制內學者的復雜心態和內心惶恐，一方面他們是專家教授，具有著專業領域的學術修養和基本知識，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所謂規章紀律的約束和自我檢查，在一些問題上他們可以暢所欲言，但一涉及關鍵的核心問題及其數據和文獻資料，他們便失去獨立見解，環顧左右而言他，與這些官方學者的交流也很無趣，更無學術價值。我的基本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確實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這是不容抹殺的事實，但近些年，制度層面的倒退也是非常顯著的，對此更應該實事求是的予以研究。主觀價值上的紛爭，需要用制度的結構予以支撐，所以，關注制度變遷，是發展經濟學、比較政治學和政治憲法學的優勢所在，此次來斯坦福訪學確實是找對了門徑。

在美國的中國籍教授一直延續著一個傳統，那就是他們會設置家宴，歡迎我們這些外來的訪問教授，我有幸多次參加了這種家庭聚會，感受到他們還保持著某種民國時期的家宴雅集的古風，這著實令人感動。斯坦福畢竟是中國研究的一個重鎮，來往其間的華裔學者和美籍教授，都是對中國感興趣的朋友，雖然專業有分殊，思想有差異，但關懷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乃是一致的，尤其是對于新來的訪問學者，營造一種暖融融的親朋氛圍，這是博雅文化的體現。無論古今中西，家庭聚會都是溫暖和愜意的，這屬于基本的人情，源于共同的人性，我多年沉迷蘇格蘭道德哲學，也發現講究傳統和家庭的功能，乃是中西共通的，誰說西方人不講家庭和親情呢？

當然，教授之間的家宴，也還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思想交流，古人云雅集，指的就是其中的雅趣勃發，交會共情。說起來，W教授的家宴別有另外一番風味。他家坐落在灣區紅木城的一座山谷之側，風景優美。我們主要談的是各自過往的學術歷程，W對自己在故國的思想歷程很是懷念，對于故人保持著溫存的良好記憶，他給我提起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北大讀書時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即《讀書》雜志的一篇關于思想開放的標題排在扉頁的文章，他記憶尤深，并讓我回國后轉達他對于當時編輯部主任的誠摯謝意。我們共同懷念起那個中國思想解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代人的青春之風華正茂的時代，由此勾起我們對于很多曾經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和事的記憶，現今回首，不禁令人唏噓和感慨萬千。我眼前的這位老者，其雄文也曾名動天下，但在風雨蕭瑟中，他一路從普林斯頓到哈佛大學，再到楓葉國的UBC，最后落腳在斯坦福，其艱難跋涉的步伐不啻于中國的朝圣山之旅。

恰巧前幾天我在網絡上還閱讀了X教授的回憶錄：我的自學生涯，描述的便是他在中國文G期間的苦難經歷和思想洗禮，與當時我們一聚的家宴雅集交相呼應。我起身到房屋后面的庭院中抽口雪茄，他也一起移步到庭院喝茶，我們坐在半山腰上的一彎穹頂之側，眼看著西方遠處的落日余暉的燦爛韻動及其起伏跌宕，深感中國人追求真理的苦心孤詣和炙熱心腸，這是一個古今庚續、傳承開新的探索之路，他們這一代人年長我十數年，他們的精神旨趣在中國的大地上定會慢慢地滋生發芽，雖然是靜悄悄的、默無聲息的，但卻從未絕緒，而是有待來日的發揚光大。W家的雅集主題集中，懷舊與議新并論，感慨與激越共發，彼情彼景與蒼山夕照交融在一起，使我流連忘返。

當然，斯坦福游學期間最令我感懷的還是我即將離美返國的一次家宴雅集，在我的好朋友Z兄家里，算是為我餞行。這位Z兄，乃是一個認真、低調、慎思和儒雅可親的朋友，大家心目中的老大哥，他時常參加大學的學術會議，也參加各種教授們之間的餐聚和雅集，重在傾聽和思考，輪到他發言，他總是謙虛地說聆聽教授們的意見，偶爾談到自己的觀點，他也是語言不多，但切中肯綮，從樸實的經貿視角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他的略帶靦腆的微笑，在不經意間蘊含著萬水千山的恢弘和淡泊。那次他的家宴，我們談論的自然還是經貿與學術，當時恰是特朗普最新一輪對于中國的關稅提升，經濟學家們討論兩國經貿往來的額度及其受到的影響，還有稅率和匯率等相關問題，而政治學家們關注的則是此次關稅戰的手段、目的與成效，還有國家利益，而我則關心規則問題，貿易規則的國際法權利義務關系，可以追溯到中國的鴉片戰爭，云云。

大家并沒有聚焦在一個話題，而是隨時聊談一些見聞和感知，話到投機或意見相左時，難免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也未可知。和而不同，聚而散落，這是尋常的事情，不過，斯坦福游學之行，對于我來說，還是感受尤深，此時的美國與中國，遠在千里而又近在咫尺，我們每個人也都曾往返于中美之間訪問考察，游覽觀望，所謂從中國看世界，抑或從世界看中國，俱在其中矣。有人云，非洲亞馬遜河畔的幾只蝴蝶翅膀的搖動，就可能引發起遙遠的太平洋沿岸上的一場驚天動地的海嘯。夜已經很深了，餐廳里仍然是談意猶酣，我拿起酒杯，品嘗著這位老大哥開啟的來自法國波爾多酒莊的白蘭地，向他舉杯示意，引來他的會心一笑，是的，這個送別酒會蘊含了太多的內涵，只有那些飽經滄桑的心靈才會感領到蝴蝶效應的社會學韻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