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潤海｜我聽王大任書記談文藝

我聽王大任書記談文藝

曲潤海/文

王大任同志曾是山西省委多年分管宣傳文教的書記。這個角色很不好當。王大任同志卻與眾不同，他已經走了多年了，人們說起他來還是親切地稱呼他大任，大任書記。

1963年11月5日，山西省文藝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開幕，王大任同志代表省委講話，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

1964年9月10日，省文聯辦的讀書會學員結業，王大任同志去講話，是第一次近距離見他。

1964年省文聯讀書會學員，省直和太原：魯克義、高新培、張志安、蘭光斗、孔祥德、溫國文、周吉生、汪遠平、曲潤海；大同：馮池、陸桑（曹杰）、遲之龍、李書彬（笑楊）、張永宜、余繼唐；雁北：于振華、馮震復（震復）、謝慶榮、申守業（申文凡）、王杰；忻縣地區：張瑞亭、劉琦、楊茂林、姜應貴；晉南：孫思義（義夫）、吳昊、張秋生（張蒙）、劉浩、柴松槐、草章（王自強）、文超萬、彭洛文、杜曙波（杜廣獅）、尹世明、趙文臺、宋銳、劉愛都；晉中：武毓璋、陳瑞庭、王廉；晉東南：宋貴生、張海英、崔顯武、趙金城。

1964年夏，忻縣地區在省文聯讀書會學習的同志合影。左起張瑞亭、張啟明、姜應貴、劉琦、邢仁讓、楊滿倉、曲潤海、楊茂林。楊滿倉、邢仁讓、張啟明是來看望大家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省委成立了文化革命辦公室，我被抽到了簡報組。簡報組有組長副組長，我是黨小組長。每天的簡報要送省委幾位主要領導人，重要的簡報要報王大任同志審定，這樣我就開始見到他了。

第一次見他，我報名后，他就像后來史紀言同志（當時的省委秘書長、后來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那樣叫我潤海。頭一個印象：他是一個文雅平易的領導者。這時開始叫他大任書記。

無論如何不應當欽差大臣

1973年12月，省委決定給28個產糧縣和西山地區28個縣中的一部分縣派工作隊，我被派到襄汾縣。12月10日上午，省委常委接見下鄉的同志。大任書記講了三個問題：

一是正確對待落后。落后是相對的，落后中也有先進，過去這些地方都做出過貢獻。落后班子中也有好的。人家不都是豆腐渣，我們也不都是一朵花。

二是要隨時總結經驗。毛主席在晉綏會議上的講話，肯定了那里人民的貢獻。我們對歷史經驗要很好總結，一定要把現實的經驗和歷史的經驗結合起來。晉西北許多縣貧下中農比例劃得小，團結打擊的對象相對多，要采取適當方式扭轉過來。現在是過去的發展，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很好總結歷史經驗。

三是搞好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關系。我們下去要搞糧食工作，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防止本地干部看外來干部。我們是去幫人家，促人家，因此要學人家，先當學生后當先生。還有個上面干部和下面干部的關系。無論如何不應當欽差大臣。”

這一段是他的原話，對我啟示很大。

我到的襄汾縣汾城公社北膏腴大隊，是當時襄汾縣最大的一個大隊，班子成員有能力也有毛病，工作屬于中上水平，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是“幫人家，促人家”，因此過后多年還和村里的人有來往。

第一期結束后，我又繼續在襄汾搞了一期。結束后，我不想再回省委辦公廳，想去宣傳部搞文藝，就給大任書記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批示：“我同意，宣傳部門也歡迎。”這樣我就順利地到了省委宣傳部文藝處。

文學是基礎工業

宣傳部管文藝的副部長是盧夢同志。“文革”前他是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回來后，落實為文化局長。“三上桃峰”事件后，又落實為宣傳部副部長，還管文藝，管的三大塊：文化局、文藝工作室（就是原來文聯、作家協會的工作）、文工會（就是后來的文物局）。三個方面的事輪番研究、處理，當時他正全力以赴抓大同云岡石窟、洪洞廣勝寺、五臺南禪寺的維修。

馬烽同志向盧夢同志匯報，要開創作座談會，研究文藝工作室的任務，座談如何辦《汾水》雜志，需要報告大任書記。我是從辦公廳來的，進出五號樓（常委、辦公廳辦公室所在地）方便，送報告的任務就自然交給了我。

大任書記對文學創作十分重視，他對我說：文學是基礎工業，基礎工業搞得好，其他工業就上得快。在文藝領域，文學可以說是基礎部門。有了好的文學作品，可以改編成電影、戲劇、連環畫，好的詩還可以譜曲廣泛傳唱。文學創作需要大力去抓。他的這個比喻，不僅說明他重視文學創作，而且點到了藝術創作的一個規律。任何一門藝術，如果沒有厚實的文學修養打基礎，很難有大的提高。就戲劇來說，好多經典劇目都是從文學名著改編來的。繪畫講究詩情畫意，也是與文學——詩緊密相關的。

他的談話啟發了我，我當即寫了一篇《抓好文學創作》的短文。文中引述了他的觀點，并且加以擴展，配合文藝工作會議，呼吁各級領導要注意抓好文學創作，使文學創作在整個文藝工作中能掛上號，占有適當的位置；辦好文學雜志和報紙的文學副刊，加強文學作品的出版工作，使文學創作有個陣地；抓好文學創作，要抓好創作隊伍建設。

要搞一支理論隊伍

1975年11月30日，大任書記主持召開宣傳部、文化局會議，討論1976年藝術工作中全國的雜技、曲藝、話劇、音樂、舞蹈五項調演。山西省也要搞五項調演，還要搞學大寨專題調演。文化局提出，全省136個劇團，在“5.23”以前都要創作演出一個學大寨節目。學大寨專題調演，安排26臺節目，每個地區三臺，共2600人。省委宣傳部主要負責人強調說：要通過調演解決學大寨的認識、感情問題。在當時那種形勢下，大任書記不可能不同意這些安排，但是他不贊成一哄而上，他提出開個會，定個計劃。接著他特別提出：“要搞一支理論隊伍。”

這支理論隊伍究竟如何搞，他當時沒有講。1976年5月28日，在全省農業學大寨專題調研期間，他接見各演出團正副領隊時的講話中講到抓隊伍建設。他說隊伍建設，一是演出隊伍，一是創作隊伍。創作隊伍本身要有理論水平。

大任書記提出：“真正提高業務，非開專業會不行。戲曲音樂也可開專門座談會。”他不主張開一攬子理論會，不贊成“在一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他還提出不要集中調演，可以細水長流。

大任書記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重視的。1979年2月中旬，山西省也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小組會的發言中提了一些很尖銳的問題，對省委提出一些很尖銳的批評，有人建議盡快結束，不要再開大會。大任還是決定繼續大會交流，第一天他首先講話。他說：會議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劃辦，充分把話說完，確實暢所欲言。三天半的大會發言他都到會認真聽取。19日下午我發言，左右兩邊坐的正好是大任和賈俊。我發言的題目是《關于文藝問題》，我在發言中談到給趙樹理、趙云龍、《三上桃峰》平反問題；談了對藝術規律的一些理解，如形象思維、藝術民主、娛樂性、商品性；談了文藝學大寨問題；談了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我在發言中也有對他的一些批評，他和賈俊都一直靜靜地聽著，沒有插話，也沒有解釋，大任書記還做了一些記錄。由于他重視理論，對理論工作者也就特別寬容和尊重。

大任書記與我握手

成果與人才分不開

1978年1月，全省文藝工作會議，各地市管文藝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匯報情況，普遍提出人才老化、分散、特別是劇團嚴重青黃不接。

大任書記對大家談的情況很重視，多次插話。他說：文藝工作主要是出人才出成果，成果與人才分不開。培養人才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辦藝校。藝校不要按地區搞，要按劇種搞。演員要按大劇種培養。藝校招生要審查，到學校后再復審，不行就算了。另一方面，與教育部門商量，組織表演藝術班，在學校里弄一個班。縣里辦業余少藝校，在少藝校加藝術表演課。學幾年后看中了可送到藝術學校去，這樣可少出廢品。實際上他提出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辦藝術教育的問題。張煥同志提議開個藝術教育會，他馬上說：“將來開個藝術教育會吧。文學可以開一些專門的座談會，如小說、詩歌等。”

此后，文藝工作室（后來的文聯、各協會）就召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全省藝術教育會于1978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召開，原定450人，實到1150人，開成了一個規模空前的盛會。會議期間，著名老藝術家和教師牛桂英、郭鳳英、李鐵英、鮑云鵬、筱桂琴、花艷君、王愛愛、郝聘芝、黨中萍坐壇講學，最后王秀蘭講干一行愛一行、干一行精一行。這次會議對各地市的藝術教育影響很大。各地市在校內外樹立起一批名師，帶出了一批高徒，基本上解決了山西省戲曲劇團演員青黃不接的問題。

一切創作都應該有山西的特色

大任書記領導山西文化藝術工作幾十年，對山西文化藝術的家底、特色十分熟悉，見解十分獨到，提出的意見就切合實際。他說：“一切創作都應該有山西的特色。有特色的東西，應總結。山西的版畫、年畫是很有特色的。山西的小劇種、歌曲很多。民歌、小戲能搞到的都要搞下來，照原樣搞下來，內容不好也不怕，研究嘛。”“將來開個專業會研究一下。把山西音樂好好搞一下，是音樂界的事。應合起來搞一下有山西特色的音樂，老藝人的一技之長就出來了。有專業的更好，沒有可以搞協作會。這是一種學術活動。”他提出趕緊把山西民間曲調錄下音，再遲就沒有了。當音協主席洪飛說，原來搞了幾本，現在都沒有了時，他果斷地說：“重搞。推陳出新，沒有陳，哪有新！”

當然，大任書記并不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自吹自擂坐吃山空的領導者，他一向關注現實，主張藝術創新，主張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外為我用吸收融會，他以戲曲為例說：“不同劇種，唱法相近可以混合一起到一個戲里，不一定就不協調。”這正是山西四大梆子形成過程中的一條規律。上黨梆子的聲腔至今還說“昆、梆、羅、卷、黃”，但并不否定它的完整性和地方特色。省歌舞劇院的《黃河兒女情》，在全國起到帶頭的作用，也是在山西的民歌民舞的基礎上創新的。

不要隨便槍斃創作

“劇本，只要是有基礎的，就不要丟了，不要像狗熊掰棒子。”“不要隨便槍斃創作。比如把馬烽、西戎作品槍斃一個，肯定對下面有影響：‘人家大作家不行，咱算個啥！’”

大任書記愛惜人才，愛惜作品是有名的。他所以深知藝術創作不是容易的事，是由于他經常親自看作品，哪怕是很粗糙的毛坯，他也看得很細，看了以后一般還要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不僅在山西是這樣，后來到了吉林，仍然是這樣。吉林省文化廳廳長給我說，從你們山西來的這位放在省長前面的書記很有水平，和我們談創作談得很細，不只是談原則問題。

正是這種作風，他把作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他的關系拉得很近，他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大家心悅誠服地接受，就是批評也不覺得是挨整。他的這種作風，影響了山西文藝界其他領導，盧夢、史紀言、劉舒俠、馬烽、西戎、鄧焰都有這種風度，而大任書記堪稱風范。

在吉林，他要我給老虎御史姚天福寫一個戲

1979年，大任書記調任吉林省委第二書記，后來是省委顧問委員會主任。走前他和宣傳部告別座談，不勝感慨地說，他是年過花甲闖關東。和大家在西樓前合影留念。

王大任同志調任吉林省委第二書記，臨行前與山西省委宣傳部的同志合影留念

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看戲，21日晚我去看他。他耳朵聾得厲害，視力也極差，靜靜地坐在房門口的陽臺上等我。我一進院門，他就脫口叫我：“潤海來了！”不一會兒，吳象同志恰好也去了。

他和我們主要談廉政。他要我組織創作一部關于元代御史姚天福的戲。他耳朵聾，說話聲音很高，自顧自說，我們也插不上話。我們偶然說幾句，他也聽不見，由他的夫人師德清同志高聲翻譯給他。

姚天福是稷山人，剛正不阿，好像《臥虎令》（《強項令》）里的董宣，號稱“老虎御史”，很有個性。

我回北京后曾經約了梁波寫。不久看到中央電視臺播放了劉舒俠、華而實寫的電視劇，就沒有再動手。

后來我收到稷山張大魁寫的本子，覺得也不錯，花臉、須生都可以演，推薦給幾個劇團，都沒有見排出來，至今還沒有舞臺劇。

當晚和第二天我寫了兩首詩記錄去看望大任書記的情景，其中一首是：

人約黃昏后，

靜坐待階臺。

但覺門扉動，

脫口潤海來。

1995年1月8日，我給他寄了一首賀年詞：

管岑長白，

天池捧觴；

松花汾水，

逶迤舞狂；

佳節情思，

最是晉陽。

大任書記在太原生病住院，我想去看他，問王昕同志房號，她說已經認不得人了。

留在我記憶里的大任書記，永遠是他談文藝的形象。

2006年8月27日

曲潤海夜于太原家中